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经济的“繁荣”

　　进入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最新发布的经过校正的数据表明，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率为4.1%。物价上涨十分温和，失业率下降到4.2%，是三十年以来最低的。股票市场不断创造新纪录，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指数几度突破一万一千点。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由于以计算机、软件和通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和自由化带来了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市场竞争，使私人经济变得更有效率，技术进步有加快的趋势。所以，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再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会变得比较温和。美国经济因而又可以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东亚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步履蹒跚。拉丁美洲各国经济或陷于衰退或危机四伏。欧洲经济停停走走，不时有走向衰退的趋势。美国经济仍然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枝独秀的惟一亮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是否能够“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无疑是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
　　在战后最初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都是比较快的。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即美国战后经济的“黄金时期”，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4.2%、3.1%和2.1%。(美国劳工统计局：一九九九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0%、2.5%和1.4%。自一九七三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了相对停滞的时期。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增长速度分别为3.1%、1.1%和0.4%；一九七九——一九九〇年，分别为2.7%、1.0%和0%。
　　主张美国经济已经或正在进入“新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美国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加快了，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繁荣时代。但是在最近一次经济周期中(一九九〇——一九九八年)，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是3.0%、1.4%和0.5%，与经济相对停滞的前两次经济周期(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七九——一九九○年)相比只是略快而已，远逊于美国战后“黄金时期”(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的增长速度。这种缓慢的增长速度说明，在本次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仍未摆脱自一九七三年以来的相对停滞的状况。
　　自一九九六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确有显著增加。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年，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为4.3%，达到“黄金时期”的水平。发展速度和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2.0%和1.1%，虽然还不尽人意，但是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显著改善。
　　事实上，这是“新经济”派认为美国经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更加有效率的主要根据。但是，这一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美国经济在一九九一年陷入衰退以后，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高利率政策的压制，复苏十分乏力，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开始加速扩张。一般来说，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或扩张阶段的后期，由于非生产性工人比例上升和能力利用率下降，生产率增长通常趋于缓慢，而在经济周期的加速扩张阶段，生产率增长通常显得比较快。这种生产率增长快慢的变化，只是反映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反映技术进步的真实状况。所以，在比较生产率增长时，应设法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比较不同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用以前几次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最快的时期与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最近几年的相对快速的增长，并没有什么稀奇。比如，一九六三——一九六六年的增长速度分别是7.0%、3.5%、3.2%，一九七〇——一九七三年分别是6.1%、3.6%、2.9%，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分别是6.4%、2.2%、2.3%，一九八二——一九八五年分别是5.9%、2.3%、1.9%。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只是经济周期加速扩张阶段的特殊现象，是不能持久的。一九九九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指出，近年来增长的加速主要是由于周期性的因素，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经济自七十年代以来增长缓慢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在六十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呢？原因之一是资本积累速度的下降。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为2.9%，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为4.0%，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为3.4%，一九七九——一九九〇年为2.4%，一九九〇——一九九七年为2.3%。(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固定可再生产有形财富，一九二五—一九九七》)
　　这说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的积累率与战后“黄金时期”相比显著下降。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要通过投资厂房设备来体现，积累率的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而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的积累率实际上还大大超过“黄金时期”的水平。可见，积累率的下降并不能充分解释增长下降之谜。
　　美国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开增长速度下降之谜，必须把生产过程看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工人是生产过程的实际操作者，掌握着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工人的积极性如何，是否认同于企业，是否愿意贡献自己特有的知识和技能，对于生产率的增长关系重大。再好的机器设备，没有有技能、有责任心的工人的操作，也发挥不了作用。
　　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社会不平等有所减少，工会力量增加。战后，在三十年代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劳动的有限谅解”。工会承认资方在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方面的特权和保证努力提高生产，资方则允诺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这一套体制一直到六十年代初都是比较成功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新一代美国工人成长起来了。新一代工人没有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痛苦记忆，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不断改善的工作条件。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的减少使这一代工人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更加关心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参与管理和使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和创造性。但是，已经官僚化的美国公司体制不能适应新一代工人的要求。面对工人积极性的下降，资方采取的策略是裁员、解雇、压制工资增长、忽视劳动安全和打击工会，结果更加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据经济计量分析，工人努力程度的下降可以解释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增长速度为什么下降为84%和30%(与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相比)，而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则分别可以解释－18%和26%。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要改变美国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的状况，必须改变美国这种“古代式”的企业管理体制，让工人参加管理，改善工人的就业保障，为工会活动提供方便，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责任心和对企业的认同，从而提高增长的速度。
