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

　　世界大战引起武器和技术的革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引起经济学思想的革命，产生了凯恩斯主义，此后才有了宏观经济学。同样，最近世界经济的动荡，也引起经济学界的反思。动荡时期的特点是平时受主流派或学院派压制的各种“异端邪说”，纷纷揭竿而起，讨伐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教条。
　　美国德州大学的詹姆斯·加尔布雷斯(James K.Galbraith，不是更有名的John K.Galbraith)最近到处演讲。本人有幸在哥伦比亚大学聆听了加氏的一次演讲，鼓动性极强。他对美联储的政策大加攻击，受到不少听众的多次鼓掌加油，使我也感到好不痛快。加尔布雷斯的讲话题为“蝴蝶效应”，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
　　小行动可以引起大结果。混沌理论教导我们，一只蝴蝶在巴西鼓翼，可以通过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导致“恐怖角”的飓风。这被称为“蝴蝶效应”。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一只叫艾伦·格林斯潘的蝴蝶，只扇动了一次他的翅膀，就把利率提高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当时利率的5%。全球金融动荡就从那时开始了。三个月后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再往后日元、澳大利亚元、台湾货币、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印尼货币一个接一个下跌，只剩下英镑和美元高悬在半空中。
　　加尔布雷斯强调指出，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并不限于亚洲，市场也不会一夜之间突然发现某国低效率、贪污、赤字、通胀或其他麻烦，从而狂跌不止。相反，亚洲和非亚洲的货币有着惊人的同步运动。不同的只是程度，一九九八年三月以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台湾的货币下跌20%，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下跌40%，印尼下跌80%。
　　下跌的程度有何规律可寻？加尔布雷斯总结道，简言之，货币崩溃与对美国资本的依赖成比例。受打击最大的是那些对我们美国投资依赖最大，对本国资源依赖最小，与短期资本流入融资的建筑业泡沫纠缠最深的国家。当美国利率开始攀升，对美元敏感的投资者就打道回府了。美元升值，最大的受害者是对美元依赖最深者，例如苏哈托。这是美元帝国的危机。
　　加氏认为，这也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该共识是对解除管制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教条。对亚洲发展模式的崩溃的大量文字都是无稽之谈。该模式的崩溃，由于某些不可解释的原因，惟独没有打倒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汉城和雅加达的改革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些分散的改革不能解决世界金融中心造成的问题。
　　由于是美联储的调息激起了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它当然对股市泡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美元需求的增加使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对美国经济是有害的。
　　加氏进而抨击当前认为美国利率应该上升的观点。认为提高利率将有助于减少股市泡沫。但是短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高利率可能从海外吸引更多的资金，从而使股市继续攀高，这可能使全球经济进一步崩溃，使美国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沿这条路走下去十分危险。如果第一剂药不顶事再继续加大剂量，最终，已经达到危险水平的美国家庭负债结构将崩溃。这一崩溃将是长期的。这意味着美元时代的结束，战后增长时期的结束和美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的飞机、电脑、通讯的全球市场的崩溃。
　　加氏评论说，格林斯潘似乎预感到了这一危险，他在六个月前的讲话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危险。但美联储有一帮人总喜欢提利率，争论只是“提”和“暂时别提”之争。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只能搞平衡，最终结果往往是提利率，或者不到太晚时不会降低利率。
　　加氏指出，今天，全球稳定和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需要降低利率。需要进一步行动。许多经济学家早就主张的对资金流动征税可以帮助全球市场稳定，但我们得到的很可能是对资金流动的减税，这将加剧动荡。需要对俄国经济的紧急援助。对日元的干预也是必要的。做得还不够。
　　通过堵塞资金流动和稳定美国贸易伙伴的经济，股市可能先降后升，反映建立在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上的美国经济增长。否则，另一种前景是，世界经济更加动荡不定，美国债务泡沫继续增大，最后是长期崩溃，一片混沌。
　　无独有偶，被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索罗斯，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版新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备受关注。书名似曾相识。该书悲观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开始瓦解，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全球经济将在明年步入萧条。
