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

　　文集《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主要目的是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日子里，从理论上对中国大陆九十年代现代诗歌、对一代诗人十年来的写作历程进行回顾，对人们正在关心的一些诗学问题进行分析、认识和回答。因此，所选文章大都集中在“九十年代诗歌”这一论题和目前一场正在展开的诗歌论争上。
　　那么，相对于八十年代(从早期“今天派”到‘第三代诗歌运动”，或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九十年代诗歌能否说是“另一意义的命名”？此文集的许多作者都倾向于这么认为，虽然他们同样意识到历史的那种相互缠绕、纠结性质。九十年代之所以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于以往的诗歌景观和诗学特征，那是有着诸多深刻历史原因的：一是一批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诗人们自身的成熟(不可否认，八十年代末他们所经受的一切对这种成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一是九十年代社会和文化语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诗歌写作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回应，等等。
　　的确，“九十年代诗歌”不是少数几个诗人和批评家的“幻觉”。“九十年代诗歌”体现了一代诗人的共同努力与诗歌发展本身所经历的一场深刻变化。这里，“一代诗人”并不意指年限或经历的接近，相反，它指的是在这一切上很不相同的诗人(例如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进入九十年代后经由自我修正而在艺术认知和写作实践上所形成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呼应。正是这种相互呼应，使他们渐渐出现在同一个诗歌时代的地平线上，或同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中。例如和90年代诗歌经常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叙事”、“反讽”等，它们并非流派性宣言，也绝不仅是限于某个小圈子里的‘知识气候”，它们实际上相当普遍地体现了一个时代对写作的认知和艺术要求。因此，它不仅体现在目下被强行归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那里，而且在众多其他诗人以及在一些被划入所谓“民间写作”的诗人那里，也或隐或显地呈现出这种时代性的风尚或征候。这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在八十年代人们更多地称它为“新诗潮”、“先锋诗歌”或‘实验诗歌”等，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了一次看似不事声张、实则具有深刻意义的转变，即由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对抗式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反叛或炒作的流派写作、非历史化的带有模仿性质的“纯诗”写作等等到一种独立、沉潜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责任感的个人化写作的转变。的确，这场经由八十年代而在九十年代实现的转变，或者说这种艺术认知、写作立场和态度的普遍确立，体现了一代诗人的成熟，并且，它在实际上也把历尽曲折的中国现代新诗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具建设性的阶段。
　　因此，当有人自去年起对‘知识分子写作”进行种种责难以来，许多诗人和批评家起而为它和九十年代诗歌一辩。我相信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某个流派或一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卫护他们对写作的历史性认知，为了某种对中国诗歌和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写作精神和品格。
　　诗歌是一种古老的技艺，‘我们神圣的职业，存在了数千年”(阿赫玛托娃)。一个独立的、有远大目光的诗人完全有理由超越现实纷争，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自己归属于任何一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谁都不可能不与历史发生纠葛就能超越历史，诗人也没有这个特权。而在古今中外一切伟大诗人那里我感到的是：诗歌不仅体现了人类古老的审美想像力和创造力，它更是历史本身锻造出来的一种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使诗歌超出一般审美游戏而成为人类精神存在的一种尺度，换言之，正是这种良知使诗歌在历史中获得了它的尊严。而在一个良知缺席的时代，我们还能拥有什么？
　　因此，说到底，像‘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这类命题，和中国现代诗歌在其历史境遇中不断接近、锻造自己艺术良知的努力深刻相关；它们不是对身份的标榜，和炮制流派或“自我神话”的行为也判然有别；它们在根本上属于一些中国诗人在艰难环境中深入认识自身命运和写作性质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历史处境中，中国诗歌最需要的是什么？果真只是对世界“柔软温和”的“抚摸”，或对各式“鲜活场景”的津津乐道吗？文集中许多作者对此并不赞同——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和生活对立，而是因为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诗歌在目睹他们。一种创伤累累的诗歌良知，可以被暴力践踏，可以被一个消费时代遗忘，可以被当今的‘文坛豪杰”们开涮，但它依然在目睹我们。也正是在九十年代初，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诞辰一百周年的讲话中，一位俄国诗人这样说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而在我们这里，情形虽然有所不同，而且肯定更为复杂，但存不存在类似的历史要求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诸如知识分子的精神或立场就会是一个诗人们不可能避开的问题。谁都渴望做一个纯粹诗人，但这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有没有一种“纯艺术”存在呢？
