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理与强权

　　我素不主张“自动化写作”，也不喜欢赶开会的大集。可前些时一整理文稿，涉及“五四”的“时文”竟也写了不少，且又多是为了纪念性的会议而作。——是啊，在大小传统都日渐浮薄的当代中国，能让我们共享心跳的日子，毕竟已经越来越少了。不管它缘起于国庆还是国耻，能让我们体验到狂欢还是悲哀，也就还剩下这么个“五四”，能再让心头涌动点儿什么，记念起沸腾在长街上的无名激情，和闪烁在暗夜中的些许亮色。正因为这样，几乎刚刚过罢新年，这个日子就躲在一厚叠日历中间，大老远地催促着我，要赶早写出点儿什么来，以防到了会场上乏善足陈，或者对着大庭广众不便吐露。
　　因此，先不要争辩其历史意义如何如何，“五四”对于其俗入骨的当代生活，至少还具有这种穿透性、这种短暂苏醒的“间离效果”。它足以让一片熙熙攘攘之声稍事消歇，要求大家即使一年只有一度，也静下心来反省被它约略“陌生化”的总体生活世界。——尽管我们并非不知道，正是为着“五四”的此种特殊性质，这个日子就总要被泼满斑驳的油漆，甚至连它言之凿凿的口号都横遭窜乱，变成了一串儿夹杂着各种不同倾向的套话，但我们也同样有理由窃笑，其实正是这类对于历史的不断篡改，反而暴露出了某种潜在的共识，否则又何必煞费苦心徒劳无益地去掩盖由此凸显的反差与落差？
　　恰恰是在上述前提之下，今年的“五四”八十大庆，才显出了异乎寻常的意义，值得仔细用心去分析和警惕，因为这一天乃是在北约的悍然轰炸中，步履艰难地向我们走来的。跟八十年前鱼肉中国的巴黎和会一样，西方列强再次践踏了一个弱小国家的主权，用精确制导的炸弹不断误伤着无辜的平民，借维护别国人权的机缘来扩张势力的范围。而曾经一心归顺自由世界的俄罗斯，由于落得个势力日衰国微言轻，便只能徒唤奈何地眼看着别人几乎逼到兵临城下。由此，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天平，就难免要从“公理”再次倒向“强权”，而以往那一串儿几成笑柄的套话，也自然要被惯会考试的大学生们越背越顺，竟连先后次序都已不稍颠倒。
　　这种心气变化当然其来有自。便是素爱捉弄人的促狭历史，也很少把圈子老是兜得这么圆。——打从接触西方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世界舞台的真正导演，看成是依仗船坚炮利的蛮横“强权”；此后经由长久绞尽脑汁的“盗火”，才看清那强势背后的“群己权界”，并把它看作普适文明的基准“公理”；可恰值那个正为“自由”弘法的“五四”，这个“进步”世界却公然张口鲸吞，再次迫使注意力集中于深重的外侮；一直到饱尝了闭关锁国的惨痛代价，才又重在“改革”和“开放”之间划上了等号，诚心诚意地想要伸出双臂拥抱世界……没想到风水还继续轮流转：似乎越是低首下心地要向西方学习，这位老师就越匪夷所思地痛打学生，越朝着别人指明的方向寻求着“进步”，那个文明世界就越表现出野蛮骄横！
　　且容我斗胆套一种有名的句式：以上一圈接一圈的原路打转儿，或许正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反复“压倒”？我得承认这种提法不乏敏锐的见地，正是它率先对历史给出了这样的分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的精神陡转，跟前此的“文化运动”或“思想革命”，存在着无法抹煞的严峻区别。不过，如果有缘跟我的老师当面交换看法，我却很想提请他从头考虑一下：不管是从左摇摆向右，还是从右转移向左，这种种有始无终的五心不定，恐怕都不像他说的那样简单，只是由于权宜之计而背叛了“学理”，——体认到当今世界仍要“竞于气力”，由此转而想要探究国家间或文明间交往的规律，恐怕另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学理”罢？
　　因而依愚之见，在学习西方的漫长过程中，之所以兜了这么多圈子，换了这么多重心，那症结恐怕还只在我们自己——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质主义的“西方观”。虽说表层的问题意识总在随时而变，可万变不离其宗的却是，我们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住——“西方到底是什么”，就像握住一把现成在手的裁纸刀。这副偷懒化约的过滤眼镜，正乃理解世界的主观障碍。有了这种业障，尽管前述的种种历史转捩点，原都有可能演成新的精神契机，帮助加深和拓宽对西方的认识，可我们竟只会兜来转去，再三再四地惊呼“上当”——要不就幡然悔悟地唾骂伪君子，仿佛到了莫里哀喜剧的尾声，要不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再次恍然大悟到某种“不二法门”。
