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一间屋子到一张床

　　前一阵子连续读了几部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包括一个剧本《床上的爱丽斯》。桑塔格是一位著名的先锋派，善于利用传统文本并加以颠覆，爱丽斯这个名字又让人联想到儿童文学经典《爱丽斯漫游奇境》，不免叫人猜测桑塔格选用这个人名是否有什么影射。读了作者为德文演出译本写的说明，才知道爱丽斯原来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作家亨利·詹姆斯以及同样知名的大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两兄弟的妹妹。而且，据桑塔格讲，爱丽斯和她的两个哥哥一样聪明。但不幸的是，她的聪明才智没有得到恰当的呵护与发展，相反却为她带来诸多问题和困扰。所以她在十八岁时，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自幼失去母亲的爱丽斯，深受严父的约束，连自杀也无法遂愿。后来，她一直体弱多病，以至于终年卧床不起，直到四十二岁去世。
　　爱丽斯没有成就什么事业，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传世的佳作，她的卧床不起甚至使她的生活较之常人更单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匮乏)。那么桑塔格为什么要写她？桑塔格的解释是，她想通过爱丽斯的命运，表现一下女性的境况。桑塔格还提到了《一间自己的屋子》，说伍尔夫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及其命运，对她启发颇大，促使她沿着同样的思路，塑造了爱丽斯的形象。
　　说实在话，初读《床上的爱丽斯》，会觉得这出心理剧缺乏戏剧动作，可读性不强。它以爱丽斯与她的哥哥和父亲以及历史上的几位著名女性的虚构性谈话为脉络，揭示爱丽斯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困扰。剧本以平淡的语言和平淡的情感，去讲述女性可怜且可悲的境遇，让人对女性平白地受到社会和传统的压迫与摧残，以至于白白地浪费了才智与生命，感到深深的惋惜。
　　然而，桑塔格的作品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能让人读后难以忘怀。《床上的爱丽斯》也一样。就在你以为把它忘记了的时候，它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你的脑袋，在你阅读其他书籍或是思考其他问题时，向你招手、做鬼脸，引起你的注意，使你不自觉地去想它，琢磨它。经不住这样的撩拨，我又去翻出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想在那个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那里，寻找一下可能的答案。
　　伍尔夫比桑塔格善于言说。或者说，没有受到过后现代的所谓“简约主义”的影响，伍尔夫更相信言说的作用。伍尔夫的虚构是这样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叫朱迪丝，她和哥哥“一样大胆，富有想像力”(见王环译《一间自己的屋子》，沈阳出版社，45页)。可是她的父母没有送她去上学。她不仅不能像哥哥那样读书，还要做饭、补袜子，并由父亲包办，要嫁给附近羊毛商的儿子。朱迪丝这时候还不到十七岁，她要和命运搏一搏。她跑了，也跑到了伦敦，想和哥哥莎士比亚一样去演戏。但是那家戏院的经理以“女人演戏就好像小狗跳舞”的贬损拒绝了她。朱迪丝不甘心。她仍然滞留伦敦，偷偷学艺，并得到一位经纪人的怜悯。最后，她怀上了这个经纪人的孩子，走投无路，“在一个冬夜里自杀”(出处同上)。
　　伍尔夫的虚构更有戏剧性，更动情，几乎和赚人眼泪的流行小说差不多。这也许会使人在感慨女性易受伤害的同时，忽视了在许许多多类似的真实故事背后，还蕴含着关于妇女命运的重要话题。不过，伍尔夫可没有忽视这一点。她为女性的命运深感不平甚至愤怒。她历数历史上的男性名人对女性的侮辱性评价和人身攻击，并悲伤地指出，妇女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养育子女、服侍丈夫和维护家庭，到头来却是一无所有，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我相信许多人都读过《一间自己的屋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境况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问世七十三年之后，不再是需要讨论的话题了，虽然女性的境况在这几十年当中确实大有改善，尤其是在形式上。
　　然而，妇女距离真正的平等和解放确实很近了吗？写于二十世纪末叶的《床上的爱丽斯》，似乎正是要对此做一个脚注。应当承认，爱丽斯比朱迪丝幸运。爱丽斯接受了教育并且学习出色，就连她那才华横溢的哥哥都对她的机敏和想像力赞不绝口。此外，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财产，所以不必因生存而忍受男性的利用和侮辱。而且，她的父亲爱她，哥哥也爱她，是那种真心的爱。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爱丽斯的命运，相反却使作为女性的爱丽斯与周围人的关系更为复杂。原因是，如果说朱迪丝的父亲为她做的安排基本是出于生存的需要，那么比较而言，爱丽斯的父亲对她的要求似乎不那么单纯——其中的自私成分或许更多些；或者，从另一方面讲，爱丽斯的事例说明，单纯的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可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伍尔夫曾经认为，有才华的女性会因外界的误解和压力而“发狂，自杀”，“或是在村落外的一所小茅屋里，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地终其一生”。