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男人的“不缠足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就是妇女的“不缠足”。
　　康有为初出茅庐第一件“维新事业”就是组织“不缠足会”，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没断了为“不缠足运动”鼓与呼。开明的士大夫，从封疆大吏(张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时似乎都把“不缠足”当成了非办不可的要务。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当时中国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事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态的性心理。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蓄辫和缠足两大特征受到了西方人最无情的嘲笑。蓄辫有关清朝“国体”，想动太难，而缠足却可以“革”掉。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视之为不开化的“土人”，羞于“野蛮贻诮于邻国”(康有为语)。可是，遍地的小脚却成为“西方说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在羞惭缠足习俗的现象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不仅有西学东渐而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虽然后者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