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公正”的三个层次

　　现今，大家对“公正”问题十分关心，我认为，“公正”分三个层次，中国需要解决好这三个层次的公正。第一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公正，第二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分享地球自然资源与世界市场份额的公正，第三是我们这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利益的公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绪论中，是这样阐述他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的：“我们应该在两类关系当中划一条清楚的界限：一类关系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一类关系是在不同社会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涉及的是“空间”上的问题，研究社会问题还要从“时间”上去探讨(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末风等译，一九九七年版)。由此思路，第一层次的公正问题涉及“一个社会内部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次的公正问题涉及“不同社会的彼此之间的关系”。以上两个公正问题属于空间领域，第三层次的公正问题则涉及“时间”领域。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过程公正(尽管是形式上的)，商品就不能等价交换，投资机会就不均等，那么市场效率也就荡然无存了。社会中每个成员、每个集团在市场竞争中遵守公正规则，是确保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程公正才能有高效率，这已经被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证实。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成功所要求的第一个层次的公正。
　　不过，发达国家的市场公正所确保的效率也正是他们不公正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财富的优势所在。发达国家的市场公正原则是他们不公正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必要条件。同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又支撑着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保持高效率。对发达国家来说，市场公正原则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正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这两个公正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只要保持本国市场公正和确保南北不公正关系中的强食方地位，发达国家就能高效率地利用地球上百分之八十的资源来维护他们占地球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的富裕生活。两个公正性问题中只要有一个变质，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然而，这两个公正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意义和对中国的意义却大相径庭。他们的公正逻辑对中国来说正好相反：我们的市场制度还远远未能公正，在国际南北不公正关系中又处在弱肉方地位。不公正的市场只能是低效率，低效率的经济又怎能改变中国在国际南北不公正关系中的弱肉方地位？这种地位使得中国的经济效率即便有提高的可能，也难有提高的实现。尽管当前我国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但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并非“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和“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来喂饱起飞的经济。与发达国家公正地分享地球自然资源财富和世界市场份额(如中国以合理条件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凭借市场公正所确保的高效率，重新成为一个繁荣富强大国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中国为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民族复兴所要求的第二个层次的公正。
　　现在看来，由于其他制度都不那么成功，实行市场制度肯定是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但是必要条件并不等于充分条件。要富强必须实行市场制度，然而实行市场制度并不一定就能富强。对此，第一个在理论上阐明市场制度理性的亚当·斯密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一七七六年那本提出“看不见的手”论点的著作中，他把“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看作是“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的东印度通路的发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而不是诸如一六八七年牛顿发现物体运动三大定律或一七六五年瓦特发明蒸汽机那样的事件。这说明他非常清楚高效率的市场制度所依赖的生存基础。
　　我们今天学习西方市场国家的生意经，却不能模仿西方国家当初作生意的方法，资源紧缺可派士兵去抢夺；市场饱和可派军舰去扩展。至于后来的资本输出，则比商品输出更有利。与商品输出相同的是，资本输出消耗的也是他国的自然资源，产品消费完后成为垃圾也是留在他人土地上，输出国得到的是可以兴风作浪的金融财富。与商品输出不同的是，资本输出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也从资本输出国转移到了输入国。所以，消耗自然资源最多、产生污染最严重、造成垃圾量最大的发达国家，其本国的生态环境却最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批评“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时，朋友们都要纠正我的观点(关于宣称“无限制资本主义”时代正在到来的论调，参见王锐生文，《哲学动态》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亲身体验，恰恰是市场制度较完善国家的环境状况比中国要好得多。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把发达国家在第二层次不公正上的获利当作他们在第一层次公正上的成功。公正的市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确有控制污染的功效。但值得强调的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市场不完善。恰恰相反，主要是那些较彻底地实行市场制度的发达国家把人类的生存环境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开发资源和排放污染造成了损益各方利益上的对立。市场制度在一个社会内部调整这种对立关系的功效(如王跃生在《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上向我们介绍的“有效的思路和可操作的方法”)，并不能在国际关系和当代人与后代人关系上起到多大作用。在第一层关系上，是得益方赔偿受损方。在第二和第三层关系上，却往往是受损方赔偿得益方。对这种逻辑，中国人已深有体会，全世界的后代人也将会有深刻体会。
　　分享地球自然资源的不公正并不仅仅反映在“不同社会的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层次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掠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由于没有扩展余地而只能对自己生态资源的掠夺，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的空前恶化。长江泛滥，黄河断流，空气污染，垃圾成山，耕地锐减……。所有这一切，不仅影响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快快地砍树，多多地造车，痛快地遗弃，大量地开发的确令我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可是市场经济这种“无限制”高效增长的合理性却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今天的财富就是明天的垃圾。我们这代人凭什么把财富留给自己，把垃圾留给后人呢？平衡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地球人所要求的第三个层次的公正。
　　公正保证了市场效率。率先实行公正市场的发达国家，凭借高效率的经济实力占据了掠夺世界资源的制高点。发达国家采取国际关系中极其不公正的手段使本国繁荣富强起来。为赶超西方，发展中国家努力建立公正的市场制度，希望凭借公正市场的高效率摆脱贫穷。但此时世界早已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后来者既没扩展余地也无扩展实力。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向自己开刀，掠夺自己的资源和污染自己的环境。发展中国家的饮鸩止渴和发达国家的贪婪霸道导致生态环境全球性恶化。地球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严重地损害了人类后代的利益。这三个层次的公正既分别反映了三种关系，又是互相联系的。
　　对发达国家来说，三个层次的公正问题是逐次展开的。他们是前两个公正问题的大赢家，只是遇到了第三个层次的公正问题时，他们才紧张起来。因为中国是在文化传统中公正要素贫乏、国际格局中属于发展中国家、地球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条件下走向改革开放的，所以我们一起步，三个层次的公正问题就交错缠绕，一拥而上。但是，三个层次的公正问题同时出现，并不应混淆我们对其中任何一个层次不公正的清醒认识。而且很明显，反对任何一个或二个层次的不公正都不会否定对另外二个或一个层次不公正的批判。既然如此，那么强调揭露抨击第一个层次不公正(如卞悟)与强调剖析批判第二和第三个层次不公正(如乐钢)之间又有什么原则分歧呢？用公正三层次的观点来读他们的文章(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九期，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似乎并不针锋相对，而且在各自所关注的层次上都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