必须承认，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她们更可能像桑塔格笔下的爱丽斯，在有钱有势的父亲安排下，无所事事，无所成就，忧郁而压抑地了结一生。在这里，“卧床不起”只是一种象征，是女人在男权社会里无能为力的象征。比起伍尔夫的描写，这种缺乏行动能力的形象或许缺乏戏剧性，但它更接近本质的真实。也许有必要提一下娜拉，因为易卜生先生塑造的娜拉似乎一直是女性解放的典型。但是这个娜拉实际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女性形象，因为她顺从男人的笔，轻易地放弃了她的基地，她的全部，她的心血的结晶——她的家。而且，娜拉离家后怎么办，一直是无法回答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桑塔格那里。桑塔格在叙述女性命运时的平静是令人钦佩的。也许有人会说，桑塔格处于女权主义兴盛的时代，妇女权益较之伍尔夫的时代有了大大的改观，所以她可以心平气和一些了。的确如此。但是，同样是桑塔格生活的二十世纪末，社会上又在流行一个词汇——“怨妇”，这又说明着什么？这个词汇散发着某种类似贬损的偏见气息，排斥着理解与同情，更是扭曲了妇女争取身心解放的正当追求，将其降格为一种不健康的、抱怨的情绪，而不是理性和冷静。
　　“怨妇”如今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许许多多的妇女仍然对改变这个世界抱有希望，仍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懈的呼吁去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人是充满勇气与希望的，她们令人钦佩。说钦佩，是因为女权斗士们的正当呼吁始终在遭受阻挠和误解。记得二○○○年四月，美国杂志《哈泼斯》刊登了一篇长文，题为《供使唤的女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来自男女两性、褒贬不一的反馈当中，可以看到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文章以尖锐的笔触指出，美国国内阶级分化与贫富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富有阶级对贫困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已经在悄悄地以各种方式重新出现并日渐流行。文章还说，富有阶级中也含有女性，她们同样在剥削和压迫贫困阶级中的女性，而且少数的富有女性并不可能使妇女贫困化的现象有丝毫改变，相反，这一切对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国更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实例。无论这一观点是否偏激，它的价值在于，它把妇女为自身权益进行的努力提升到更广泛的社会—阶级的层面去看待。
　　应当说，能够看到阶级差别是一种根本性差别，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是非混淆、思想混乱的今天。而且，只有当妇女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有可能超越性别的偏见，给予它足够的重视。与此同时，这也让人不能不去思考，男女两性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是否真如阶级差别一样，是极难消除的，难得就像共产主义的理想，遥遥不可及？假如真的如此，这篇文章中的担忧就更应当引起注意了。男女两性在职业上的竞争，男女两性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不均，女性因此而在精神和体力上所受到的伤害，就不仅仅是性别平等与否的事情了。男女两性因此而产生的紧张与失衡状态，所影响的范围也不可能只是家庭，而必然要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所导致的很可能不单是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受损和破坏，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难怪不少妇女后退了，妥协了。她们重又回到了家庭，走进了厨房，因为她们无法放弃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即使她们同样热爱她们的独立、自由和事业。这不能不让人去设想，爱丽斯自困于床上，是否就是因为她虽然已经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可同时也愈加感受到来自家庭、尤其是爱她的亲人的压力，所以她为了还能给自己留下一个自由想像的空间，不肯出去冒险尝试一下打拼/受伤/失败的经历？如此看来，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女性诚然重要，但是社会所能实际给予的理解和支持更加关键。否则，任何表面的进步都无法从精神上、实质上真正解放妇女。相反，伍尔夫在七十多年前为妇女坚持的一间屋，或许真的会变成爱丽斯自困其中的一张床。因为知难而退和主动放弃会成为妇女的一种自愿选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之说不是已经叫得越来越响亮了吗？但愿这个含意太过丰富的隐喻，这个预示女性精神空间日益缩小的比方，不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