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街道的形而上学、诗及其他

　　一些人对街道总有着特殊的兴趣。比如德国作家本雅明的一本书就叫《单向街》。他用情人的名字为这条街命名，并称这条街穿过了自己(作者本身)。这种说法很特别。书的结构也名副其实，听听其中的一些篇目——“加油站”、“早餐室”、“墨西哥大使馆”、“中国古董”、“五金店”、“天文馆”等等，就像是逛街，两边还有橱窗。一位评论家说，《单向街》“展示着最新春季样式的形而上学”。
　　还有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他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三本诗集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几乎和本雅明如出一辙。像《南城》、《圣马丁广场》、《空荡的客厅》、《肉铺》、《拱门的哀歌》、《城南守灵夜》等等，有的诗的题目干脆就叫“街道”、“陌生的街道”、“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为西区的一条街道而作”。又过了三十年，博尔赫斯才出版他的第四本诗集《诗人》(一九六○年)。此后的诗集中，不再有先前的那些题目，更多的是“玄想”诗，如《梦中的老虎》、《死人的对话》、《循环的夜》、《玫瑰与弥尔顿》诸如此类。我想这和博尔赫斯的视力逐渐减退有关，虽然他曾经说过“我是这街巷的惟一见证/没有我的凝注，它将荡然无存”(林之木译)，毕竟，这只是诗而不是事实。
　　街道是永恒的。它是城市的血管，越密集、越粗大、越丰盈，城市就越有活力；然而它不是封闭的，因此看起来更像河流。它喧嚣、流动、易逝，裹挟着各种各样可疑的漂浮物；它是轻浮的，似乎还带着盲目的欢快，于是它吸引着远离故土的漂泊者；它不适宜静观，像你常常在一泓湖水旁那样，它鼓励人行动，而不是沉思；它总是不停地冲刷着、更新着，如同追赶着什么。在本雅明的柏林、巴黎和博尔赫斯的阿根廷，他们还共同感觉到，城市街道组成了一个纷扰而巨大的迷宫，使他们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本雅明漫步街头，不大像作家，更像个“游手好闲者”。他目光游移，混迹于拥挤的人群中。脚下的路，比他想像的要曲折、复杂、迂回得多。他并不惧怕迷失，相反，他在街道上所有的忙碌，正是为了练习“迷失”。在《世纪之交的柏林童年》一书中，本雅明写道：“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我在生活里很晚才学会这门艺术：它实现了我童年的梦想，最初的时候，我把练习本吸墨纸上的墨迹想像成迷宫。”本雅明这种近乎顽童的游戏态度，不禁令人着迷。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绘制了一幅个人生活地图，酷似一座迷宫，上面标着出入迷津的关口。
　　博尔赫斯和本雅明一样，都喜欢地图、沙漏之类的小玩意儿。但是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和我》的文章中，只承认“我”是留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那个人，而博尔赫斯是另一个有作为的人。他说，“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忘却一切或者归于别人。他并非有意故弄玄虚地声明，在“我”和博尔赫斯之间，不知是谁写下了这篇文字。他时时处处表露出对荒谬的感觉，当双眼近乎失明时，他被任命为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自嘲命运在赐予他八十万册书的同时，也赐予了他黑暗。
　　虽然博尔赫斯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间曾短暂地在日内瓦求学和到欧洲旅行，但他在诗中仍疑惑地把自己当作外地人：“那个外地人以为到了自己的城市，/出去时却惊异地发现不是一回事”，“想起阿伯丁或者莱顿，/对他来说，那些城市比这里更逼真”。他不厌其烦地在街道上寻觅，甚至写了一篇《马车上的铭文》的随笔，搜罗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马车铭文”。就像一个万花筒，囊括了谜语、俏皮话、格言、回文诗、双行诗，以及符号和马车家族千奇百怪的姓氏。其中有些例子，如“有灰烬的地方一定有火”，“别为逝去哭泣”，一辆跑长途的马车上居然刻着“孤独”，你简直想不到在这样的阶层，也有如此凄楚和莫测高深的喟叹。
　　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游手好闲者”原本是本雅明给他的封号。当然，他并不是一个在街头看热闹的人，而是天然地把自己与那些攒动的人群融在一起。他说：谁要是在人群中感到厌烦，谁就是蠢蛋。他声称可以像地质学家分辨岩层那样，轻而易举将街上的人按阶层划分出来。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人群里漫游，只有保持着孤独的人才有这种特权，才配“享受人群的美味”(波德莱尔语)。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谁不会使孤独充满人群，谁就不会在繁忙的人群中独立存在。”(《巴黎的忧郁》，亚丁译)
　　波德莱尔在街头找到了拾垃圾者的形象，并把诗人同这一形象联系起来。他在文章中描绘：“此地有这么个人，他在首都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被它鄙弃，被它踩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仔细地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本雅明极为赞赏这种联系，认为诗人和拾垃圾者确有两个相似之处，一是都与垃圾有关，二是两者都在城市居民沉睡的时刻孤寂地操着自己的行当，甚至两者的姿势都一样。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就这样开放在巴黎的锦衣绣榻和灯光幽暗的街道上，他把诗人的工作场所从田园迁回都市，在看似并不高贵的题材中表达了尽可能的优雅。诗人的这几行诗，或许是他对人群的永久一瞥——“而当我瞥见一个衰弱的幽灵，/穿过巴黎这熙熙攘攘的画面，/我总觉得这一个脆弱的生命/正悄悄地走向一个新的摇篮。”(《恶之花·小老太婆》，郭宏安译)
　　当本雅明说“单向街”穿过自己时，实际上已经承认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对于有收藏癖好的本雅明而言，那条街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我从博尔赫斯的诗中看到，他恰好有另一种意愿。他说：“我们临终之前/已经有了地狱和天国/就在这个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是一系列模糊的形象/仿佛专为遗忘而设。”不管怎样，他们已经把无数后来人引领到大街上。不同的时代，也许并没有将垃圾变为珍珠，可是谁在乎呢。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是另一个本雅明和波德莱尔，或者兼而有之。他和本雅明一样，对城市有着独特的洞见。当他徜徉在东京时，就像观察急流中的旋涡，得到两个发现。他发现东西方的都市都有一个中心，西方城市的中心聚合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教堂、法庭、银行、商场等。罗兰·巴特说，人们到市中心就是去邂逅“真理”；东京的市中心则是一个禁城，天皇住在里面，人们见不到他，但所有的车流和人流都围绕着他。城市的中心是空的。罗兰·巴特认为这是一个悖论。
　　对于大众的关注程度，罗兰·巴特一点也不逊于波德莱尔。在相同的视野中，他的雄心使他建立起另一个学科。曾经行走于诗人笔下的众生，不，还有波德莱尔根本不曾见过的广告牌、时装、化妆品、流行音乐、影视等等，都被罗兰·巴特搜罗殆尽，成为他的符号学材料。他和波德莱尔处于同样的人群之中，他们最为一致的就是都保持了清醒的孤独。罗兰·巴特说：“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听得出，还是《恶之花》的口吻。
　　当曙光从林荫大道的尽头升起，被时光磨损的路面又一次被照亮，隐匿的写作者们充满了预感。他们一定是被更高的使命启示。
　　二○○○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