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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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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站远的市政大厦
栏目短长书
作者杨志疆;叶红
期数1999年08期
  上海的人民广场像城市的客厅,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它周边的几幢主要建筑也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显得颇为醒目和意味深长:天圆地方作为历史的博物馆,轻盈剔透作为文化的大剧院,还有庄严肃穆作为权力的市政大厦。前面两处对于广场上的人们来说是亲切而开放的,而后者却只是远远地站着,姿态孤独而陌生,广场上的人们也只是远远地看着它,不便近前,更不便入内。它不属于广场,更不属于它面前的那条车水马龙的大街。
  它是一座灰色的设计考究的建筑。典型的三段式的立面造型,严格的中轴对称,方正凝重,一丝不苟。整齐的方窗,深蓝色的镀膜玻璃,灰色的花岗石贴面,无处不让人感到它的冷峻和高贵。出挑的弧形门厅,据设计者称是可以“让人滞留并庇护于恶劣的天气”的地方,而它面积的狭小与空间的内敛却让人难以识别它的可进入性,更别谈在其中蔽雨遮风了。如今紧贴人行道更是树起了森黑的高高的铁栅栏,不知它何时打开过,以车代步不露脸的人们从边门车道进入,人行道上来往的人们只看到敞厅门口荷枪直立的警卫和这个只有象征意义的所谓正门入口。其实人们走到这儿,根本想不到要进去,警卫、栅栏和紧闭的大门早已使来往的人群望而却步,避之且唯恐不及,就是多呆一会儿也会觉得紧张。这是我们的政府大厦,它在外观上生动地体现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力的特征。
  这种对称的、方正的、灰色的、严肃而沉重的造型几乎已成为我国城市政府大厦的固定形象。不仅各省会城市如此,就是近几年新建的小城市,县、区、政府的办公楼都几乎以类同的形象矗立在那儿,远的不说,就以近几年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例。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里兴建了一批政府办公建筑,如惠州市政府办公楼,顺德市政府办公楼,广州市白云区政府办公楼,黄埔区大沙镇办公楼等等。虽在设计用材,尺度比例,景观环境的处理上不尽相同,但其根本的设计手法和设计思路却基本上是一样的。对称的轴线,严肃的立面,无时无刻不使人体会到权力对于普通百姓的威严。去年曾去广东某地做规划,市政府坚持新的市府大楼要放于“山的脚下,湖的对岸”,尔后架桥以达。桥是轴线,楼是要对称而庄严的。“政府嘛,当然要有政府的架式!”这是市长的原话。就建筑本身来说,它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整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有关。对政府办公楼来讲,其形式又是由权力具体运作的方式来决定的,而根植于民族心理中的对于权力的崇拜和畏惧,势必对设计师的思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布鲁诺·赛维也说:“建筑不单是艺术,它不仅是对生活认识的一种反映,也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写照,建筑是生活环境,是我们生活展现的‘舞台’”。的确,建筑是具有强烈的精神功能的,它不仅反映了设计师的思维与精神世界,而且自它诞生之时起,又对涉足这个场所的人们产生精神的指引。就上海市政大厦来说,它位于上海最大的市民客厅——人民广场,并且是广场的主要标志物之一。它不仅通过其形体参与了广场空间环境的塑造,而且通过其形象参与到人们的环境意向中,这种信息传递加上人们的感觉与历史文化的联想作用,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意义。尽管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要体现民主与参与,在设计构思里曾有这样的介绍:“使用对象主动参与——内紧外松,开放式布局”,“城市景观美的塑造——造型宏伟、平易近人”,甚至还这样说:“现代乃至将来的政府建筑讲求让人们能够无拘无束地滞留于其空间里闲逛、浏览,以体现政府建筑的群众性和民主性。”然而如今市政大厦门前树起的森黑的铁栅栏使设计者一厢情愿的“民主与参与”也被栏死了,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不知他是否会想到他的建筑本身其实何其适合于前面的铁栅栏!这似乎有些苛求,但对于“向权力争真理”的建筑师来说,能做到的也就仅只如此了。事实上,设计者的精神实质会在建筑的使用过程中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设计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于权力和民主的理解,他便无法摆脱在有意无意中亲手毁灭了自己对于表达民主的梦想的命运。
  而当国内大多数城市新建或改建的市政大厦都采取了这种相类似的设计手法时,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审美情趣的趋同一致表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设计已经变成一种“精英价值观”控制下的理所当然。设计者与观者的共同接受会慢慢地将这种本归属于“壮丽的设计传统”。(建筑的目的是向老百姓炫耀权威,向同行设计家和鉴赏家展示设计者的聪颖或主事者的艺术修养。——拉普卜特)变成归属于“民俗的传统”(建筑本身表达着人民的情感与梦想)了,这却并不是一种可以让人乐观的人民的情感与梦想。与此同时,市政厅在一定意义上还体现着城市的精神气质。当城市由希腊时代向罗马时代转化时,城市的市政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腊时代是通透开敞甚至有很大部分的露天结构,适合于全体城邦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而罗马时代则变得高大威严封闭多了,因为那已经是一个开始集权的时代。L·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里说:“坚不可摧的安全环境,可能最终孕育出一个腐朽的统治阶级”。在封建时代,无论皇宫还是衙门,都修建得坚固封闭,戒备森严,与城市的其他建筑和社区远远地隔开,以便可以将独裁的统治变成无所监督下的为所欲为。上海市政大厦位于人民广场近侧,从选址上来说无论如何是一大进步,然而它无论是冷峻威严的造型还是紧闭的铁栅栏和大门,都似乎没有摆脱下意识里对于“安全环境”的塑造——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公众参与在中国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统治、权力与民主、参与共同交织的市政厅,是否可以通过建筑师另外方式的诠释而得以较为完美的表达呢?
