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则性思维与技术性思维

　　原则性思维与技术性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本来相辅相成，但由于百年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特殊的情势，原则性思维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技术性思维则往往受到忽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读梁启超当时写的几篇文章《谈判与宣战》、《致段执政书》、《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我们怎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答北京大学教职员》(均在《饮冰室文集》第四十二)，深有感触。国人陷在惨案触发的爱国情感中，要和帝国主义算总账，不容有任何妥协，这是对的，但进退策略等一些技术性的方案，却因此都不在考虑之中。梁启超、胡适等人从外交角度提出的一些技术性主张，几乎都受到了知识界内部的批评，在当时高涨的爱国热潮中，这样的思路几被当做投降主义。
　　什么是技术性思维呢？典型的一个例子可用梁启超《谈判与宣战》一文中的一句话做代表：“我的意思，是想靠这回罢工罢市的大牺牲，博得三几件重要‘现钱现货’到手。”
　　他这话，是指把已经发生的五卅惨案和上海人民激于爱国热情的罢工、罢市，作为外交筹码，以期通过谈判调整与帝国主义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进程。
　　“五卅”期间，梁启超出了好多具体的主意，比如《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一文，就论及交涉对手、交涉程序、交涉条件、交涉地点、“交涉辅助”等非常具体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两种思维，还纠结着情感与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问题。
　　在《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梁启超说：“理性是深沉的，沉闷的感情是浮动的，热闹的，所以在群众里头，只有感情是天之骄子，对青年的群众为尤甚。感情的冲动最要紧是蒙着一面，因为多看几方感情就会受节制了。最要紧是说得爽快，不许想到做的艰难。因为说到艰难，感情就会冷静了。”
　　“‘收回教育权’，‘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是新近最时髦的名词，是群众运动最好的旗号，旗号的本质对不对，有无流弊，且不必说，试问‘我们是否有力量去打？’‘如何打法？’‘不要讨论’，只要劈大喉咙喊打打，喊得慢一点，喊得低声一点，便是公敌，是之谓爽快，不许想到做的艰难。十几年来，所谓民众运动，顽的总是这一套。”
　　也是在五卅运动中，俞平伯有一篇《雪耻与御侮》，比梁启超更痛快地表达了这种技术性思维，这可能是由于俞比梁年轻，且“历史清白”。俞平伯说：
　　“宣战是必败，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种高调好听罢？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此吓退鬼子兵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
　　“宣战本来是废话，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这经济绝交似是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经济绝交，效能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仍然存在，虽然添了‘五七’纪念日。……”
　　“然而普通坚持的经济绝交，有非组织的民众不为功，我们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骨子里是一盘散沙。团结是平居的训练，仓促乌合又何益呢？”
　　“对英日罢工，必得设法安插失业的工人。”
　　“处理这类事情，不贵热闹，只要切实，不贵激烈，只要缜密。把外国人推出一分去，咱们便得占进这一分；这方是永恒的排斥、方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时虚矫之气，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轰轰的来时，冰消瓦解地去了，我们到那时既蹈东海而死，亦无异匹夫匹妇，自经沟壑。”
　　这篇文章发表在《语丝》，后来郑振铎发表文章说：“平伯本意原是好的，以为欲对外必先对内，不料口吻乃竟与敌报相类。”所谓“敌报”是指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大陆报》，该报曾说：“你们当江浙战争时死了千万人，为什么不反对，却来反对这次南京路上十数人的被杀。”一种不“随大流”的清醒之言，弄不好会有“与敌报相类”的危险。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境遇。
　　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之交为《努力》周报“这一周”栏目所写的时评中，胡适论及山东人对“鲁案善后”问题的态度时说：
　　“山东人宣言的原则是：‘华盛顿会议席上已丧失了权利的，我们不希望王正廷争回；华盛顿条约里不曾丧失的，我们希望他不要丧失。’这话固然很有理；但‘交涉’是一交易，逃不了讨价还钱的手续。我们应该研究逐次交涉的问题分别讨论；不应该笼统日本人不漫天讨价，也不能希望中国委员方面绝不还钱。我们希望山东人士对这件重大而带专门性质的事件，不要全凭意气，不要全利用群众心理，应该把一切步骤想像出来。打倒一个人是容易的事，为事择相当的人就不容易了。攻击一项交涉也是容易的事；根据事理，做更妥当的计划，就不容易了。”(《胡适文存》二集)
　　常常在外交问题上凝聚的这种矛盾，原因在于外交谈判本身是职业化、技术性的，而在这一领域凝聚的关注和伴随的压力，则恰恰是原则性、全民性和情感化的。
　　其实，即使是在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中，外交谈判也有着技术性分歧。顾维钧曾回忆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日本谈判山东问题时的分歧：
　　“胶济铁路则是双方都最为重视的问题。起初双方达成部分谅解，处理完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再讨论铁路问题。在前十天会谈中，虽然似乎已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的协议，然而对于这种顺序，中国代表却在自己代表团中遇到了困难。中国代表团中以黄郛为首的一部分人普遍认为，按照这样的顺序，中国会有耗费时间的危险，下一步将难以要求彻底解决铁路问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一开始就提出铁路问题，而我与施、王则认为，从谈判技巧以及双方强烈感情考虑，还是先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较为明智，这样有利于为讨论最困难的问题创造一种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气氛。”(《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75页)
　　技术性思维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启超一九一○年对“国民筹还国债”运动的分析。(《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再论筹还国债》，载《饮冰室文集》二十一)
　　当时的形势是：“我国现在所负外债十万万余两，除铁路债外，其纯为不生产的者，七八万万两，本息几去岁入之半。而以银价日落，其随时所负担之磅亏，尚不可预计遗害子孙，靡有穷极。各国挟持其债主之权利，且窃窃焉议干涉我财政。”
　　所以，梁启超对国民筹还国债的活动不仅没有否定，而且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当急”之务、“国民程度最进步之现象也”。但是，他以金融财政专家的思路，通过“筹还国债与普法战役后法人偿还普款之比较”、“筹还国债与爱国心之关系”、“筹还国债与现在国民生计能力之关系”、“筹还国债与将来国民生计能力之关系”？“筹还国债与财政之关系”、“筹还国债与对外政策之关系”等各方面分析，得出结论，此举是难以做到，而且即使做了也是失大于得的。爱国运动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往往有不避成败利钝的气概；但要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就是技术性问题了，就要算账。
　　胡适在三十年代中期关于建设的几篇文章，为政界和学术界的建设热情大泼冷水，也渗透着技术性思维。在《建设与无为》一文中说：“我们现在很诚恳地奉劝我们的政治领袖：建设是一件专门技术的事业，不当用作政治的途径。”在《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一文中说：“我希望今日的政治领袖们彻底觉悟建设是专门学术的事，不是他们可以发一道电报命令十来个省份限几月完成的。”“政府如果有建设交通事业的诚意与决心，应该把交通和铁道两部划出政治之外，合并作一个纯粹的专门技术的管理机关，不受政局的影响。”
　　在《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述评》一文中，胡适说：“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重要的技术，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
　　一般而言，“知”是原则性的，“行”是技术性的。原则性正确不能代替技术性可行。想到建国以后我国在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和后来赶超战略中的失误，胡适这一番对“行”的技术性层面的强调不能不令人感到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