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

　　近期听友人讲，美国外交史学界正在组织一本关于非职业外交家的书，中心人物是来自不同行业但都为美国外交建功立业之士，其中包括三四十年代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些人物。由此不禁想起同一时期一位为中国对美外交做出巨大贡献但却鲜为人知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
　　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洲国家因为希特勒德国的扩张自顾不暇，对日本在东亚的行为一味退让、妥协。中国对西方外交处于十分被动和孤立的局面。为了摆脱困境，国民政府选择美国为外交突破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派遣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等赴美争取援华贷款(著名学者胡适同一时期也被任命为新的驻美大使)。陈光甫利用自己与美国政府官员的良好私交及其丰富的谈判经验，表现出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不辱使命，终于为中国争取到了二千五百万美元和二千万美元两笔贷款，中国以出售桐油与锡矿为抵押，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亦称“华锡贷款”)。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这两笔贷款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同时，这两笔具有政治援助色彩的商业贷款也标志着美国开始摆脱孤立主义逐步走向中美反日同盟。之后，美国又分别于一九四○年十月和一九四一年二月依照桐油和滇锡贷款的模式向中国提供了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合计七千五百万美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大量的美援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战场，中美抗日同盟正式形成。可以说，陈光甫是打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援华大门的先驱者。因此，陈氏不仅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民国外交史上也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原名辉祖，后改辉德，字光甫，人们习惯直呼其字光甫先生；江苏镇江丹徒县人。幼年曾在汉口祥源报关行、汉口海关邮政局当学徒。一九○四年后留美学习。一九○九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商学学士学位。一九一○年回国后，先后在南洋劝业会、江苏省清理财政局工作，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袁世凯称帝后，张勋占领南京，为掌握江苏省的财政情况，劫持了江苏省银行并查抄存户姓名，陈光甫因坚持银行通例为存户保密而被免职。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陈光甫以十万元注册开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出任总经理，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当时上海的整个银行业都被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所垄断，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中国小资产者，其艰辛可想而知。在竞争激烈的金融界中，陈光甫独辟蹊径，以“一元开户”、“礼券储蓄”、“教育储蓄”、“婴孩储蓄”等新颖的项目，及其“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时时想新法”的经营原则，使这一新成立的小银行信誉与日俱增，实力迅速增强，到一九三七年时其资本总额达五百万元，存款额达一亿八千万元，分支银行遍布全国与世界大城市九十多处，成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陈光甫本人也以其正直、守信而深得中外人士的赞誉。
　　在发展上海银行的同时，陈光甫还积极拓展其他业务，他提倡对物信用、发放铁路贷款、盐业贷款，创办首家中国旅行社、首开由中国的银行经营保险业务的先例。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陈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根本在于农业，强调“送银行入内地”，并游说外国银行投资中国农业。为了培养农业人才，一九三三年上海银行特出资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设立两个客座教授席位，聘请美英专家各一人。当时的美方教授卜凯(J.Lossing Buck，著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之夫，后离异)，此人后来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w，Jr.)在中国的私人代表。卜凯先生对陈光甫的人品大加赞赏，为以后陈两次赴美谈判埋下了伏笔。一九三六年三月，陈光甫作为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赴美谈判，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挽救了国民政府危在旦夕的法币改革，此举第一次显示了陈光甫的外交才能，并使他在中美两国政府中间留下了良好印象。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政府孤立无援，在反复权衡后，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寻找外援与抗日伙伴。一九三八年九月蒋介石召回驻美大使王正庭，派遣深受美国人喜爱的学术界名人胡适为驻美大使。与此同时又派出颇受摩根索赏识的陈光甫赴美洽谈贷款事宜。台湾著名民国史专家吴相湘为此写道：“这时正值广州武汉战局紧张，我国孤立无援，而国内最负众望的两位学术界银行界领袖‘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再无其他选择的两颗‘棋子’。”
　　陈光甫的使美，有三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一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他与陈光甫谈判达成中美《白银协定》，对陈的印象非常好。一九三八年七月摩氏在访问欧洲时对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谈及此事，言谈之间对陈“异常钦羡信任”。摩根索还暗示，如果中国政府再派陈光甫赴美商谈，他将设法帮助中国争取贷款。第二个人是摩根索在中国的私人代表卜凯教授。他与中美双方政界都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极力向摩根索推荐陈光甫，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政府建议陈光甫是争取美援的最佳人选。第三个人是摩根索的助理劳海(Archie Lockhead)。劳海在进入财政部前曾在美国纽约化学银行工作，与上海银行有许多业务往来，和陈光甫有过愉快的合作，对陈大加褒奖。