  先看几个与我们另类设计的市政厅。
  日本的名护市政厅位于冲绳岛北部的中央地带,是由日本一个追求自然和生态风格的设计团体“象设计集团”(Team Zoo)设计的。作为市政厅,设计者从一开始便想阐释这样的思维理念:市政厅必须要真正地为市民所理解,唯此政府的运作才具有更深刻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为此设计师从当地的民间习俗和民间色彩出发,试图使建筑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环境中去。他们在建筑形体的塑造上运用了一种带棚架的平台,这是该地区的一种特征构造,带状素面混凝土块和镶嵌的粉红色混凝土块所结合而成的墙面也显现出了特别的朴素的民俗特性。设置在屋脊和柱子托架上的五十六只神态各异的陶制守护狮子,更表现出了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整个作品如同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一般显得朴实无华而又平易近人,这里根本找不到所谓权力和威严的表达。非对称的“雁形平面”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连成一体,而建筑师特意设置的各层平台则更是随时可供市民参观和使用,开敞的广场则用作儿童游戏和公共活动的场所。设计者正是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深深地渗透进这个市政厅的设计中,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中心”(而绝非是权力中心),他们用建筑语言阐述了对市政厅的这种认识:“它必须保证成为当地市民的一个日常生活场所。”
  由此不难看出,名护市政厅的设计出发点是以“民”为主,而不是以“官”为主的,以此来体现政府的透明和对市民的关心,其松散和开敞的布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一个市民能在其中参观,儿童能在其中游戏的场所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信任”。这在我们的市府大厦中还只是一种“奢望”。
  与名护市政厅近六千平方米的面积相比,澳大利亚的议会大厦则要庞大得多,它由美国建筑师乔格拉(Romaldo Giurgola)设计,建在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首都规划中的议会山上,该作品可以说是将民主的象征意义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典范之一。它将庞大的体量置于整个山形之中,以此来维护原有规划的自然风貌,两片大曲墙将四个功能区分开,并簇拥起巨大的不锈钢旗杆架。这样远看议会大厦时,几乎就没有建筑,只有一座山丘,一片曲墙和一面国旗,国旗代表国家,山丘象征场所和土地,巨墙标志人的居住,以此高度抽象地表现了这座建筑的象征意义。
  澳大利亚议会大厦设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在于试图用建筑的形式来表达民主的概念。它欢迎所有的市民进入大厦去观看议会民主的运作过程,所以在主入口处设计了很大的前廊强调公众和庆典的入口,其公众性和开放性是很强的。而国会大厦在布局上也无正面背面之分,它广泛地接纳来自各方的人民,高耸的国旗的正下方是参议员们聚会的议员厅,以此来象征“决策过程中的监督与平衡”,这种对民主渴望的构思实在是令人叫绝。由于建筑师在建筑中对于民主的种种体现,以及其本身的开放原则,建成后每年有二百万人前来参观,对于一个政府建筑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成功和莫大的殊荣。
  再看看B·迈耶(Barton·Myers)设计的美国菲尼克斯市政中心。在这里,迈耶着意设计了一个中心广场,作为市民集会和举行仪式的主要场所,从而将大众置于政府中心的象征核心。包括新市政会议厅、法院、市政大楼和市政中心大楼在内的主要建筑都面向这个广场,这就不仅在象征意义上,在空间组织上,而且在功能配置上也使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极富凝聚力的中心。而将该中心的各个组成部分处理成相似的体形与外貌,则是有意地从建筑形态上体现对等级制度的消除。这些层数不高,相互关联的建筑单元为市政中心的各个部门提供了办公场所。整个中心体现出一种和谐、团结和亲切的美好氛围,无论是建筑实体还是空间外环境,都没有刻意去体现所谓的权力与威严。而那条长一六五○英尺的贯穿于整个建筑群的高架水渠更是深刻地体现出市政中心对于市民的独特关怀。强烈的沙漠色彩与浅黄的沙岩表现出日照充足、气候干燥的地方特征,使建筑与环境相沟通,高大的水渠和其在端点形成的常年碧水涟涟的倾水庭园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象征着政府将是市民永远值得信赖与向往的绿洲。
  建筑构思的理念,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当代日趋开放的中国,新的设计思潮和设计团体纷纷登陆。我们有通过国际竞赛而盖起的大剧院,超高层建筑,但在市府建筑的设计上,我们还缺乏一种打破框架和枷锁的胆识与勇气,而这种破立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如果它还那么远远地站在一边,我们不知该说是作为建筑的失败,抑或是作为民主本身的丧失。当市政大厦走近我们而我们也可以走近它的时候,或许才是民主与参与真正走进我们民族性格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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