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纪德的恩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苏联归来》的作者安德烈·纪德有段恩怨。这段恩怨只是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人的，纪德本人并不知道。
　　也许，今天将这段恩怨诉诸文字，人们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苏联、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作家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和解释。
　　纪德是在俄罗斯南部的疗养胜地——索契见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当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在那里的政府特意为他修建的别墅中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关于这次见面，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纪德都留下了文字记录。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字从未译成过中文，而纪德的文字留在《苏联归来》一书中。
　　就在会见纪德的当天，即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妻子拉雅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件事：“安德烈·纪德和他的同伴——几位法国作家和一位荷兰作家刚走。我们的会见是友好的、亲切的，使我激动。安德烈·纪德是个好极了的人。尽管我们的谈话要通过翻译，但是还是能感到这位天才作家非常坦诚和非常仁慈。我这会儿在我的手上还能感到他的像工人一般的大手的温暖。”
　　同一天，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共青团真理报》文艺部主任特烈古勃的信中就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纪德见面的情况：
　　纪德和他的同伴刚走。这次会见令我激动和深受感动。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在我的手上有这个老人的手的温暖、他紧紧地一握和偶然落到我手上的泪滴……
　　他的人道的真诚使我深受感动，这对我本人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我的心扉敞开了。我相信，我感觉到了他的全部动作的真诚。他有一双大手，工人的手。我对他说了这一点。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他说：“我感谢您的盛情邀请，但是，即使没有这种邀请，我还是会来拜访您的。”
　　我听着他的柔和的、低沉的声音、用陌生语言讲的亲热的话语，我也就感到了他的激动。
　　翻译把他的话翻译给我听：“我和我的朋友们回到法国后将竭尽一切力量，使您的书为法国青年所知晓，能找到像在你们国家这么多的热情的朋友。”他的手指紧紧地按在我的手上。他谈起了作家的作用。
　　他说：“是的，为千百万人而写作的喜悦是任何事情也无法相比的。我希望更多地写爱情，而不是仇恨，不过这是将来的事。而现在，我们这些西方作家们不仅应该懂得为了谁而写作，而且应该懂得为了反对谁而写作。”
　　我回答说：“是的，一位最有才华的艺术大师如果为人民而写作，他必然会引起法西斯的、人民敌人的仇恨。但是，这些诽谤的水滴对于人民之爱和友谊的海洋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劳动人民正是用这种人民之爱和友谊来慷慨地奖赏那些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服务的正直和诚实的艺术大师的。”
　　他激动地说道：“哦，是的！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和感受到这一点。”
　　在谈话中间，安德烈·纪德亲昵地碰了一下我的手说：“语言是多余的，这是常有的事。现在，我们手的温暖就替代了语言。而您的愉快的微笑所传达的，比最美好的友谊的语言对我所讲述的还要多。”
　　他十分激动地谈起了高尔基。他讲述了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之死如何使他受震动。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人的海洋，这来向自己心爱的朋友、不仅是苏维埃国家的作家说永别的人的洪流，心灵深处都在震颤。这表明人民和他们的艺术大师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这种景象，并且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一个小时过去了。安德烈·纪德不安地问我，是不是累了。我说不累。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他问我在写什么。他离开时温存地吻了我的前额。我们告别。人们把他写在他的书《刚果之旅》第一页上的话读给我听：“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送给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致以兄弟的敬礼，安德烈·纪德。”
　　“再见，纪德同志！一路平安！愿苏法人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一路平安！”
　　他用俄语说：“再见”。他们走了，我的家人送行。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这次会见很高兴，很受感动。纪德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很好，他把纪德看成是一位艺术大师，一位具有人性真诚和仁慈的老人，一位正直和真诚的天才作家。这时，他完全相信纪德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同志。
