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正待开拓的领域

　　何西来先生的新书《人格与文格》。所收文章主要是研究风格的。关于风格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同样薄弱。即使在新时期，真正的风格研究也仍然太少。关于风格的研究仍然没有形成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这也难怪，在几十年政治与文艺的不正常的关系中，作家的主体性失掉了存在的合法性，作家个人的风格又从何谈起？“文革”后百废待兴，风格研究得以起步，但路途之艰正与现代化大业一样有目共睹。
　　在这种情况下，何西来的研究就显得尤其可贵。
　　何西来的风格研究起步甚早，在五十年代就写了关于杜甫研究的论文，着重探讨杜甫的风格。进入新时期之后，他又很快写了一些从风格的角度论述作家创作的文章，关于王蒙和李国文的文章都写于八十年代初期。然而，仔细考察，何西来人格与风格的研究得益于主体性，正是八十年代中期人的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使这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是创作中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给研究提供了材料，一方面关于主体性的思考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人格与文格研究的联系，并且获得了风格研究的努力方向。鉴于中国文化人的人格在几十年间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不断被践踏、被扭曲、被阉割的事实，何西来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发生了一个变化。他开始更多地注意艺术风格与主体人格的关系，也更清楚地明确了主体人格建构的文化目标。其代表作品就是《文格和人格》和《陈映真刘宾雁人道精神比较论》。
　　值得注意的是，何西来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对各式各样的风格与人格给予同样的关注。他所钟情的东西非常明显。在李国文身上，他看重的是其“人民——上帝”的民本主义观念；面对邵燕祥的作品，他看重的是理性、真诚和胆识；面对于是之的表演艺术，他看到的是平民气质；面对《捉刀人》，他看到的是权力与人格的较量；在张仃的画中，他看到的是画家的风骨……在这些评论之中，研究者对作品含义多有发挥，而正是在这种发挥之中，我们看到了人格研究者自己的人格。特别是对邵燕祥杂文的介绍和评论，更清楚地昭示了他对邵燕祥作品的兴趣之所在。因为在邵燕祥的那些作品中，他找到了自己思想的表达，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也找到了一种人格的互证。
　　谈人格而惹麻烦，何西来先生曾经感觉很冤。可是，认真想来，是不应该有此感觉的。从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何人敢于谈人格？甚至从延安文艺整风开始，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汇报，自我批评，千方百计，费尽心机，说到底，不过就是要打垮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改变其“又臭又硬”的姿态，使其柔顺得可以任意梳弄。对于权势者来说，思想和信仰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绝对顺从他的意志。所以，在知识分子中，倒霉者往往并不在于思想是否反动而在于人格；红极一时者也不在于思想是否改造得很好，而在于其人格中是否已经抽掉了骨头。当然，人格问题与思想问题是有联系的。没有奴颜媚骨，拒绝俯首称臣，挺着脖子，固执己见，就有思想认识与权威不一致的可能。所以，人格是必须打掉的。
　　人格问题与个性问题也是联在一起的。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是漠视人的个性。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更不承认个性的合法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人个性的觉醒，使个性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在很快到来的传统文化回潮中，个性主义重新被压抑。用何西来先生习惯使用的术语，后来行使这种压抑的主体是“极左政治”。极左政治总是害怕个性，因而总是千方百计压抑和扼杀个性。可惜的是，人格和个性与艺术存在着无法切断的联系。没有人格和个性，也就没有艺术。人格缺席、个性退场之后，勉强生产的只能是纸扎的花朵，不可能有鲜活的生命。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总是难以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原因正在这里。因为作家已经普遍地学会了虚伪，作品并不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更不体现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作品只能是没有生命的僵尸。当时的人们为解决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开出的药方之一是“深入生活”。好像只要忠实于生活，就可以避免公式化和概念化。然而，由于政治的限制，作家能否忠实于生活且不说，这一口号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对作家人格的取消。因为它意味着作家自己的生活不是生活，只有钦定的生活才是可以表现的生活；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思想，只有批发来的思想才是可以表达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作家的人格。
　　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严重犯忌的。即使到了八十年代，由于历史的惯性，“极左政治”阴魂不散，而且时时卷土重来。只要恰逢其时，当然还是谈不得。既然你谈了，就是冒犯。警告冒犯者，实为理所当然。何先生何冤之有？不仅不冤，而且有幸，人格与文格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由此而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人格与文格》是一部很厚的书，但是，一些问题却还是刚刚起步。在这里，作者努力解决的还往往是一些起码的基础问题。说起来应该为中国文艺而感到可悲。比如说，何西来借邵燕祥的创作而努力张扬的“真诚”(也就是巴金一再呼吁的“说真话”)，不过是正常社会里教育孩子也不能忘记的起码道德。一个作家说了两句真话，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呢？然而，因为长期存在的精神污染，造成了一代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普遍虚伪，生活中不见了真诚，就像不贪污的干部成了奇迹值得大张旗鼓地宣传一样，说真话的作家成了怪物也成了宝物。一旦环境正常化，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落实，作家的真诚问题就解决了大半。我之所以说解决了大半而不说完全获得了解决，因为即使获得了言论的自由，也仍然不排除一些人会为了取悦于权贵或者财神而昧了良心说假话。可是，那样的作家根本就不值一谈。
　　人格与文格，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的文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关系甚大。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现代转化却仍然任重道远。在百年历史曲折行进的各种恶浪和污浊流中，知识分子中以铮铮铁骨作历史承担者固然有之，可是，更多的人却是多么软弱和怯懦！浊浪到来之时，纷纷倒伏如柔顺之细草，少有岿然挺立之树。更有甚者，以追路尘闻马屁为荣，以充衙役除异己为业。就此而言，人的主体性不是一个过时的题目，人格与文格的研究正有它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