　　而九十年代诗歌之所以值得肯定，就在于它在沉痛的反省中，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样的历史要求，并把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立场内化为它的基本品格。文集中许多篇章涉及到十年前开始的那场艺术转变，而这场在历史震撼和复杂诗学意识相互作用下的转变，除了如欧阳江河说的旨在“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外，我想还要结束一个“纯诗”或“纯艺术”的神话。这种“纯诗”写作如按张枣的描述，显示了一种“迟到的”(相对于西方)对于‘现代性”和诗歌自律的追求，它在八十年代非政治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有意义，对于诗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和技艺修炼也是一次必要的洗礼。但问题在于这种对“语言本体”、“不及物”或“纯写者姿态”的盲目崇拜恰好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逻辑上的，因此它会致使许多人的写作成为一种“为永恒而操练”却与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的行为。九十年代诗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自觉消解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它在根本上并不放弃使文学独立、诗歌自律的要求，但它却有效地在文学与话语、写作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自由之间重建了一种相互摩擦的互文张力关系，使九十年代诗歌写作开始成为一种既能承担我们的现实命运而又向诗歌的所有精神与技艺尺度及可能性敞开的艺术。
　　这些，正是九十年代诗人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的问题。早在人们呼吁诗人们关注历史、现实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抚摸”之前，他们已在与时代生活的遭遇中发现“那个自大的概念已经死去/而我们有这么多活生生的要说”(肖开愚《国庆节》)，并且在他们的写作中出现了“历史声音与个人声音的深度交迭”(程光炜评王家新《词语》语)。只不过这种富于时代感和个人承担意识的写作，已和艾青式的民族史诗叙事不同，和北岛早期社会公正代言人式的写作也有了区别。如同臧棣所说，这种书写把“历史个人化”了：它不再指向一种宏大叙事，而是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把对历史的醒悟化为混合着自我追问、反讽和见证的叙述。例如孙文波的《散步》，在一种看似散漫的非社会题材甚至非主题化的个人经验叙述中，却处处透出他与这个时代的争执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沉痛而无奈的现实感；而欧阳江河自《傍晚穿过广场》以来，则不断完善和发展了一种‘既把自己与时代剥离，又委婉地与其拥抱”(陈晓明语)的诗歌修辞学。正是以这些各不相同的个人叙事方式，这一代诗人的写作开始有效地介入到他们的真实境遇中。所以，问题只在于那种对九十年代“个人写作”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或那种依然是从老式“反映论”出发对诗歌所做出的要求。某些人一再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只是‘知识和技术”而毫无“生命痛感”，但实事上却是：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不仅有效地确立了一个时代动荡而复杂的现实感，拓展了中国诗歌的经验广度和层面，而且还深刻地折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史。
　　同样，正如许多人已指出的：早在有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与西方接轨”，甚至指称他们为“买办诗人”之前，这些诗人就在一种剧烈而深刻的文化焦虑中自觉反省、调整与‘西方”的关系。比如陈东东在经历欧洲超现实主义艺术洗礼后，转向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本地的抽象”，肖开愚也已从对奥哈拉的欢呼中沉潜下来，写出了像《向杜甫致敬》这样的力作；再比如翟永明，“把普拉斯还给美国”(钟鸣语)后，转向在本土文化经验和个人家族史重构叙事，而欧阳江河的《那么，威尼斯呢》，看上去写的是西方经历，实际上伴随诗人的，却始终是一场‘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的“成都的雨”！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诗人的写作是一种置身于一个更大文化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现实和命运的写作，也是一种在‘西方”与“本土”、“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境遇中显示出深刻历史意识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的写作。如果一再抓住一些文本表面出现的‘西方资源”大做文章，那是有意要抹杀这种写作的实质和意义。中国现代新诗是在‘西方”刺激和影响下才开始自己“迟到的”历程的，这种历史不仅预设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困境，而且这种历史进程还没有完成。事到如今，我们能否完全把‘西方”从我们的语言(现代汉语)、写作甚至文化血液中排除出去，或完全“回归”到那个‘有水井处皆咏柳永词”的其乐融融的‘文化中国”中去呢？