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俗化”与感伤主义

　　王蒙先生是一位聪明过人的作家，尤其充满了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自从我们的政治从“政治挂帅”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王蒙先生就躲避崇高，直面俗世。发表于《读书》今年第四期的《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把他的世俗哲学系统化了。王蒙先生说：“世界上那么多作家得了诺贝尔奖金，并没有听说他们都是该国该人民该民族的良心。”他谆谆教诲：“不可把革命化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对立起来。”中国的圣人是热爱世俗生活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国的圣人有着正常的世俗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儒家文化的特点。《孟子》讲，“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和取消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区别和界限。儒家的义利之辨也并不是反对和否定世俗生活，而是相反要维护要保护世俗生活。作为一种统治哲学，它充满了对于掌握着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统治者的劝说和警告。儒家是世俗的，而且是彻底的世俗的。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尽管是儒家的精神，却是借了非儒家的想像。儒家是没有世外的。正是因为苦难的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天国，没有上帝的拯救，所以只能守着世俗，只能维持这个世界，只能改造这个世界，所以当中国人在现实世界上活不下去了，就只能造反，就只有起来革命。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是被社会黑暗、被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人民没有活路，没有退路，不能活命，才揭竿而起，才铤而走险，才起来革命。不能排除有王蒙先生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但是王蒙先生说自己是革命浪漫主义则可，如果说中国的革命是浪漫主义，是为了反抗世俗，则是一种政治感伤主义。“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天灾，“苛政猛于虎”的人祸，“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黑暗社会政治，我们中国的文明历史不就是由这样悲惨的事实填满的吗？对于苦难无告的人民来说，革命不是为了对抗世俗，恰恰相反是为了正常的世俗生活要求，是为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是为了不卖儿卖女。革命从来都是官逼民反，广大人民总是被逼上梁山。鲁迅说，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死，而是为了让人活。即使是像马克思、列宁、李大钊、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他们为了更合理、更人道的生活奋不顾身从事革命活动，被政府驱逐、囚禁、流放，甚至杀戮。难道今天回报他们这种高尚的献身精神的应该是轻薄的嘲弄吗？或者，我们应该“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吗？
　　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但是他从来不会轻薄、非难和挖苦悲惨的奴隶命运，因为他自己就是被统治被压迫被侮辱的奴隶。鲁迅曾经说，原来是满清的奴隶，现在则变成了民国的奴隶。斯巴达克斯不就是区区奴隶吗？鲁迅厌恶的是要从奴隶的生活里面寻出美来，对奴隶的生活加以歌颂赞美。鲁迅认为，那样的奴隶才是万劫不复的奴才。说实在的，我心底里有些厌恶北京的文化。按梁启超的说法，北京因为一代一代被征服，又因为官僚太监的浸染，养殖了奴才的心态。现在那些“无害有益的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服务”的清宫戏，那些“好日子”，用一个词来概括不就是“奴才该死”吗？刘半农说鲁迅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皮相之见。实际上，鲁迅的思想说到底是以儒家打的底子。在鲁迅文章的底里，是儒家的真气。我们看一看他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知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那时候，日本一步步侵占了东北华北，国土一天天沦丧。鲁迅却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在黑暗的中国有着这样一种判断，这是因为鲁迅并不抬头看着上面，盯着什么精英，而是低头看着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因为事实是：一面是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
　　王蒙先生的魅力在于他的政治感伤主义。如果要明白什么是感伤，可以体会一下王蒙先生下面这一段话：“特别是在青年时代，我也是怕庸俗怕世俗如怕瘟疫的；我是将世俗常常与庸俗混为一谈的。我最怕的是自己湮没在俗众之中，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重复着俗众的既定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