　　虽然摩根索等人允诺积极协助，但就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来看，陈的使命仍十分艰难。当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对日关系十分微妙。虽然罗斯福总统、摩根索财长等人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是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当时的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就是最生动的写照。
　　陈光甫以其商人特有的敏锐，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艰难的形势，为此一再谢绝担当求援重任。后来由于宋子文(中国银行董事长)推荐的赴美人选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从香港飞往重庆途中座机被日军击落身亡，加之孔祥熙的再三恳请以及蒋介石的亲自督促，陈光甫才不得不接受，但他在日记中还是把种种困难一一列出：“奉命之初，病体未复，极感责任重大：美国孤立主义及姑息分子活跃，如何避重就轻？我国求援之切与希望之大，如何达成使命？加以战局正急，未来变化未可预测，我财政当局对牵涉借款之种种问题一时未能拟具明确方案。”
　　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只是不切实际地要求陈争取三至四亿美元的贷款。与礼祥熙等人的盲目乐观不同，陈光甫认为政治借款的可能性很小。为此在赴美之前，他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在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军需物资，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分子无由反对，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品，因而可能争取到较多的贷款。他从一开始就准确地设计了这种抵押贷款方式，从而为桐油、滇锡两笔贷款找到了恰当的形式，为以后的谈判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陈光甫与席德懋(时为中国银行业务局局长)和任嗣达(云南昆明人，矿产品出口商)一行三人抵达华盛顿。次日便受到摩根索的欢迎，摩根索表示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及他本人对中国的形势均十分关注并深表同情，愿意帮助中国摆脱财政困难，并指定其助手怀特(H.White)与劳海两人负责与陈尽快讨论援助中国事宜。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当美方问及以何种方式争取借款时，陈光甫当即回答可用出售桐油担保借款，并且详细说明了桐油的好处以及中国的桐油生产情况。美方谈判人员欣然答应。随后，双方立即围绕桐油买卖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积极主动，具体提出了有关桐油收购、管理、定价、运输等八点意见以及运油出口的三条路线。他还亲自赴纽约数次，与美孚德士古运油专家以及汽车工程师们研究通过滇缅公路运油的组织、车辆运行等具体事宜，力争在谈判中有的放矢。一个月后，他便与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协议。十月二十四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进出口银行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十月二十五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当晚，摩根索专门邀请陈光甫与胡适大使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一事。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财政部批准了借款，但国务院却不开绿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国务院官员担心中国政府会放弃抵抗，同时又顾虑日本会指责美国借款之举违反中立。于是提出中美桐油借款不得违反《中美商约》和《九国公约》规定(即有关反对贸易垄断的规定)、不得直接向中国政府借款、不得用借款购置军火与装备三个先决条件。针对这些限制，陈光甫灵活地提出由中方在中国国内组织一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同时在纽约注册设立世界贸易公司，陈光甫特意聘请由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Jesse H.Jones)推荐的人选担任法律顾问。一九三九年席德懋回国后，又聘任刚从财政部下来的劳海继任总经理，该公司负责在美销售桐油与购买货物。然后，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合同，由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担保。这样，贷款从表面上看完全成为美国公司与美国政府银行间的业务关系，摩根索对此十分满意，并理直气壮地向外界宣布“这是商业，不是外交”。
　　桐油贷款敲定后，陈光甫又向孔祥熙建议将借款留存在美国，并直接用于在美购货以此“交好毛财长(摩根索)开日后接济之门”。陈光甫被要求继续留在美国负责采购事宜。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全部桐油贷款用于在美购物，所购商品包括汽油、润滑油、有线电材料、运输桐油车辆、粗布、无线电材料、军用车辆设备、配件等，皆为中国抗战的紧俏物资。由于桐油贷款款项基本全部用于抗日战备，许多美国外交史学家都把该贷款视为罗斯福当局转变东亚政策开始遏制日本的标志。
　　桐油贷款之后，国民政府并不满足，仍努力寻求更多的美国援助。宋子文曾通过其他渠道向美方提出借款，但遭到拒绝。为此，孔祥熙婉言拒绝陈光甫的辞请，要求陈务必继续留在美国，并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指示陈再设法争取一笔更大的借款。
