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众文化学的规划

　　我想举出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争论以及近年来欧美学界对大众文化学这个学科的某些基本的理论立场，借此提出两个最简单、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第一，在中国学的领域内，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为什么要研究大众文化？第二，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社会立足点来替“大众”发言？
　　我们为什么研究大众文化课题？从这里引出了规划(agenda)的问题。
　　一九九四、一九九五年以前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除了少数的例外，国内的知识分子一般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批判大众文化的堕落、消极性，以及它与官方主流文化的共谋性。一九九四年以来，研究大众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规划也许有所改变，如果这个判断属实，造成它的历史以及社会语境是什么？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对这个课题的规划一直呈分裂状。正因为美国的学院知识分子向来不是社会的代言人，只是技术知识的传达者，与社会群众的生活脉络脱节，可以说是真正的边缘人。再加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认同意识在美国当今的社会中并不存在，所以美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习惯以个人身份发言，而不是以一个社会群体的身份来发言。因此，不像国内的学者，没有一个作为社会群体想达成基本共识的那种愿望与急迫感。
　　什么是学术规划？这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学者，我们除了有学术上的规划，同时作为一个社会实践主体，我们也有政治上的规划。两者之间并不一定能划等号。事实上，思想体系越是复杂的学者，他/她越会面临着自己学术规划与政治规划之间的微妙的矛盾，不可能轻易在两者之中择其一。怎么引导思维在这两个规划之间穿梭运行、不轻易与任一规划完全认同，这是理论张力所在。所以我时常感叹真正的文化批评家难以成为彻头彻尾的社会活动家。因为社会活动家的规划多半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而文化批评家的基本理论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
　　在西方，对大众文化理论争议最多的是新左派，其内部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成两大派。两派的学术规划同样是谈主体能动性的问题，可他们对“大众”这个观念以及大众文化却得出完全相反的评断。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歧异是建立在他们对政治行动不同的诠释上的。也就是说，它们两派的政治规划有显著的不同。
　　阿多诺、霍克海姆的法兰克福左派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毫无主体批判能动的可能性。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电影学研究以及亚文化学崛起以前，这支左派主流仍与古典主义保守派主流(阿诺德、利维斯)对大众文化的结论不谋而合。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左派还是保守派的大众文化学都是建立在否定这个论题的主体性的悖论上。结论不外乎是如何以雅文化来取代它，或是以真实的、未经商业文化沾染过的、能够抵抗主流文化的所谓源起于民间的文化取而代之。
　　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转瞬间，一个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新的政治规划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精神的影响下诞生：大众不再是一个同一体或统一体，而是由无数小众组成，而这些小众作为个体，又由无数交错综横、彼此相冲相和的主体位置所构成。既然二元论被破解，元话语被解构，权力的主宰者并非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而被主宰者也非全然是次存在，那么显而易见，“大众”这个话语的被改写是意料中事。“个人主体”迅而从“大众”这个原先无脸无鼻无形的客体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被指认为一个新的文化场点——一个可以调动大众积极政治行动的文化场点。
　　我们讨论欧美左派内部对现、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性争议，主要围绕着这两大流派对大众文化或是全然否定、或是全然肯定的批评立场。两者同时是现有体制的批判者、同样强调规划的重要性，但结论迥然不同。古典左派主张激进的政治行动——虽然说穿了，它不过是话语层次上的激进主义——要彻底斗垮大体制；要不，则反对到底；不成事，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参与，并视参与为妥协，很容易采取“我是圣人，你是罪人”的态度。在当今的时代环境中，这一派难免不流入绝对的悲观主义。另一派的政治规划是打游击战，强调个人的力量具有颠覆体制的可能性，反对前者无为的态度，并指出太强调体制的无懈可击性反而会造成一个反面效应，更进一步巩固体制的完整性，反而与体制形成一个微妙的共谋关系。
　　在谈论这两派的理论时，一般人都避谈他们之间共同的学术规划，所以夸大了两派之间的政治规划的不同。而我要强调的不只是他们之间学术规划的同一性，而且要把问题最后带回方法论上来。左派们对大众文化的争论其实可以归结为他们两者之间方法论上的差异。
　　就方法论而言，肯定大众文化的新左派学者如费斯克(John Fiske)、麦罗比(Angella McRobbe)强调文化的接收过程(culture as reception)；反之，否定大众文化能动价值的经典左派学者则强调文化制作的过程(culture as production)。从这个视点来谈大众文化，必定会走向法兰克福学派的论点：强调结构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它的不可突破性，个体的无能为力。在这样一个强调极权的完整性的前提下，“颠覆”作为一个理论话语都不可能存在。文化产业(所谓的cultural industry)完全变成体制内的产物。此外，就特定的解读行为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不是无限的，能让读者个体自由创造、自由解构。作为读者，我们是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体制下的产物，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解构既成的、庞然的体制所制定好的有限数量的解读符码。所以“文化制作派”必然对费斯克的“读者有自由解读的选择”这个观点提出质疑。
