标题张元济为何不就京师大学堂总办

　　商务印书馆推出一套《张元济书札》(增订本)，收集了张元济致友人的信札三千二百余件，一百零一万字。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是一份可贵的史料，仔细阅读，可以对张元济的生平、事业和思想作出深一步的开掘。比如一八九八年八月五日百日维新期间张元济致沈曾植的长信(675页-677页)，不仅记述了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经过，对设立制度局的看法，而且还有鲜为人知的史实。当时废除科举、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张逐渐为朝廷接受，京师大学堂成立。张元济被孙家鼐提名为学堂总办，按理，张极力提创新学，主办通艺学堂，由他担任京师大学堂总办应该合乎他的志向，但他未就此职。信中说：“大学堂开，寿州(按即孙家鼐)枉顾，殷殷下问，欲以济充总办。初颇动心，旋知所派提调除仲弢、柳溪外，都不相习，且多有习气者，亦有请托而得者。济知此事难于措手，遂投词谢之。”对照他一八九六年六月八日致汪康年信(620页)，称孙氏“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习气”，其实早有看法，可以确信其为不就京师大学堂总办的原因。这段史实，即便在去年纪念北大百年的诸多文章中，似亦未见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