　　按照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平等与效率是一种替代关系，不平等是为了获取经济效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即“劫富济贫”，会抑制富人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打击勤劳，鼓励懒惰。按照这种观点，牺牲平等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增长。但战后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却是，不平等的增长不但没有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增长，反而造成停滞、经济增长缓慢和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在战后的“黄金时期”，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稳步提高的，一九四八——一九六六年，美国生产性非监督工人(约占全部雇员的80%)的周均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1.8%。一九六六——一九七三年，美国工人的周均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减少到了1%。一九七三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出现了长期的、持续的下降，一九七三——一九九〇年，美国工人的周均实际工资年平均减少1.1%，到一九九〇年比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七二年减少了17.7%。一九九〇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继续下降，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后才略有恢复，但是到一九九八年仍然比一九七二年少15%。在经济繁荣的一九九八年，美国工人的周均实际工资仅相当于一九六一年的水平。(一九九九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一九八〇年，美国富人的平均收入是穷人的6.3倍。到一九九二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八倍。从一九七〇——一九九五年，60%的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由于实际工资下降，要维持一定的收入，必须有更多的家庭成员挣取工资或者每个家庭成员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要在一九九五年维持其一九七〇年的实际收入每周必须多工作七个小时。
　　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像这样长期地、持续地下降，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并没有如主流经济学家所预计的那样带来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效率、除了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以外，它还导致贫困人口增长，社会治安恶化，种族关系紧张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提高了社会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进一步浪费社会的资源和生产力。
　　国际比较表明，与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相反，平等与效率、平等与增长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注重社会平等，不但不会牺牲效率，反而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十六个成员国为例，经济增长最快的四个国家(韩国、芬兰、西班牙和日本)，一九七九——一九九六年平均的增长率是3.6%，而平均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3.1。经济增长次快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典，平均的增长率是2.1%，而平均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3∶4。再次的英国、挪威、荷兰和澳大利亚，平均的增长率是1.6%，而平均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4∶5。经济增长最慢的德国、加拿大、美国和瑞士，平均的增长率是1.1%，而平均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4∶7。(一九九七年《OECD经济展望》；一九九五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这说明，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通常也是增长缓慢的国家，而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通常也是增长比较快的国家。
　　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大政府资本主义”的时代。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比，“大政府资本主义”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政府在衰退时实行赤字开支；二是中央银行充当“最后借款人”。政府在衰退时实行赤字开支，可以防止利润下降演变为利润崩溃；而中央银行充当“最后借款人”则可以防止恶性信用紧缩。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防止大萧条重演。但是，明斯基又指出，“大政府资本主义”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政府实行赤字开支和充当“最后借款人”，私人部门经济决策错误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社会化了，结果鼓励私人部门从事过度风险的投资，使金融结构更加脆弱化。这种成本，到了八十年代，已经开始超出“大政府资本主义”的好处了，表现为经济停滞、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所谓“滞胀”局面。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进一步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政府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一国经济范围内，出现经济危机时，可以由政府实行赤字开支和充当“最后借款人”。但是在资本、商品和劳务充分自由流动的世界经济发生危机时，谁来实行赤字开支和充当“最后借款人”呢？历史上，是由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就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或多或少起着这种作用。但是，美国毕竟不是世界的政府和中央银行。美元不是世界各国的法定货币，而只是有条件地被各国接受为国际流通和支付手段。美元的地位，归根结底是以美国的国力为基础的。就此而言，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世界上也就是相当于一家准备金相对比较丰富的大银行，在面对不太大的危机时，尚能解一时之困。但是，正是由于全球化使资本、商品和劳务趋于充分自由流动，正是由于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膨胀，才使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发挥到极点，如马克思所说的，使再生产原有的伸缩的性质强化到了极限，使生产能极大地突破它内在的束缚和限制，从而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规模和危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超出美国这家大银行所能应付的范围。
　　面对“大政府资本主义”的矛盾，主流的经济学家纷纷主张解除政府管制，让私人经济发挥其固有的效率。美国另外的经济学家则认识到，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只能是使大萧条或者更严重的灾难在今天的世界重演。在他们看来，“大政府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关于金融和投资的基本的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另一方面，私人错误决策的成本却由社会承担。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简单地实行私人“自负盈亏”，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这已经根本不现实了，而是按照凯恩斯在《通论》最后一章中所说的，实行“投资的社会化”，通过由社会大众参与的民主的经济计划来约束私人的投资行为，使之集中于生产性领域而不是投机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