　　也恰因为这样，果欲检省此种简陋的思维方式，便再没有比“五四”更好的时机了，惟有这一天才充分展现了对象的复杂。——我们都跟西方打过好几代人的交道了，连圆明园都被烧毁一百多年了，他们要伪善也不伪善在这一刻，要卑劣也不卑劣在这一刻，犯不上每回都这般临渴掘井，对人家重下“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我们必须想到，西方也是由林林总总的人群组成的，甚至其来源比我们更繁杂，取向比我们更歧异，争斗比我们更尖锐。所以在他们那里，也同样并存着上层与下层的吁求、激进与保守的派别、全局与局部的利益、当前与长远的眼光，也同样并存着智慧与愚笨的头脑、宽容与严苛的主张、温和与生硬的做派、谨慎和鲁莽的手法，也同样并存着绥靖立场与扩张倾向、理想主义与现实考量、公众舆论与私下权谋、善良意愿与族群敌意……如果每回都这般“狗熊掰棒子”，只愿意记清西方的一个侧面，那就很难转出这座思想迷宫，只会用缺乏统觉的手指摸着大象，一会儿说它像蒲扇，一会儿说它像树干……
　　更其重要的是，倘能跳出本质主义的西方观，那原本不难发现，我们努力界定的这个思想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偶因的、前途未定的过程。正因其方生方成的性质，他们也面临着许多两难的痛切的抉择，也会干下某种留待追悔的蠢事；而且，就本文所关切的话题而论，讲他们也会失策甚至也会犯罪，绝非只是在不咸不淡的意义上，说一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俗话，而实在是因为在当今的世上，只要人类心智还在被“民族-国家”这种有限的社会形式所羁，那么不管他们处理内部事物时如何，对外都只能表现出自己是“有限的理性的存在”。即便在制度或价值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之间，比如就说在这回联手的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各种形式的明争暗斗，也长期存在着以强凌弱的霸道行径，而一俟加添上种族、文化、宗教、制度诸多歧异，这种争斗就极易被催化为集团性的大屠杀，难怪霍布斯鲍姆要在《极端的年代》中惊呼——“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的、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甚至已经陷入被十九世纪先辈斥为野蛮的境地。”
　　这本来又可以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促使加深我们对西方的总体了解。而且还远不止这些：在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努力去影响它制衡它，并在其“强权”恶性发作的紧要关口，哪怕基于最低限度的国际“公理”，也要力所能及地去抗争它抵制它。由此，那个失去了本质主义笼罩的西方，今后究竟何去何从，在一定的意义上还要取决于它跟我们的文化互动。说到底，这种互动绝非什么“人权”与“主权”之争，或者所谓“UD”(普遍人权宣言)与“UN”(联合国宪章)之争，——其实只须到美国使馆签证处去受一趟白眼，大家就足以确信无疑地了解到，由于国别、种族、信仰、阶层、性别等等的不同，人类至少暂时还不是“生而平等”的；因此就不妨说，至少有一部分人权要具体落实为主权，或者在主权中至少要包含一部分人权。在这个意义上，在理性限度之内的爱国主义(我实在不喜欢“民族主义”这个舶来的辞令)，作为一种既坚韧又平和的族群意识，尽管仍然难免狭隘局促之嫌，却也包含着积极的内容与要素。
