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座没架成的桥

　　说是一座桥，这儿要讲的其实是有关造桥的事。桥没造成，留下的故事却蛮有意思。这故事就发生在邻国的日本，日本的京都。
　　事情得从头说起。古城京都有一条闻名遐迩的河，叫鸭川。鸭川看上去像一条宽阔的山溪，流水潺潺、清澈见底，不过是无法在里面行舟牧鹅的，它很浅。鸭川纵贯南北穿过京都市中心(略偏东)，在城北分岔成贺茂川和高野川，形成一个大大的丫字型，是京都的一道风景。
　　有河就要有桥。鸭川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包括公路的、铁路的桥，大大小小多至二十四座。
　　这就要说到正题了。原来鸭川上面虽然已经疏疏密密地架有二十多座桥，在市中心的三条大桥和四条大桥(京都以长安城为蓝本，路名亦然)之间，却有一段六百米距离的空白。对徒步而行的人们来说，这是个不便。想要一条步行桥的市民请愿和相关议论在很早以前就被提出来了。
　　造桥筑路事关市政建设，在一个民主制度基本完备的社会里，它被纳入一套多少有点烦琐的行政操作程序中，这是可以想见的。有关在鸭川上建一座步行桥的建议，在一九八○年三月的“京都市综合都市交通设施整备事业调查报告书”中被正式提出来后，十多年中一直就停留在了议论规则阶段。据说是因为有反对意见。
　　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一九九六年秋天。这一年的十一月里，在东京的法国领事馆，京都市长桝本赖兼跟法国总统希拉克谈起了京都的鸭川步行桥设想。素有“文化总统”美称、一向热心于法日文化交流的前巴黎市长希拉克总统似乎对建桥事颇有兴趣，当下便提出可以将巴黎塞纳河上的艺术大桥(Pont des Arts，连结着右岸的卢浮宫和左岸的法兰西学院)的蓝本交给京都，并由法国造桥专家协助日本方面一起在鸭川上建一座艺术桥。
　　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下，巴黎和京都间缔结有友好条约，到一九九八年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为了纪念这个四十大庆，两国间早就在筹备一系列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将一九九七年定为“法国的日本年”和将一九九八年定为“日本的法国年”。按照京都市长的解释，在京都造一座法式的桥，正好可算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交流项目。
　　这么着，造桥计划迅速地便进入到了实质性的阶段。一九九七年二月，市府正式公布了以一九九九年为竣工目标的“鸭川步行桥”(暂名)建设计划，同时在当年的财政预算中拨出了建桥所需的调查费。
　　这看起来有点儿“长官意志”的色彩。不过市长的决策并没超出他的权限范围，原本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所以，决定宣布的当时，倒也没见有“舆论一片哗然”之类的反响。
　　反对的意见却是在渐渐地涌动、汇聚着。终于，七月里的一天，带着反对建桥计划意见书的市民团体来到了市政府大厦。
　　那以后的一年里，围绕着造桥计划，在“市民团体”与“市长·市政府”之间，发生了许多事。那过程不很简单，这儿不妨先把结果交待了：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京都市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鸭川步行桥计划“白纸撤回”。传媒惊呼道：行政决定了的、且已经着手了的事业计划，因为市民的反对而撤回，这在日本几乎是个“异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特异的例子是怎样出现的。
　　前面讲到了，市长的决策既符合制度，也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本来，市长的决策权是选民给的(日本的地方行政长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市政建设并有专门的机构、专家具体负责，那里面包括有“美观景致审议会”及其下属的各个“专门小委员会”。况且造桥的事早有市民陈情在先，决策前市府也和当地一些民间组织作了一定的沟通。不用说，计划方案、经费预算全得提交京都府、京都市两级的议会批准通过。否则连纸上谈兵都是困难的。
　　那么反对建桥计划的“市民团体”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由市民自发组成的以参预、监督市政为主旨的压力团体。不过有意思的是，从媒体的介绍看，最早起来积极地反对建桥计划的，有一些是穿着和服、化着白色厚妆的舞女(艺妓)，还有一部分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他们在这个都市都只能算是一种边缘性存在，但前者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标本在京都已属硕果仅存，后者是些日式东洋文化的向往者，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京都住木板屋、睡榻榻米，为的就是品尝日本文化的原汁原味。这些人组织有“京都文化守护”团体，他们反对建桥计划的一致理由是：法国式的铁桥会破坏古都的文化景观。那些西洋人并一再强调：京都不只是日本的京都，它属于全世界。