　　于是，陈光甫与胡适大使开始与美国各方交涉争取新贷款。此时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基金已经用完，新的预算方案尚在国会讨论中。陈光甫敏锐地判定国会一定会批准进出口银行的增资计划，遂在私下里开始研究美国的需求，发现美“需锡甚殷”。于是在九月份便非正式向美财政部提出中国可以用锡矿为抵押品申请贷款，得到了对方的赞同。同时，陈又要求孔祥熙提供详细的国内锡矿资料，并建议立即先运五百吨到美国，“先行交易，以利其行”。陈光甫马不停蹄，反复奔走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与胡适一起协作努力，多次与美有关人员洽谈协商，但由于种种不利因素，求援努力总不见成效。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陈光甫再访摩根索财长，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期望。他首先向摩根索本人对中国的同情以及在桐油、滇锡贷款谈判中的帮助和承诺表示感谢；接着指明中国抗战已坚持了两年半之久，国困人乏，时下到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特别是各种军需物资更急待补充；随后，他表明了中国政府与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最后，他向对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际局势变化非常快，如果日本正式对中国宣战，美国的援助反而会更加困难。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五十九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的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动，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定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答应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商谈后，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后来戏称此乃“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的这两项许诺，无疑是为滇锡贷款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转机，趁热打铁，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年初，胡适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争取贷款。一月二十四日，胡、陈两人又一起会晤琼斯，胡适保证中国政府将抗战到底，陈光甫则将桐油运美与在美购物的各种详细资料送交琼斯。二月一日，琼斯在国会就进出口银行增资一事作证时，极力为中国辩护。同时，陈光甫则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游说美国汽车业巨头，向他们保证如果中国再获贷款将继续购买美国汽车。在这些商人的影响与协助下，国会修改了每个国家从进出口银行借款累计不得超过三千万美元的限制，不论是否有过借款历史，规定每一国家以每次借款二千万美元为限。美方最终同意再次贷款中国。四月二十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二千万美元的合同。
　　滇锡借款谈成后，陈光甫了解到国内的桐油、锡矿运输状态改进甚少，担心会因此影响中国的信誉，遂决定回国亲自管理两项贷款的善后工作。五月中旬，陈乘船离美。六月底回到重庆复命。此时，国民政府已决定任命他为经济作战部部长(亦称贸易部长)，陈光甫坚决不受，深感自己“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他危难之时受命求援，完成任务后依然脱离政界。但是为了督促桐油的运输工作，保持中国的良好信誉，他亲自到昆明设立办事处，派专人至海防疏运存积物资，同时不顾日机轰炸危险，亲自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全线的输运情形。在他倡导下，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年十月成立了桐油管理委员会，加强对桐油生产、运输的统一管理，加之国际市场上桐油价格上扬，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提前二年还清了桐油贷款本息，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世界战时国际债史上所罕见”。为人清高的胡适对陈光甫的业绩也是万分感慨，他特别致电政府赞扬陈氏：“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运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从。不但在抗战期中对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胡适与陈光甫两人从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适还特意在送给陈氏的一张照片上写下了他那首有名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以纪念两人当年在美求援的日子。
　　像许多同时代的爱国人士一样，陈光甫一方面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晚年尽力避而远之，另一方面，又在尽自己所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多做点事。即使完全看透了时局，陈光甫在贷款谈判结束之际，还是衷心告诫重庆当局须明白“我先自助，人才助我，否则，求救之事难若登天”，“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不仅在经济上和外交上，就是在政治上，陈氏都有高人一着的眼界，这一点连胡适都不如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兵败如山，急需美援。当权者想到了胡适，请他再次赴美求援，胡适竟然心动，找到陈光甫，希望两人携手再现抗战之初求援成功的奇迹。陈光甫断然拒绝，并要胡适打消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大陆解放后，陈光甫移居香港，资中筠先生曾告诉我，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曾托人劝陈返回大陆，陈亦有回归之意，终因三反五反运动未能成行，后定居台北。
　　陈光甫以弱国之使的身份，争取到了被他称为“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的美国的援助，完成了当时许多职业外交家都未能完成的求援重任，不可不谓是了不起的成功。在为国家尽心尽力之际，陈光甫个人却付出了人格与尊严的代价，内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凉，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九月以来，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这段内心独白，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忍辱负重”。而正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许多多像陈光甫这样“忍辱负重”的爱国者，才使积弱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历史应该永远记住那些在山河破碎时代为祖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们，他们不光是战场上的烈士、政坛上的名流，还有许许多多像陈光甫和胡适这样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尽职的各类专家学者。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