　　这两派方法论上的不同——到底谈文化制作还是谈文化接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大辩论。两派都以体制为敌，这是美国左派的基本立场。我个人觉得美国左派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导致对方法论上的马虎。这跟右派紧抱着“方法论”的客观性，而不意识到“客观说”本身即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有异曲同工之效，同样是犯了不以学术为前提做学问的弊病。
　　我比较关心“文化制作派”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所以对这一派学者的局限感触特别深刻。我常给这些同人提意见：与其印象式以及抽象式地印证法兰克福学派的旧学说，不如真正进入“制作”这个论题，谈制作的过程本身：不是抽象地去谈它，而是进入某一个文化制作业的具体过程，从中观看制作组内部各个环节之间的运作、衔接。比方说，由某一个特定的文化产业中的市场统计这个部门一步一步的运作入手，来谈观众与读者的问题。以研究广告为例，我们固然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或者印象式地以我们一己之见来揣测观众的解读法，但对我个人来说最具挑战性的研究路径是跨越出这个把广告当做文本来阅读的研究方式，进入广告公司内部市场学研究这个具体机构运作的过程，通过市场学部门的设计方案和统计数据来入手谈“观众”这个论题。此外，谈“生产制作”一定也得同时谈国家政策对各个文化产业的规范与束缚，以及各个文化产业与现有文化政策之间不断协商的过程。这就在更大的一个层次上来谈结构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体制的垄断性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交互作用。这个关系是物性的，并非古典左派的经典理论叙事——权力与对抗的二元话语所能一言以蔽之的。
　　谈到古典左派的经典叙事，我想打一个岔，谈谈这个“权力/对抗”的二元论。作为一个社会实践个体，在美国现今的社会语境里，我可以肯定地说：权力不是绝对的；抵抗也绝非全面的。这就是说，我固然是在体制内以话语批判体制，可是我也随时随地在与体制合作，从中获取某些利益作为颠覆它的资本。以我为例：任何一位教授在杜克大学这样养尊处优的昂贵的私立大学的小环境里批判体制而不意识到其中的反讽性，就有虚伪的嫌疑。我想在任何国家级的学术机构中的作业者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在体制内批判体制。我们何以自处？或者更具体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在体制内颠覆体制？或者换一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重新书写“共谋”这个理论问题？
　　在美国特定的生活空间里，我要质疑的是经典左派的道德高姿态论。与中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全然渗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能说仅在话语的层次上批判资本主义就意味着绝对的反叛吗？我们能凭意识形态上的纯净就能进入一个没有被资本沾染过的绝对纯净的生活空间吗？事实上，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在美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与体制全然为敌、全面作战到底，那就是投邮包炸弹的凯塞斯克(Theodore Kaccysk)。即便是这样一个向体制全面挑战的人，现在也面临一个困境：要避免死刑，他得承认自己的暴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反抗，而是源于神经错乱。我想要说的是，在美国的学院里，我们无法再循着旧路来谈新问题。旧路就是权力与抵抗的绝对二元论。这条路导向道德高姿态论，这是美国学院左派的通病，离民间越来越远。对这些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参与都是共谋。抵抗完全变成一个抽象的话语，不具任何生活上的意义。这个经典的二元论已经越来越无法叙说这个时代里欧美社会与政治的复杂运作模式，更不能捕捉到当代人的主体多样性与在重重矛盾中度日而并非没有快感的一种生活态度。
　　如何从方法论的着眼点上来谈文化制作？如果真的要谈文化制作，去研究以上我所列举的课题，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个问题，在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学者，我们怎么超越学科本身的限制来研究大众文化？这就牵扯到欧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局限。我们阅读文本的经典人文训练已不足以提供我们做这类研究的资源及方法。我们需要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策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共同合作进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
　　这样的合作说起来容易，但能行得通吗？我时有感慨：美国各大学具备了第一流的社会科学人才，可大部分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信奉者和传教者。间或有人对后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构变迁有兴趣，但他们狂热于数据，受限于理性选择的理论框架，并且对西方“发展”的理论前提缺乏质疑的精神，没有人文学者看问题的复杂视角、多重批判的观点，而且鄙视人文学者纸上谈兵的态度。
　　国内的情况略有不同，我比较乐观。希望美国社会科学的正统势力尚未全面侵入国内各大学时，国内有人文胸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工作者能携手合作。大众文化研究的真正的突破点不在于对纯理论的钻研，而在于这两批人马的聚合与对话。澳大利亚的学者在这方面比欧美学者前进得多。我认为中国更具突围的潜能。中国学界得天独厚的知识财产就在于知识分子坚持社会参与的信念以及现存的进入社会的渠道。在欧美文化研究走入死胡同之际，我相信中国尚在发展中的大众文化研究能做出特殊贡献，走出纯人文理论的限制，走向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方向。
