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

　　不少与罗隆基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适合从政的人，潘大逵说“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李璜说“要谈实际政治，罗隆基却是一个人才”。一九四七年储安平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评点民盟的几个主要人物不是过去的人物，就是只能论政的人物，“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几乎哪一方面都公认他有从政的才能，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欣赏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行政的好手(参考谢泳《罗隆基评传》)。一九四九年后还有不少人认为他应该出任外交部长或驻英大使。
　　但仔细观察罗隆基的人生经历，我感觉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论政的人，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二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他写的政论锋芒毕露，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非常富有感染力，不知倾倒了多少人。在触怒当权者，遭到过被捕、暗杀的同时，当局也不止一次地想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请他上峨眉山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讲课结束后，蒋问他希望在哪方面工作，他说自己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愿意回去教书、写作。后来国民党也几次邀请他参加政府，有一次甚至说除了外交、国防，其他部长可以任选一个，但他都拒绝了。
　　罗隆基早在清华时代就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的记录，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热情，又是留学英美的政治学博士，和比他晚一些的储安平、王造时等同是拉斯基的学生。
　　一九二八年他三十岁时回国，很快就参加了三月创刊的《新月》杂志的活动，在《新月》发表了大量文章。也正是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发起了“新月”人权运动。《人权论集》里就收有他写的三篇文章。他的《论人权》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与法律的关系，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到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十分系统地把人权理念介绍到中国，他提出的三十五条具体的人权，即使现在看来也有现实意义。
　　从《新月》到《益世报》、《晨报》，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可以说是他一生论政的顶峰，他的文章以这一时期最多，影响也最大。
　　在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社论，批评“一国三公”、“沈阳事件”等，激烈地抨击国民党、蒋介石。还参加过张君劢的国家社会党。因此受到国民党党部的压迫，从封锁邮电、不让发行报纸，一直到他不得不辞职。据胡适日记记载，罗隆基那时和他说过，“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
　　正因为罗隆基早就有只要反对国民党他就同情的心态，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的转变乃是顺理成章的。他的这种心理决定了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他的政治取向。由罗隆基的这一心态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政论家的他，早晚将走上现实政治的道路，从书生论政走向庙堂问政，由政论家变成政治活动家。事实证明，作为政论家的他是成功的，他反抗极权专制、呼吁民主人权的那些文章将永远光耀史册，令后人敬仰。但作为政治家的他所从事的事业(主要是四十年代作为第三方面的和平建国运动)无疑都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隆基成为一名驻会参政员，开始直接参与现实政治。同时曾在西南联大教政治学。民盟成立后，作为主要发起人和常委、宣传部长，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是民盟的要角。那时候的罗隆基，“容光焕发，风度翩翩”。虽然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宣扬民主、自由，倡导联合政府，但他主要已不是以政论家的面目出现了。
　　由于他本着只要反对国民党的他都一概同情这一原则，他的左的倾向也已是人所共知，各种各样的非议很多，他过去的自由主义朋友都对他的政治立场深为失望。他在昆明时，国民党的报纸把他的名字都写成“罗隆斯基”，把闻一多的名字写成“闻一多夫”。梁实秋专门为此说过一句话，“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
　　在那个如此黑暗的年代，罗隆基也好，闻一多也好，能够站出来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特务政治作斗争，傲骨嶙峋，甚至不惜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无论怎么样，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因此“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是什么贬称。
　　罗隆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在政治上完全是和在野的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他的同乡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曾劝他说：“尽管别人叫你‘罗隆斯基’，你还没有像我真正认识共产党呢。”他丝毫不为所动。后来在政协会议上他与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等就是共同进退的盟友。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周恩来等最后撤离南京时中共在国统区的全部财产交给民盟保管，就是由他登报声明接收的。