　　索罗斯对学院派关于市场自我稳定的神话大肆攻击。他认为，现在是承认金融市场先天不稳定的时候了。目前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局限在透明度和信息两方面，分量是不够的，这些措施都基于只要信息畅通，市场就能自律的假设。由此推论，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必要的信息，避免对市场机制的任何形式介入。索罗斯认为应当扩大讨论的范围，认知市场的先天不足，把执行市场纪律、规范世界金融市场作为公共政策的目标。而这必然意味着各国政府自由度的缩小。
　　索罗斯把世界市场分为中心市场如美国、欧洲和边陲市场如亚洲、俄国、南美。同加尔布雷斯类似，索罗斯也认为目前规范金融市场的关键在于管制资金从边陲市场的外流。以此来确保边陲市场继续留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并继而保住位于中心地带的金融中枢。他认为，美国调低利率是必要的，但仍不够，已经无法阻止边陲市场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流失，需要把资金直接注入边陲市场，并要采取紧急行动，刻不容缓。
　　索罗斯提出了一系列规范世界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的建议，他提议建立国际信贷保险公司，以使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减少借贷成本，以提高内需水平。他认为克林顿提出的建立基金帮助边陲国家的建议是目前最需要的。棘手的问题是贷款如何分配给该国内部的许多借贷者。如果由政府分配必然产生弊端，最好是通过彼此竞争的商业银行来分配。对这些银行要严密监管，禁止从事其他商业活动，就像一九三三年美国金融恐慌后，美国银行所受到的监管一样。
　　索罗斯认为原则上应当开放资本市场。一般来说，资本控制无非是权力的遁词、腐化和权力的滥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要求暂停资本市场的开放。目前国际资本市场很不稳定，让本国金融市场暴露在国际市场的变幻莫测中，可能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因此某种程度的资金控制，在不稳定时期是较好的选择，即使在理想的世界中这并不是高明的政策，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权宜之计，管制资金也是无比重要的。
　　索罗斯认为，开放资本市场的正当理由是促使资本自由流进一国并转为长期投资工具，例如股票或债券。如果用作短期炒汇，其正当性就不存在了。主权国家可以扮演活门的角色，允许流入，阻止流出。为了保证做到这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使资本流动透明化。除了资本流动的管制，还有一些巧妙的方法可以遏制炒汇，例如可以要求银行报告自己的和客户的货币价位。索罗斯以自己为例说，一九九二年欧洲汇市混乱时，我们发现爱尔兰币币值会贬，但由于政府设限，根本不可能投机卖空爱尔兰币。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可能是索罗斯炒股泡汤的又一例。
　　作为市场投机者的索罗斯，被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现在却著书立说，鼓吹对市场投机进行管制，乍看起来有些滑稽。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同索氏的谈话中，一语道破索罗斯的矛盾：“学界为投机者辩护说，正是投机行为使市场恢复均衡，你似乎不同意这种说法。但这正是阁下毕生的所作所为。如果你同意学界的说法，你就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你同意自己的行为，你就是言行不一。”对此如何解释？
　　索罗斯回答，我的所为不过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伟大的义举。我著书立说倒是伟大的义举。他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身为“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的角色与“公民和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区分开来。如果集体利益无法在市场中实现，你身为公民，就必须关切集体利益。如果你不关切，就得为社会的动荡和不公正而自责。位于金融中心的国家，发展这种全球责任感十分重要。索罗斯说，实际上，他是在提倡改变规则。当被问及对冲基金时，他说，对冲基金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之间都应该严加规范。
　　索罗斯的所作所为实在有点儿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味道。从坏的方面想，索罗斯对现行政策的反思也可以解释为，当资本主义世界太平无事时，炒股牟利，即使危害边陲市场也在所不惜；当边陲市场的危机危害到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时，感到危机的严重后果，于是起而著书立说，警告世人，大行义举，挽救世界市场体系的危机。因为体系如果崩溃，哪一个炒股者都不能幸免。其实，索罗斯在书中不打自招说，有一个奇特的个案，值得一书。他个人介入俄罗斯最深，结果跌得最惨，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滑铁卢。他在书中透露，在俄国危机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袖手旁观，使俄国一败涂地，也许正是这一血的教训，而不是纯粹为了公共利益，才使索罗斯著书立说，鼓吹世界市场的中心国家联合干预的。
　　不管各人的动机如何，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有识之士似乎都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运转发生了怀疑，认为对资金流动必须加以某种限制，而这种限制要由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或“世界政府”来承担。这与三十年代大萧条引出的凯恩斯理论颇有相似之处。当时一贯为自由派的凯恩斯转了一百八十度主张政府干预。当今的金融危机引出的某种共识，颇有些世界凯恩斯主义的味道，代表了企业界、政府和政策研究人员的某种共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观点也不一定就是异端邪说了。时代似乎正在呼唤新的凯恩斯。但究竟谁能成为新的凯恩斯，不是叫几声世界政府就可以成就的，需要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也取决于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