　　如果光是这些群体，想来反对运动是难成一定气候的。从后来的大致情况看，起码有以下几种力量介入到了反对运动中去，从而使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力量包括市民运动家、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反对党政治家。由于这些人的参加、发动和组织，建桥反对运动很快形成相当规模。他们提出的反对理由，除了桥的风格问题以外，还有一条则是：市政府在规划决定之前没有广泛征求市民的意见。
　　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运动的性质已经稍稍发生了变化。就是说，桥的问题，不再只是个要不要造、或采什么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市民能不能参预、影响行政决策的问题。
　　这事涉及到了文化事业和民主政治的几个复杂问题。首先，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古都，京都到底是京都的、日本的，还是世界的？这看上去并不矛盾，可当人们必须为这个都市的命运(哪怕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作出某种决定的时候，该由谁来为它负责？其次，京都到底该是怎样的？它是什么，又该成为什么，这些应该由谁来定义和把握？把问题移到政治层面来看。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交哪个国际组织来裁定，也不会由中央政府来定夺。京都的属于市政建设的问题只能由京都人自己来考虑、决定。
　　现在的问题是，该由京都的什么人来决定。在民主选举、专家参预等等制度化以后，市民还能作些什么又该作些什么？
　　鸭川步行桥的事把这么个大问题提到了京都人的面前。无论是市政府还是市民团体，似乎都意识到了市民意向对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一年中，市政府和市民团体都在致力于向市民说明各自的与这座桥相关的文化理念。市政府展出了桥的造型设计，强调它并不是法国艺术桥的简单模仿，而是结合了日本文化、京都风情的再创作。它不仅有利于日法友好还可以为京都开辟新的旅游景点。并同时设计了三种造型让市民作选择。而市民团体则将市府官吏的主观、仓促的决定斥之为既有违京都文化风格、更无视民意的“愚举”。市民团体动用了包括集会、街头宣传、散发宣传品、发动签名运动等种种方式来提高市民的参与意识和对“京都风格”的文化意义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双方都搞起了民意测念——用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决策的正确性或反对运动的正当性。其实这类意识调查即使所提问题完全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或不同的对象那儿，都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更何况问题的设定有着立场、角度及含意等的种种讲究，其答案所能反映的也许很有限。事实上双方的民意测验也确实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各自预想的结果。然而这样的调查，毕竟促使市政府开始注意起了一般市民的意见，而市民团体(有的是大学教授主持搞的)的调查，也确实将市民的一些意向反馈到了行政和全社会。
　　市民的选择意向和反对意见对市政府的决策多少产生了影响的。不过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法律上，它们都不能直接取消或改变行政和议会的既定方针。虽然市民团体的一项民意测验证实了百分之六十四的市民反对建桥计划，而且有关建桥的议论已经扩展到了日本全国。市政府的步行桥计划还是顺利地获得了议会批准的六亿日元的建筑费预算，工程就定在夏季上马。作为妥协，市政府一是表示尊重民意，在三种大桥造型设计方案中取最接近于日本风格的一种；二是照顾到每年夏天鸭川上举行的传统的纳凉活动，将原定的开工日从七月份推到九月份。之后，面对越来越高的反对声，市长又表示争取年内动工，但不强行施工。
　　六月里，反对建桥的市民们实行总动员，各种市民团体纷纷聚会鸭川边，人们在两岸手牵手拉成人墙以示心迹。由市民组织的“法国艺术桥市民投票会”召开总集会，决计在动工前实行居民投票，让京都的居住者来决定建桥计划是该上马还是该停下。
　　公民投票，这在美国、瑞士等国是对行政具有法的约束力的表决方式，但在日本它只可能作为一种民意去影响市长和议会，投票结果不具备任何法律效果。然而对于市民运动而言，这几乎已是一种最终手段了。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一种对抗的姿态的表示。
　　这一种姿态终于有了结果：在八月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市长表示，缺乏民意基础的市政建设，不符合京都市的一贯姿势，也于日法友好无益，所以决定撤回计划。
