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个性与“文化认同”

　　去年秋，我是在拖了很久之后才买了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法文译本，因为早在一九九三年亨氏曾发表同名文章，招来海内外华人学者一片声讨，自以为对其观点已经了解。不料开卷一读，发现事情远非声讨者们所归纳的那么简单。
　　亨氏以“文明”或“文化”的差异及冲突作为理解世界格局的“范式”，认为人类之有差别是因“文化”而非因种族；“文明”应以复数计，不存在一种单数的、世界性文明；西方文明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并不具有世界性；“进步论”或社会进化论关于人类社会单线进步的公式并不成立……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文化理论界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需要点明的是，亨氏上述观点，可谓词词句句看得见法国文化理论泰斗莱维－斯特劳斯的影子，只是把后者强调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推演到“文化的冲突”。
　　不久，得悉此书已有中译。怀着兴奋，购来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与法译本相比，中译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简直面目全非。若以法译本来判断中译本，显然不足为据。于是最近又购得英文原著，终于发现该中译本存在严重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令人扼腕太息。
　　对于英文著作的翻译，像我们这种法文专业、英文只是第二外语的人，原本插不上嘴。但我发现《冲突》中译本把原著两个根本性概念翻走了样，并且由于误译和翻译技巧的问题，原著许多关键而醒目的词句，在中译里都湮没在芜词杂句中，还有很多显然是疏忽造成的错译。因为《冲突》一著非常重要，遭到如此毁容，兹事体大，所以不得不插上一嘴。
　　首先，中译本把原著全力强调的“文化个性”，都误译成“文化认同”，英文identity意思很明确，是指一个人一事物区别于他人他事的内在属性：“个性”，“己性”，“特性”，“身份”等，无论如何都与“认同”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认同”是人们对外在事物表示“认可赞同”。译者之所以把“文化个性”都译作“文化认同”，与学术界眼下正时髦“认同”一词有关。什么叫“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其实不过是“自我确认”，“自我定性”，自我搞清楚“我是谁？”自我验明自己正身而已。中译本里，“认同”比比皆是，但不知所云。试举：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4页)”；“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30页)”；“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129页)”……等等。这里的“认同”都应译为“个性”。最后一句还应译为：“这个答案，即该国的文化个性，决定了该国……”
　　“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5页)”，其实只是“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个性(their western identity)。”
　　在当今西方，讨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个性”是一个重要话题。这是因为，随着二十世纪一个主要意识形态的衰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认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个性”。这一现象，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冲突》一著的主题就是讨论文化和“文化个性”，中译本如此将“个性”译作“认同”，将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严重误解。
　　中译本对原著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译，是将“撕裂的国家”译作“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也是原著第三部分第六章一节的标题：“撕裂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所谓“撕裂”，是指一种“文化撕裂”，“文化精神分裂”。就是说，一个具有特定文化个性的国家，忽然有一天对自己的文化感到不满和自卑，开始崇尚另一种文化，并竭力抛弃自己的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变。然而，这种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于是变成一个文化上“撕裂的国家”。
　　书中举了三个“文化撕裂”的国家：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进行了前后不同形式的“西方化”。结果是，俄罗斯在科学技术的“西化”上取得相当成功，但文化上的“西化”却未如人愿。俄罗斯民族原有的东正教背景和“斯拉夫主义”，依然在深层抗拒着西方文化，造成文化“撕裂”。尤其当年俄罗斯涌起“民主化”或西化“大潮”，西方却冷冰冰拒之以“非我族类”，迫使俄罗斯回过头去反思自己的文化个性。土耳其也一样：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尤其是“二战”之后，土耳其在政体、教育、社会体制等文化层面，实行全面西化。然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影子和伊斯兰的宗教传统，始终留在土耳其人的文化心理里，同时也留在西方人的历史记忆里。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竭力想加入欧盟靠近西方，但遭冷遇。墨西哥则犹豫在原有西班牙文化传统的拉丁美洲和新教资本主义的北美洲之间，经受着“撕裂”。
　　亨廷顿没有算上中国，但中国何尝不是一个“文化撕裂”的国家？中国有大量的知识“精英”何尝不是“文化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国现代所经历的各种社会“革命”和“运动”，何尝不是西方现代精神与深层的中国文化精神之间的阵阵“撕裂”？
　　“撕裂”就是“撕裂”，绝非什么“无所适从”。原著英文为：torn(tear的过去分词)，法译本直译为déchiré(撕裂)，中文里也有“撕心裂肺”、“撕肝裂胆”的形容语。用“撕裂”，不会给人以生造词的感觉。相反，“撕裂”的意象是多么生动，多么强烈，带有多少“痛苦”、“煎熬”、“悲剧”的意味！而“无所适从”，既不忠实原文，又显得轻描淡写。
　　我本想在中译本中寻找一些在法译本中显得很“跳”的语句，粗粗看了其中第一和第二章多一点，结果发现这些语句太多地被泛化，甚至消失不见，同时也发现译者既英文水平不胜任，又漫不经心。试举其理解、技巧和疏忽三方面的问题。