　　自抗战即将结束到国共和谈全面破裂，罗隆基可以说是政坛上一颗灿烂的明星，真正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从一九四六年初的政协会议到南京和谈这一段，他的名字是任何一个研究二十世纪历史的人都绕不开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在昆明的《民主周刊》发表《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的文章，对自己和民盟在即将到来的机会中所要发挥的重大作用有过相当高的估计。在国、共选择和平方向时，他们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第三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看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那个历史瞬间，重庆这个舞台上曾经活跃着那些不拿枪的文人忙碌的身影，其中罗隆基更是光彩照人。
　　翻开有关政协会议的文献，可以看到罗隆基大量精彩的发言，对这段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他晚年成为大右派后写过一篇回忆《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这篇回忆录比较详尽地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那段重要历史，虽然是作为检查来写的，无疑有很大的局限，但还是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民盟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参加政协的三十八个代表中民盟就占了九个(国民党八个、共产党七个)，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各党各派的圆桌会议。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最后通过的五项政协决议完全是国共双方妥协的产物，也可以说基本上代表的是民盟的中间方案。
　　罗隆基所谓“第三大党”的理想在那一刻达到了它的顶峰，他是马歇尔、司徒雷登的座上客，与他们往来密切。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思想潮流、各种政治势力一次真正在人格和观念上平等，而且是和平的大交锋；说中国历史上毕竟有过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靠子弹而靠才智与理性发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隆基这个论政的书生才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然而，那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瞬。内战终于全面爆发，把罗隆基他们第三大党、第三方面的所谓第三条路线的梦想击得粉碎。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罗隆基为此奋斗多年的联合政府成立了。他在周恩来的内阁里是政务院委员，一九五六年才成为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对此千家驹说他“一直牢骚满腹”。在私下里，和他的朋友交谈中，罗隆基对一九四九年的选择已有了悔意。但他不要求出国。成为右派后，香港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去香港、美国都可以。他还是不走，说死也要死在这里。
　　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九四九年后罗隆基的内心思想，恐怕不太容易了。只能透过他的一些发言和作为右派的交代材料里去寻找他当年的思想轨迹。
　　他成为右派最直接的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一个发言，他提出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有关方面一起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进行“三反”、“五反”、“肃反”的平反工作；五月十日，他指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知识分子中发展的矛盾；在民盟工作会议中说过“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三月十八日，在政协会议上说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时讲“士为知己者死”，希望“三顾茅庐”、“礼贤下士”；一九五六年的人大会议上他不谈他的森林工业问题，却大谈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这些发言不必说和他自己一九四九年以前批判国民党的文章相比，即使和当时(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其他知识分子的言论相比，也都没有什么锋芒和棱角，他的观点应该说是相当克制、圆熟的。
　　终其一生他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在交代中说“这些年来，我不断地看英美的书报杂志”，可见他依然认同西方文明；他虽然和章伯钧合不来，但他支持章伯钧在“双百”方针之下积极发展民盟的组织，还成立了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四个委员会；他通过浦熙修影响《文汇报》，认为中国还应该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等等。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他首当其冲，被钦定为“章罗同盟”的首犯之一。历史常常有这样的玩笑，两个几乎形同水火、无法相容的人硬被拉在一起。他们俩，一个是民盟第一副主席、一个是第二副主席，主持民盟的工作，对民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根本合不来。所以千家驹说“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
　　当反右开始、罗隆基被点名批判时，他在斯里兰卡匆匆赶回国内，还宣称：“就是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绝对找不到一丝反社会主义的成分！”但当他的民主党派朋友、他的秘书，甚至他的红颜知己也站出来揭发他时，他震惊了，他用年轻时曾写过论民主、人权的手写下了《我的初步交代》。面对朋友的纷纷倒戈，他无法再为自己申辩，更无法保持沉默，那是一个没有沉默权的年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罗隆基在北京病逝，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凄凉中离世的。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罗隆基有幸没有赶上。
　　罗隆基的一生恰逢二十世纪历史迅速变化的时代，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从《新月》出道，以论政著名于世，最后走上了从政之路。但从他的一生来看，我以为他本质上还是书生论政，四十年代参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只是恰逢其时，以在野的身份介入了那些令后人激动不已的历史时刻而已。他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