　　但事隔四个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对纪德的看法就彻底地发生了变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再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提到了安德烈·纪德：“你大概读到了关于安德烈·纪德背叛的文章。他当时是怎样地蒙骗了我们啊！妈妈，又有谁能想到，他会做得这样卑鄙和可耻？！让这个老头儿去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吧！他不仅欺骗了我们，而且欺骗了我们全体强大的人民，他们曾经把他当朋友来接待，并信任地把手伸给他。而现在，我们的所有敌人都会把他的那本叫做《苏联归来》的书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关于我，安德烈·纪德在这本书中写得倒‘可以’。他说，如果我生活在欧洲，我就会是一个‘圣徒’等等。但是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对于这种背叛我感到沉重，因为我曾经真诚地相信过他的话、眼泪和他在我们国家如此兴高采烈地欢呼过我们的成就和胜利的作为。”
　　在这个一九三六年的岁末，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眼中，安德烈·纪德骤然间就从一个天才作家堕落成背叛者、卑鄙和可耻的骗子、对不起他们一家和全体苏联人民感情和信任的人。这显然是由于纪德所写的《苏联归来》一书所引起的。
　　《苏联归来》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并且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苏联当局对这本书反映十分强烈，立即经过各种途径、动员各国的支持苏联的“左派人士”，发起了一场猛烈攻击纪德及其《苏联归来》的政治运动。苏联的报刊上对纪德的指责和攻击尤为激烈，把他骂做“披着羊皮的狼”、“疯狂的反苏反共分子”、“法西斯的奸细”等等。按照苏联的一贯做法，这种“反苏反共”的书是不会翻译出版发行的，是不会让广大读者知道书的具体内容的。显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该书出版的仅仅一个月后是不可能读(应该说“听”)到这本书的。
　　就像他在八月份对纪德的邀请并不是出于他对这位法国作家的了解和敬意，而是由于“上面”的安排要他会见纪德那样，他这时对纪德的抨击也是体会和领悟了“上面”的意思而写下的，尽管，这种“体会和领悟”是发自于内心的。远的不说，自从他写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当局有意把他塑造成一尊偶像时起，自从他躺在政府为他特意修建的别墅里创作《暴风雨所诞生的》时起，他就时刻(他自己意识到和别人随时提醒他)听从“上面”的意思来修改和创作自己的作品。他这时在给别人的书信上留下的并且不断重复着的一句“名言”就是“永远不背离党的总路线”，因此他对纪德的欢迎、赞美或是指责、抨击都是为了“永远不背离党的总路线”。
　　这种指导精神在他会见纪德后写下的文字里已经袒露得十分清楚。他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代表来接见纪德的，所以他才说了那些愿苏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的官话；他显然是把自己当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来和纪德谈话的，所以他才说了那些有关作家作用的、几乎是教训纪德的话；正因为如此他才把纪德对他个人所说的好话当成了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赞颂。
　　但是纪德却不同。纪德去索契会见他时，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和法国人民的代表，或者是法国文学的代表，甚至都没有把自己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见面看成是作家和作家的会见。纪德去看望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个人对个人的会见，是一个正常人去对一个残疾者的致敬和对话。所有这一切可以从纪德留下的文字里看得出来、品味得到。
　　有关这次会见，纪德留下的文字是：“在索契，令人钦佩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纪德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钦佩是一种对人性的钦佩：“他并不怨天尤人，尽管处于这种缓慢的、濒临死亡的状态下，他漂亮、瘦削的脸上还能露出微笑。”然而，纪德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钦佩又是基于对他的深刻同情上的：“我终于起身告辞了，他要求我吻吻他。我把嘴放到他的额头上时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突然感到好像已经认识他好久了，我们已经成了朋友，而我就要离开他了，我也似乎感到他就要离开我们了，我是在向一个垂死的人告别……”如果在“吻前额”这个细小的情节上作个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纪德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是：“他离开时温存地吻了我的前额”，而纪德的记述是：“他要求我吻吻他”。仅从对这一吻的态度，我们就不难判别出，他们俩人此时的感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因有这慈祥老人的一吻而感到宽慰和骄傲，而纪德的低头一吻却像是神甫在给濒临死亡的人做临终前的祷告。
　　所以，纪德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总的印象就几乎是宗教性质的：“我以无上的敬意来讲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是在苏联，我会说这是一个圣徒。宗教没有培养出过比他更完美的人来。光靠宗教是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来的，他就是证明。只要有热忱的信念，不求回报，只求兢兢业业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满足了。”