不错，那些‘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并不忌讳把“接轨”的地方一一暴露出来，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诚实，更因为他们自信，那就是通过一种艰巨而又富于创造性的劳作，重建一种与西方的对话和互文关系。他们在九十年代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中国诗歌与西方的关系由八十年代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成了这种自觉、成熟的对话和互文关系。有人指责张曙光写到与叶芝、奥顿等的对话，“俨然一副与这些大师是忘年交的姿态”，那么，与这些光辉的灵魂成为精神上的“忘年交”有什么不好？这种对话不是造就了像冯至、穆旦这样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优秀诗人吗？中国诗人们当然需要有一种本土自觉，但他们依然需要以世界性的伟大诗人为参照，来伸张自身的精神尺度与艺术尺度。他们不会因为种种指责而收缩他们的互文性写作空间，也不会因为这些指责而瓦解‘在它的传统中通过艰苦努力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视野”(臧棣)，更不会在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中丧失他们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立场。因为他们知道惟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恢复“汉语诗歌的尊严”——如鲁迅在大半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
　　从以上辨析来看，九十年代诗歌需要更深入认识。在尚未认识前它已被泼上了一头污水，这大概就是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吧。从多种意义上，这场被挑起‘论争”都是灾难性的。首先，它把诗歌由一个精神领地变成了一个权力场，它以一种“权力话语”之争代替了正常的艺术探讨，这不仅毒害了诗坛空气，而且也在公众面前败坏了诗歌和诗人的形象。其次，有人有意识编织一套所谓“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的理论叙事，把实际上无限多样化的“个人写作”局面再次强行简化为两派之争，这不仅导致了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本身的歪曲和遮蔽，而且也会给诗歌批评和研究带来有害影响。因此，我个人希望，首先，回到一种独立的、负责任的、专业化的批评上来，或者说回到一种首先面对诗歌和文本而不被理论或派别之争所干扰的阅读和研究上来。九十年代诗歌首先是一个文本的实事，它决不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只有“说法”而没有文本。即使那些“说法”也都不是抽象的理论预设，而是和诗人们具体的写作实践有着血肉的关联。因此，如果不面对文本和写作本身而仅仅被一些“说法”所纠缠，反而会失去认识九十年代诗歌的可能性。至于那种热衷于打派仗的‘野路子”批评更不足取，它们不仅使严肃的诗歌批评变成了一种胡闹，也在诱使读者的注意力离开诗歌本身。可以说他们什么都敢说都敢做，但就是不敢面对诗歌文本，因为这些文本本身就是对他们的论调的反驳。因此，面对尚未得到深入认识的九十年代诗歌，我赞同唐晓渡所说，首先不是定性、总结或“表态”，而是‘重新做一个读者”或不断去做一个读者的问题。只有这样，九十年代诗歌的意义、魅力、多样性与丰富性、实质与“真相”(这是这次论争中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才会呈现出来；也只有经由这样的阅读，诗歌才能在一片喧嚣中建立起它那无言的力量。其二，坚持对“个人写作”的认知，自觉维护诗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局面。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九十年代是一个个人化的写作时代。它看上去没有“轰动效应”，没有“贡献”出什么流派，没有制造出类似于八十年代的那种“集体兴奋”，但它对诗歌的贡献正在于它在整体上消解了那种“先锋”意识(实则往往是仿先锋)和文化激进主义姿态，消解了那种集体的、同一的言说方式，而把写作建立在一种更为独立、沉潜的“个人”的基石上。而这对诗歌的建设具有一种实质性意义。曾有人在文章中这样断言：“‘知识分子写作’这个群体最终必然彻底分化”，并且说：‘我在灵魂里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这真是天真得可以。不仅‘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个流派或群体从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些在艺术上十分独立，在写作上各不相同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严肃写作态度的诗人)，“民间写作”作为一个流派在九十年代又什么时候存在过？因此，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批评应该消解这种‘两派论”，(还有那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南与北”、“软与硬”、神话与反神话的对立，等等)，使人们在这次‘论争”中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对文本、个体、不同艺术个性和写作实践的关注上来，使写作重新回到“个人”上来。前不久读到西川的《解读巴别塔》，在其末节他写到一个噩梦：城里的人们已“武装起来”，‘有线电爱好者”与“无线电爱好者”正“准备开战”！而做梦人被一片混乱裹挟不知所措。读到这里，我不知是该笑呢，还是沉痛。我只是希望这种典型的二十世纪式的梦魇别再困扰人们！