　　然则话说回来，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到，由于深受“民族-国家”障眼法之苦，国际社会业已被抛在难以自拔的泥沼之中，那么为了不把偶然的篱笆弄成必然的宿命，致使整个人类在你争我夺中万劫不复，我们就不能用以牙还牙锱铢必报的心态，来夸大和加深彼此的隔膜与误解。正像我们从未自诩为天使一样，我们现在又再次确信西方绝非天使了；但与此同时，也同样没有必要去妖魔化西方，正如我们最反感别人妖魔化中国。最有害也是最幼稚的说法，就是以忽冷忽热的口吻宣布——“这回我算是看透西方了！”慢说那边也有许多朋友在游行示威，批评北约日益失控的空中打击，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道义理由，甚至造成了真正的人道灾难，就算尚有较多的公众与我们看法相左，那也是因为发展到白热化的传媒战，使得两边的百姓全都信息不全，大家在判断上有可能暂执一偏；更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和问题的暴露，他们又并非没有制度上的基本可能，去反思麦卡锡式的歇斯底里，或者麦克纳马拉式的愚不可及……
　　更加要紧的是，绝不能再基于以往的“一根筋”头脑，又从被思考对象的这种单极化，传染出自我定位与认同的单极化，竟致于忘记了对于内部问题的警觉，否则才算是彻底忘了“五四”那天的教训。外来的强权当然在粗暴地触犯人权，因为它竟以“双重”乃至“多重”标推，把一部分人类划为“二等”甚至“末等”公民。然而，正如汤因比那句名言所示，对于任何文明共同体而言，向来都只有自杀而无他杀，所以无论外患看起来多么岌岌可危，都要通过深重的内忧来起最后的作用，来给某个行将灭亡的文明以最后一击。我们必须记得，当年倘非北洋政府作为特殊利益集团暗自忤逆公意，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原本会主动得多，起码使曾经允诺“公理”的威尔逊总统更难食言；我们也必须记得，当年倘非举国上下抗议如潮呼声鼎沸，那些色厉内荏的窃国军阀肯定会再次割土，甚至使孔子的故乡遭遇到李登辉式的归属困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不管“五四”先驱当年理解得是否深入，也不管眼下能否在国际事务中彻底贯彻，“德先生”这个响亮的深入人心的口号，在我们的社会内部都决不能丢，——不仅不能被丢弃，也不能被排列在任何其他理念之后，不管那理念听起来多么正确要紧！这是一个不可凌驾的社会基本准则，也是改革事业的最终发动机。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这个标尺受到了损害，就会由于缺乏最起码的认同目标，而无法激活最基本的社会细胞，无法保持最基本的向心凝聚力，不能在应然和实然之间找出差距，不能奠定和扩大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反倒要失去落实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甚至要失去确保长治久安的惟一利器。
　　还有一层意思需要说明——尽管它在这篇小文里或许太过“哲学”——既然“五四”这一天乃是反思整体文明框架的良机，自然也要包括对既定国际规则的检讨。一方面我们必须感佩地承认，“五四”时期引进的制度智慧，直至现在也都还大有补益，构成了人们认识和应对世界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清醒地看到，“五四”时期舶来的这套话语，也使不少人面对着甚至陷入了许多语词陷阱，造成了相当不少的错乱和蛮缠。归根到底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相对中国乃是一个被认识的“他者”，我们就既不能只靠搬用别人创造的范畴，来阐发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捕捉的自我意识，更不能只靠别人借以自况的特定概念，来体贴思想对象对于认识主体的交互意义，否则就会在思想深处受制于话语霸权，且在精神向度中永无出头之日。——当然，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文化振兴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因为思想之路由此会显得漫无尽头，而真正堪称普适“公理”的东西，更是还有待于被艰苦地思想出来。
附记：
　　此文原为纪念“五四”而专门准备的发言提要，却在会场上临时因故闭住了嘴巴。岂料，散会不久便听说中国使馆被炸，遂使我感到仍有必要把它公布，权且以此聊寄哀恸与愤懑，同时也呼吁冷静与深思。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于京郊乐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