　　理解错误：“……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28页)，“装扮”只是英文pretend to的一个意思，这里应译为“……自命(自称)是一个国家的文明”；
　　“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是无用的”(41页)，英文是：he had no use for……，译者看见这里有个“no use”，便想当然地译成“无用”，其实这里是一个片语，意为“厌恶”，“排斥”等。还有将“unity of history”译成“统一历史”也不确切。这里整句应译为：“他不愿承认历史的单一性。”
　　英文relevance有“关联”和“恰当”两个意思，而译者在本应译为“恰当”的地方，几乎一律译作“相关”，令人不知所云：“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影响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43页)，可说是错错相碰，将profound(深刻)错译成“基本”，又漏掉“不”字，于是成为天书。其实英文很简单：“……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浅薄的事情。”
　　技巧问题：“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与多元文明的分歧……”(24页)这里应译为“本书关注的是复数的文明，但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因为文明应以“复数”(in the plural)计，而不应从西方文明出发，假设有一个“单数”(in the singular)的世界性文明，这是亨氏和莱维－斯特劳斯都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以国内有些滥用的“多元”来译“复数”，不能算确当。
　　“并不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39页)，译者把“other”译成“其他”，其实已不是技巧问题，而是又一错译。应该是：“并不意味这些社会将引进另一个西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民主。”一个西方意识形态破灭了，并不意味着“另一个”西方意识形态将在全世界凯旋，这样一层重要意思，被中译本弱化得几乎看不见。
　　“二十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40页)英语里的“great”，未必都译成“伟大”，这里仅仅是“大”的意思。
　　疏忽错误也举三例，都是不应该犯的。第35页：“思想和哲学从一个文明……”这里“哲学”的原文是“技术”(technology)，译者将其与phi-losophy相混。第40页：“地区与国际政治的分离”，应该是“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分离”。译者眼花把religions(宗教)看成regions(地区)。再往下五行：“六十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九十年代的十二个以上的世界。”原文是“半打”，译者看成“一打”十二个。如果译者稍微动一动脑筋，有一点逻辑，就不至于如此。
　　所以，这样一个中译本完全不能真实地反映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基本思想。尤其，亨廷顿在中国遭受着某种程度的片面理解，他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如果读者有机会读到一个更加忠实原著的中译本，或直接读原文，人们肯定不会得出这么简单的结论。
　　在当今热热闹闹的经济至上的喧哗里，文化的声音几乎无闻，文化的重要性罕有被提及。西方媒体更是有意把一些文明(文化)的冲突，打扮成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如中美间的“人权”纠纷)。而亨廷顿提出以“文明”或“文化”作为观察世界局势的根本角度，认为“人们正在根据文化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个性”，应该说是目光清醒，难能可贵。
　　随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世界上众多的国家被迫或主动地转向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寻求自己的“文化个性”，试图在文化上重新自我定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显见的国际现实。同时，各国日益以文明或文化为单位重新归类，区分敌友亲疏。从前是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结盟，今日则以共属于同一种文明而亲近。
　　戴高乐将军有句名言：欧洲的疆界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就是说，欧洲包括了俄国的一大部分。不幸的是，这只是地理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欧洲。在文明或文化意义上，却有两个欧洲：一个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欧洲，结为“欧洲联盟”，另一个是东正教斯拉夫文化的欧洲。两个欧洲在文化骨子里如隔深渊。
　　最近这场巴尔干战争，实质上是西半个欧洲与美国联合而成的“西方”文明，对东半个欧洲“异族类”文明的战争，所谓“我们”和“他们”的战争。“我们”代表了正义，文明和善，“他们”则是野蛮和邪恶。
　　正因为此，法国议员们可以振振有词，必须以“人权”和“自由”的名义，去打击“独裁”和“恐怖”；总理若斯潘可以铿锵有力地为法国参战做解释：不能对“野蛮”听之任之；总统希拉克可以义正词严：盟军打击的是“极权主义”，是对“我们的价值”所构成的威胁……
　　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将敌手戴上“前共产党人”、“斯大林主义者”、“独裁”、“极权”等冷战意识形态的高帽，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凯克帕里克夫人更将塞族领导人称作希特勒和波尔布特。
　　但在一些地方，人们还是能闻到“文明的战争”的声息：有人称塞族“受到一种变态团结的支持，它时而称作东正教，时而称作斯拉夫，时而称作共产主义，或三个名称同时叫”(Ismail Kadaré文，见《世界报》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教授兼作家Julia Kristeva则在题为《东正教的神秘重负》一文中直言：“我们面对的是文化的差异，如果不是文化的鸿沟的话”，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潜而不露的宗教战争”(见《世界报》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八日)。
　　透过这场战争的硝烟，人们其实不难看到亨廷顿的影子。只是亨先生并没有在那里鼓吹战争，倒是给人们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深刻原因。
　　己卯春于巴黎国际艺术城正名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