　　是啊，世纪将逝。在这时间的临界点，每个人都在遥望，或回顾。岁月匆匆走过，但它也带来了足够多的东西，供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反思。作为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不知是有幸‘赶上了”这样一个时代呢，还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一个错误的地点。不过，虽然沉痛、遗憾和某种荒谬感一再充溢心头，我仍心怀感激。我知道历史就这样“造就”了我们。我也知道了无论我们怎样标举个人的自由，历史的谱系学仍会把我们归结到某一代人上去。那么说到底，我忠实于自己的时代。写到这里，我的思绪回到八十年代。正是在十二年前的夏天，一批后来成为《倾向》主要诗人的朋友在山海关的“青春诗会”上相聚(我记得那时有人随口吟出了“把玉米地一直种到大海边”！但奇怪的是我已弄不清这声音出自谁口，陈东东？欧阳江河？或西川？)；也正是在这稍后一年，我读到西川《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等诗。我在内心里有了一种更为确切的喜悦。我感到在汉语诗歌中正出现一种提升性力量。我意识到只有这样的诗才能冲破现实修辞的层面，而达到一种对诗歌的精神性和想像力的敞开。当然，一切尚需要磨砺；但，和早期朦胧诗及鱼龙混杂的第三代诗相比，这样的诗注定会伸张我们生命的尺度，注定会给中国诗歌带来一种它所需要的精神和艺术的语言。
　　一代诗人尚需要磨砺，而九十年代带给他们的，却是一些完全超乎想像之外的考验。这种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对于诗歌的精神性和纯粹品质的追求，在此后一再受到巨大挑战甚或嘲弄。西川那句被人多次引用的话是：“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而这种自我修正在耿占春那里被表述为“一场诗学和社会学的内心争吵”。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反省和对我们真实生存的正视和深入中，从一代人的诗歌中又引出了一种历史维度和命运维度，一个渐渐有别于八十年代的诗歌时代在我们面前展开，用西川的诗来表述就是：“从一场骎骎细雨开始/树木的躯干中有了一种岩石的味道”。现在，有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借历史的强行侵入”(请注意他们对西川原话的改动)而“大行其道”，从而成为九十年代的“主流诗人”，甚或“新贵”。那么，我要问的是：当历史‘强行侵入”的时候，他们又到哪里去了呢？当严峻的时代要求诗歌对这一切有所承担的时候，他们自己又在干些什么呢？历史的‘强行进入”可以有多种形式，在八十年代末，它采取的是强力震撼的悲剧形式，而在九十年代中期它采用了一种喜剧、广告剧乃至荒诞剧的形式。那么，面对这一切，那些正备受攻击的诗人可以说对得起在这些历史时刻目睹他们的诗歌良知。他们承受住了历史的悲剧震荡和喜剧性变化带来的不同考验——以他们的内在勇气、品质和努力而非什么外在助力。叶芝后期有诗云：‘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那么，我想这就是历史的所谓“造就”：它移开了诗人们在八十年代所借助的梯子，而让他们跌回到自己的真实境遇中，并从那里重新开始。的确，历史就以这种方式造就了他们，而他们也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中国诗歌的九十年代，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起！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巨大的压力和荒凉中，他们的写作参与了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良知和品格的锻造，而在此后文化语境的全面变化和严肃文学的危机中，他们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开始：富有洁癖的诗歌开始向现实敞开。然而，这与那种赶浪潮式的所谓‘后现代”写作不同，这依然是一种坚持知识分子的叙事态度和文化整合性的写作；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当下语境的卷入中，或与一个更复杂的文化时代的遭遇中，依然保持了诗歌对现实的纠正和转化力量，保持了诗歌本身的精神准则、艺术难度和包容性力量。正是他们的这种努力使人们感到：一个具有整合性的诗歌时代就要到了，或已经到了。
　　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真相”吧，或是一些人目前正试图要掩盖或搅混的历史。某些人在今天以向“主流话语”挑战的姿态出现，其目的正在于要抹杀或改写一代人的这种写作史。那么，九十年代诗歌是否果已被某种“腐朽秩序”所“窒息”呢？这不过是谎言。‘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转型时代的思与诗”，的确在其写作实践中建立起了自身的某种艺术秩序和尺度，也促成了一个时代对于诗歌的认知，但是，这和那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话语”完全是两码事。在我们的这种写作环境中，它永远不会上升为权力或异化为某种“普遍性话语”，它只能是一种对“无限的少数人”讲话的那种话语。即使硬要说‘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九十年代诗歌的“主流话语”，那也只是说明了：一种独立的、不诉诸于“先锋”姿态或商业炒作或集团性力量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诗人的认同，正不可逆转地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普遍写作倾向。有人提出“民间写作”或“另类写作”对此进行“挑战”，这当然可以。然而，相对于国家权力话语，‘知识分子写作”不是一种“民间写作”又是什么？而“另类写作”如不具备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立场，它又有一种什么意义？因此‘论争”的喧嚣过去之后，一切仍会归结到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写作上来。这是一代诗人几经曲折所达到的对写作的历史性认知，不会改变。因此我想，“朦胧诗”(早期意义上的)在历史中只能有一次，‘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历史中恐怕也只能有一次，而“民间写作”在今天的提出说到底和写作本身无关，它只是某些人的权力相争策略；但是，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却会在中国现代诗歌的进程中构成一种如耿占春所说的“永不终结的现时”——它不仅创造了诗歌的现在，也将会把诗歌的未来包含在它的自我发展中。或者说，它本身已构成了一种向着未来敞开的写作传统。因此，应当感谢这场论争，更应感谢我们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在这回首并眺望的时刻，它让我再一次坚定了这种信念。
　　(《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