　　无论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记述，还是从纪德的文字，我们都会发现，在这次见面中，纪德根本没有去“兴高采烈地赞颂欢呼过苏联的成就和胜利”(事实上，他在整个访苏期间都没有这么做过)，他所表达的只是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感情，甚至是伤感的感情。奥斯特洛夫斯基本能地认为纪德所表达的感情就应当是针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因此，他对纪德恩谢有加时，是因为他把纪德视为苏联的朋友、同志，他对纪德怨恨不已时，是因为他把纪德划为叛徒、敌人一伙了。
　　而纪德还是那个纪德。纪德是一个公开宣布赞赏和热爱苏联的人，他到苏联去是为了寻求和证实“一个榜样，一个向导”。但他在苏联却看到了这个理想之国的一系列失误和错误。他出于热爱之心，出于绝不能让苏联失败之情，想把他看到的失误和错误告诉给苏联人听，但没有人愿意听，即使有人要听也不敢听。于是，纪德把这一切写在了《苏联归来》一书中。
　　纪德并没有隐晦自己的看法。他在苏联土地上所作的有关高尔基的演讲、对莫斯科大学生的演讲和对列宁格勒文化人的演讲都贯穿着这种看法。然而，他的这种看法是不受接待他的苏联作家协会和执政当局的欢迎的，因此，他的原计划要做的演讲常常不得不被迫取消。他在一份没有能讲出的报告中，强烈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可怕危机”：平庸和正统，尖锐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界的一种“令人难受的诊疗所的气味”：“大部分人，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从来不会为有标新立异的、有潜在前途的作品鼓掌，他们只会为已经有先例的，也就是平庸的作品鼓掌”，“一旦艺术置于正统观念之下，不管这种观念是什么最神圣的观念，艺术就被葬送了。它在随声附和中黯淡了。革命能够，而且应该提供给艺术家的，首先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他的这份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被他的苏联朋友看出问题了，说它不符合党的路线，不符合正统观念，劝他不要去做这个报告。纪德最后没有去做这个报告，但讲稿却保留下来了。这样一个纪德，这样一个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持不同看法的人，显然和“永远不背离党的总路线”、紧跟斯大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文学上是谈不到一起的。所以，他们在索契并没有谈文学，纪德也没有夸赞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更没有系统地谈自己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只是允诺他将为这本书在法国的出版竭尽自己的力量。在纪德留下的文字中，我们难以找到对这本书的完整评价。
　　这样一个纪德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一样的。如果，奥斯特洛夫斯基真的能读到纪德的《苏联归来》的话，他对纪德的抨击会更厉害。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具有他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特色：既有那种隔绝于世的顽强拼搏、自我牺牲精神、对未来幸福的“期待、信任和无知”，又有那种苏联一切世界第一的优越感、好斗和挑战意识。从这个角度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对纪德的从赞颂到抨击的转变并不是他个人的恩怨，而是他生活的那个国度的社会意识和行为的一种必然的反映。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苏联，是它的命运和前途。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都必须服从苏联的发展和命运。而对纪德来说，这个命题却是相反的。尽管纪德自己承认，“在我们的心目中和思想上，是把文化的前途和光荣的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他毕竟认为还有更为重要的：“在我看来，有好些比我自己，比苏联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所以，奥斯特洛夫斯基容不得别人说苏联的阴暗面、说苏联的不是，对苏联说不，而纪德却是为了让苏联变得更好、更辉煌而批评苏联的消极方面和阴暗面。
　　饶有兴味的是，反感纪德的不仅仅是苏联的作家们。即使是罗曼·罗兰这样的大作家，也曾迅速地参加了对纪德的讨伐。他在评判纪德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会面时说：“纪德把他看成是‘一个和外界几乎缺乏一切联系，无法找到扩展基础的人’，纪德不知道怎样看待他和理解他。当纪德向他伸出手时，曾设想这只手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可能‘就像同生活重新连接一样’。但是，在这两个人中，那个垂危的人倒可能‘让另一个重新连接生活’。纪德怎么会感觉不到呢？这支行动的火炬，本应炙痛他的手指。”
　　纪德对罗曼·罗兰的指责感到很难过。他说：“我从来没有读过他写的东西，但是，至少我很尊重他思想上的人格。我难过的是，在有生之年充分展示其伟大的人多么稀少。我相信《超越纠纷》的作者会严厉地批判已经到了晚年的罗兰，这只老鹰做好了他的巢穴，他可以在那里憩息了。”纪德的这段话是对罗曼·罗兰的恰如其分的批评。罗曼·罗兰毕竟屈从于斯大林的压力，终于没有敢发表本准备要发表的《莫斯科日记》，并要把它封存五十年。
　　六十多年前，纪德曾经凄凉和悲哀地说过：“预先带着信念的参观者对光明和阴暗面常常是很敏感的。苏联的朋友常常很不情愿看到苏联的阴暗面，或者，至少说不情愿承认它；因此，往往仇视苏联的人说了真话，热爱苏联的人说了假话，这种情况是太多了。”
　　今天，在那块恩恩怨怨的土地上，留下了当年索契的海风，留下了莫斯科的教堂不息的钟声和四处弥漫的神秘莫测的气氛，留下了在那片土地上几乎已经被忘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被禁锢多年后重见天日的《苏联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