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重铸“教魂”与“学魂”

　　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有股“倔强劲”，这似乎既受了鲁迅的影响，也和别人称他为“老教授”，他自称为“老学生”的定位有关。撇开专业不论，钱先生近年来不乏对“教”与“学”的追问与反思，像我等这般生活在远离京沪知识界的西南一隅的凡夫俗子，也常常为其“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言论而生开卷有益之感。就如同手头的这本《学魂重铸》，综合起来看，即是一个漫游于“主旋律”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的“教育忧思录”。
　　很多人都忽略了本世纪中国最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关于教育宗旨的原点认识：“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尽管已经熟练掌握了现代话语功能的人们不愿意再去读这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却又无法避免现代教育掉入“机械之教育”的泥潭。今天一提起教育，人人都在说应试教育如何有害，素质教育如何有利，但真正落到实处，两者在追求实利、实效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应试教育是为了拿高分上大学，素质教育是为了学会一种本事谋得一个好职业。所以，等同于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与“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并无实质的差别，都是教育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其间教育都处在附属位置，并没有增添多少属于教育自身规律的东西。像蔡元培先生所极力推崇的培养学生信仰、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世界观教育”，虽然也被写进了素质教育的条条款款中，但那因为要转化为某种于现实有用的工具知识，最终流为一纸空谈。基于此，钱先生在书中反复呼吁：回到教育的原点，反省我们的教育思想、观念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在“只需动手不需动脑”的素质教育口号指引下，我们的学校教育现状又如何呢？钱先生提醒我们，不妨把曾担任北大校长十七年之久的蒋梦麟的一段话作为这一问题的参照系。蒋氏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照其说法，所谓教育传统、特色即由校长、教师、学生三者组成，他们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铁三角”。从校长的角度看，今天的校长能耐主要体现在如何创收上，经费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为此，成天上请下求左右逢源，以经商术取代办学之道，连职员对校长的称谓都一改而为“老板”。中国的校长“层出不穷”，可数得出的还是蔡元培、梅贻崎、张伯苓几位“故人”，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从教师来说，无心也无力探求新知，更谈不上“教学相长”，抱着那点惯熟了的“经验常谈”也能教一辈子书！教师几成为贩卖知识的“知商”。钱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墙高府深”，还有一批人以夫子自况，其他学校在一片商海舌战声中还能不能保持沉静，有没有一群“精英”，实在是一个问题。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他们最在意的并不是书本知识，因为“理论是灰色的，能力是变化的”，重要的是口才能力、交际能力、挣钱谋生的能力，“知识就是力量”不过是随贴随扯的誓言。他们的确抱着“时刻准备着”的信念，从刚进校门开始就跃跃欲试准备冲入社会一试身手，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远甚于坐图书馆的定力。记得蔡元培先生曾谆谆告诫过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它表明了在任何时候，学生首要的任务都不仅是要闻多少“天下事”，还要一心读好几本“圣贤书”。
　　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从头再来，但对人的塑造是单向的，“万丈高楼从地起”，教育就处在这样一个无法“重新开始”的基础性的战略地位，惟其重要，也就马虎不得。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目前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教育的基本价值的失落，以及由此造成的施教者、受教者双方想像力、创造力的萎顿。如何找寻“失落的世界”，首先就要具备如钱先生那种边缘知识分子的胆识勇气，敢于对现存的体制说“不”，敢于坦言教育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进而明确、强化教育的终极目标和人文主义色彩，把学生培养成健全发展的自由的“人”而不是批量生产出的一个个“有用之才”。这样说或许有悖于时谚，但只要是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一分子，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以重铸“教魂”与“学魂”。
　　(《学魂重铸》，钱理群著，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版，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