　　我们以什么身份谈“大众”？简单的答案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谈大众。简单的批判是精英主义的话语立场的合法性即便没有消解也已受到质疑。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学者就对大众文化学者自身的“阶级位置”以及我们的说话权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大众文化？早期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认为大众文化即商业文化。他们以市场为定位来定义“大众文化”，并假定与之相对者是一个自动自发、来自民间内部的“人民的文化”。这个内与外、假文化与真文化的简单二元论早已被质疑。“大众”作为一个在文化消费者意义上全然是被动者的假设，已被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架构所取代。这个架构除了一方面指出大众无时无刻不处于商业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另一方面还承认个人的基本能动性。霍尔(Stuart Hall)曾以十分精简的语言勾画出大众文化的内在矛盾：大众文化具有包容与抗拒的双重功能。
　　那么“popular culture”是什么样的文化呢？它必然是在现有文化权力的关系之内运作的，所以它必定是体制内的文化。特别是在美国，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资本之外运作。所以所谓“真正的、人民的文化”这种不受资本沾染过的桃花源似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不能拿它作为商业文化的反面体来论证商业文化的虚假性。在美国的语境中，以真/假文化二元论为前提，给商业文化冠之以假文化，并依据这个论点去全盘否定它的价值是犯了理论上的谬误。也就是说，没有真文化，哪有假文化之说？在中国的语境里，我想问：中国是否仍然存在着“民间文化”这种在理论上具有“真”、“朴”潜能的文化。
　　现在来看看英文“popular”这个话语背后隐含的政治性含义(乌托邦涵义)。大众文化是代表大众的文化、是人民文化的具象。在这里，“人民大众”被认定是一个先验的存在体。这个假设也早已被质疑。现今的文化研究学者大都承认“大众”和“popular”不但是本质主义的话语，而且“大众”作为主体或客体都不在于话语之前，相反，它是文化话语制作后的产物。所以“大众文化”作为一个叙述性的批评范畴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在欧美特定的民主文化历史时空下，“人民大众”这个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政治积极性又肯定了这个范畴存在的必要性。所以虽然欧美文化研究的学者意识到大众是一个本质主义的话语，可是左派学者(无论是文化制作派或是文化接收派)都不愿去解构这个范畴。这是一个学术与政治规划相冲突，而后者居上的例证。如果我们强调文化批评具有实践性，那么“大众”这个批评范畴作为一个话语的存在是必要的。
　　就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他们全盘否定大众文化的理论正是建立在大众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前提之上的。而文化接收派则更需要这个本质主义的话语，因为建构它是各种社会运动家从事政治运动、实践他们政治议程的必然策略。没有人民大众这个话语作为标语、作为被唤询(interpellate)的对象，社会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所以为什么文化接收派说：大众文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文化，它同时也是一个颠覆活动随时可能发生的文化场点，一个随时可以调动大众积极性的战略地。
　　我们以什么身份来谈“大众”这在美国的文化学界中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正是因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学术身份，缺乏社会身份，所以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我已经说过美国精英学术界与社区民众之间的疏离程度导致学院文化批评者越发自我沉醉在宏大理论的陷阱中，整日与自己或同类对话，而失去了与民众在生活上对话的兴趣与对话能力而不自知。我并不是强调我们一定要进入大众的生活空间才能谈大众文化。在中国的生活语境中，这句话听起来十分可笑。知识分子也是世俗人，理所当然是生存在大众的生活空间的。似乎我根本不应该提我们要不要进入大众生活空间的问题。可是在美国则不然，我可以完全生活在学院的象牙塔中，不问世事、不与民众交流。我可以在杜克大学的围墙里大谈大众文化、大批种族话语、大谈庶民研究，而与校墙外小镇上这样一个黑白种族杂居的环境完全不发生关系。我有很多同事看电影只去镇里一家合乎知识分子身份跟口味的电影院，不屑于光顾人民大众常出入的大众影院。买菜也可以去见不到小市民的高级超市，送孩子念书也可以从幼稚园就开始送去专门为杜克大学教授子女设立的学校，做健身运动也有杜克教员俱乐部。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小镇过一辈子也不进入大众空间的生活。所以在美国的学院语境中，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也要从社会人的角度出发。
　　在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权力的关联展现出来的是另一番景况，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们以什么社会身份谈大众文化”会引发出不同的思考，导致不同的突围点。什么样的思考？有什么突围的可能性？另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对国内学院里的人文工作者来说，“知识分子如何进入社会空间”这个问题的本身有没有成立的必要？也就是说，在国内现存的社会语境中，知识分子可不可能遭遇到我刚才所述说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与生活分家的生存困境？
　　此外，我也想从“文化权力的更替”这个视角来提出另一个问题：国内的文化精英是以什么方式来从事批判大众文化与同时从事对精英文化自省的双重话语的？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学者所谓学术上的规划与政治上的规划之间错综的关系。我认为惟有在这个认知上建立起来的“大众文化”的学科才是一个有真正理论根基的、不怕被西方/全球时髦的外来理论吞噬掉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