　　这样一个结局，让人多少觉得有点意外。在一个以官僚制度的力量强大和公民的顺从为世所言说的社会，因为了一座桥，一个文化景致，会有这么一个“异例”出现。这似乎是需要点解释的。
　　一些人说到了京都的风气。早就有驱逐恶官骄傲历史的京都市，如今作为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集中的地方，在政治选举和地方自治中，常显出些与日本其它各地不同的性格特色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就如人们都知道京都是个著名古都一般。
　　但仅凭这些，市民运动家们能做到哪一步呢？这也难说。事实上在这次的反对运动中，市民团体不仅借助了包括本市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内的市民的力量，还借助了另一种特殊的势力——社会文化名人——的力量。今年三月里，三位签名运动的发起人给全国各地一千五百位(一说一千八百位)文化名人发出了“反对建造巴黎风步行桥呼吁署名书”，结果得到了其中三百多人的回电、回函，包括作家阿川弘之、漫画家井上雅彦、著名歌手桥幸夫、电影导演山田洋次、歌舞伎大师市川团十郎……在日本都是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可否认，这许多文化名人的反对，是导致市政府最终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毕竟这是要在文化的古都造一座艺术的桥。
　　只是这举措与市民运动的本意，就有了点歧意。这当然不是指名人们的住址或发言的正当性，而是说他们是以一个特殊的群体、以一群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集体登场的。这些人之所以被请求发言，他们的发言之所以能产生特殊的社会效果，是因为他们属于日本文化界拥有至上权威的一个族群。在这儿，市民运动家们实际上已经在借用一种权力去对付另一种权力了。
　　而那么多的人，会为了一座桥的风格拍案而起、慷慨陈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京都该保持它的古典特色，可京都造西洋式的、现代化的建筑早有先例。京都的市府大楼就是西洋式建筑，崭新的京都车站堪称领导日本新潮流。可是历次的市政建设反对活动，都难积聚起如此的能量来。
　　作为口号，这一次“京都不需要法国的桥”成为了一个符号。这符号里蕴含着的民族主义意味，沟通、打动了许多的人。希拉克凭什么要把法国的桥造到作为日本文化象征的京都的鸭川上来？法国人会在塞纳河上建一座日本式的四条大桥吗？一位记者冷嘲道：“去年举办‘法国的日本年’，日本在法国只不过是公演了能剧、歌舞伎，再就是放了些烟花。百济观音也算是在卢浮宫美术馆里展出了一个月，可事毕就运回了日本。永久地留在巴黎的东西一样都没做。”
　　这位记者遗漏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早在法国的日本年之前，希拉克就让日本在巴黎市中心建造了一座“日本文化会馆”。会馆大厦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气派、显眼，每日里向法国人和到巴黎的各国游客展示着日本的文化。
　　说起来，如今的日本已不是明治当初了(明治时代鸭川上的四条大桥曾是西洋式的，这次市政府还特意仿那座桥的式样设计了一种造型)。今天的日本的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人家来了解、接受日本的文化。这种心理恐怕不是其它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什么的国家的人们所能深切理解的。有点儿自作多情的希拉克，确实让不少日本人生出了类似于对文化沙文主义的反感来。
　　当然还是有人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提出针砭的，虽然不多见。法国文学研究者杉本秀太郎指出，说巴黎风格的桥不合适鸭川，这是排外情绪的反应，反感的深处是国粹感情。他还认为反对意见中夹杂着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怀旧主义。居住在东京、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文化名人们，还有那些自称为知日、亲日的西洋人们，希望京都永远是古风旧貌，窄窄的小路、低矮的木屋，柳巷花街，让他们有心情来此一游时，能重温那一种“日本情绪”。一些人其实不只是反对造法式铁桥，他们反对造任何式样的新桥，他们压根儿就不要古城有任何变化。他们对京都市民的真正要求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希望京都能留给他们一个梦幻。
　　一个市民运动获得了胜利，一种文化理念占了上风。有人将京都称为日本国民的心的故乡，而三条、四条及其那一段的鸭川则是京都大景观的最后的堡垒。那么，鸭川上到底该不该造一座步行桥、永远的古都又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留给了京都人、日本人，也留给了对这类事感兴趣的不太相干的忙人和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