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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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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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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九九陈愿
作者李零
期数1999年12期
  岁月如梭,不堪回首。我这本小书从动笔到出书花了五年,从出书到现在又花了五年,说时迟,那时快,“青春小鸟”已倏然飞去,中年的门坎也一脚迈过。回是回不去了。
  我的书错误太多:自己的错多,手民之误也多。木已成舟,追悔莫及,除了包羞忍耻,耐心等待(等待五年期的合同解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本书的再版,原因很简单:我的书早已售缺,哪儿都买不到,很多人(中外的读者都有)老是追着来问。但从我来说,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儿。我考虑的主要是,这书错字太多,流毒太广(原书印数不详,又不肯出勘误),给我添堵,也对不起大家手里的钱。我心里一直在想,不行,咱们一定得找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前两年,我把希望寄托于台湾一家名气很大、规模也很大的出版公司——时报出版公司,想借一个新版本加以修正。可是等呀等,盼呀盼,眼看就要出书,忽然他们把老板给换了,说是廖立文时代的学术书给他们捅了很大的窟窿,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得请我还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批作者包涵,原谅他们的毁约退稿。我再一次领教到商业之无情、信义之无用——当此“世纪末”,谁也躲不过的“司空见惯”。
  不是我爱发牢骚,我的文运确实很背(此书是我浪费眼力和感情最多的书)。
  在旧版序跋中,我曾有意记下我搁笔之际忽然涌上心头的胡思乱想。当时心潮澎湃,翻江倒海,我说了很多对我刻骨铭心,但和大家毫不相干的话。该后悔的后悔过了,该遗憾的也遗憾过了,时过境迁,没有再印的必要(我已把它们收入《放虎归山》)。这里只想讲点今后的希望,我心里郁积已久,混沌朦胧,在《方术考》中还来不及展开,今后也未必就能完成的想法。
  这是一组关于“现代化”的古代思考。
  我想写三本书,三本主题相关的书:
  一、《绝地天通》;
  二、《礼坏乐崩》;
  三、《兵不厌诈》。
  我想写的头一本书,主题是讲“天人分裂”(而不是“天人合一”),即在我们中国,“地”和“天”怎样分离,“人”和“神”怎样疏远;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老天爷假装虔诚(“敬鬼神而远之”),可实际上又很不客气(“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它涉及的是中国的宗教传统和科学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那种在西方人看来既不“宗教”也不“科学”的态度(早期传教士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态度)。中国的“真龙天子”要想坐稳天下,当然得有“天降大命”的合法证明;造反的老百姓图谋颠覆政府,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堂皇旗号。但他们对“天”的关心从来就不如“地”,对“神”的兴趣也大不如“人”。这和西方的传统很不一样。研究宗教史和科技史,我是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方术同两者都有关系,和两者又都不一样,这是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出土材料日增,我的胆子稍微大一点。我想扬长避短,冒险一试,然后急流勇退。
  我的第二本书是想讨论中国的“乱”,中国小说几乎无一不说的“乱”:挑战天神的“乱”,挑战政府的“乱”,王朝分裂的“乱”,男欢女爱的“乱”。但太大的时间跨度,太多的社会层面,绝非我所能够驾驭。我要讨论的只是孔夫子亲眼所见、痛心疾首,“道术将为天下裂”,引来诸子百家大辩论的那种“乱”。《春秋左传》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这是解读《左传》的钥匙。我想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借两周铜器铭文和有关考古资料对这个“本”字试为新解,讲一下“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何以会颓然陨落、中国贵族传统为什么崩溃的那么早(这和西方也是对照)。另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拿这种“礼坏乐崩”和“法令滋章”的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做一对比,透过其“法典化”的再度蒙羞,展现“规则”在中国法统观念下的脆弱和多变。
  我的第三本书是讲中国发达甚早、极富哲理的兵学(十九世纪之前,欧洲实无与此水平相似之“兵法”,不但中世纪没有,希腊、罗马也没有)。我想重操旧业,以中国的兵学为标本,透视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游戏规则。军旅最讲规则,兵法最不讲规则,这是我想讨论“兵法”的缘故。它是上面两本书的总结。上面两本书,一本讲“无天”,一本讲“无法”。“无法无天”的结果是“造反有理”(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造反有理”是对“规则”的亵渎和挑战。这和“兵法”在骨子里是一样的(注意:“逃跑”也是兵法,广义的“造反”也包括“帝力于我何有哉”)。虽然中国的“造反”从来也没有打破过“规则”,反而是“规则”的必要补充(是个悬于“规则”之上,藏于“规则”之下,长期保留定期上演的节目)。它既让我们感到“兵法”的可怜无奈,也让我们感到“兵法”的无所不在。惟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这是“兵不厌诈”的“诈”,也是“造反有理”的“理”。
  最后,假如还有余力,我想讨论一下中国文学表现中的“男女关系”,特别是作为文人理想渗透于一切“风流人物”内心习惯上称为“才子佳人”类型的“男女关系”(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如此而凑成我的“四大奇书”(不是我在这儿吹牛,而是自己给自己打气)。
  我相信,最古老的话题也是最现代的话题,最现代的话题也是最古老的话题,“前现代”也好,“后现代”也好,恐怕都是“现代人”的虚构(“现代”一词的荒谬就在于,它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漫长停顿)。
  《中国方术考》只是对上述第一个题目的初步思考。本来还是毛坯的已经过早诞生,本来该是成品的却迄未问世。我对身不由己,如同五马分尸的自己很不满意。
  早已过了立志之年的我,还有梦在心中。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想投入上述题目的创作。
  但愿完成,早点休息。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时当北约狂轰滥炸南斯拉夫之际

  ① 中国的兵法特别发达,但它的发达却并不完全是得益于“窝里斗”。它的发达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战”有关。历史上的匈奴、蒙古等族,他们虽然不写兵书,但却是坦克火炮发明前最擅长作战的民族,我们从他们学到的东西肯定很多。
  ① “四大奇书”即《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它们正好代表了中国小说的基本类型:“神怪”(第一种)、“英雄”(第二、第三种)、“儿女”(最后一种)。我常和我的西方同行讲,你们要读不懂“四大奇书”,就很难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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