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译者难觅，原因安在？

　　翻译市场上好的译者难觅，而书刊市场上则有大量不忍卒读的译本。对此，翻译界、出版界和广大读者似已达成共识。怎么办？有人提出了出版社招标、翻译者试稿的办法，六月某期《文汇读书周报》就此报道了几家出版社的意见，我同意其中一种看法：试稿合格未必保证译本合格。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翻译稿费过低；能保证质量的译者(一些论者的提法是“知名的译者”；但我以为不如从市场经济体的角度来看问题)未必肯投标。
　　译者何以难觅？首先是由于翻译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供不应求则首先是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失误：五十年代初俄语时兴，其他语种(尤其是英语)遂因从业者和学习者纷纷改行而断代；五十年代末中苏交恶，开始疏离俄语，我当时所在外语系的俄语学生就都由学校安排，全部离本系他去；及至六十年代中期，连汉语也没有几个人认真学了，因为知识即罪恶，尤其是外语知识能力——它恰好是里通外国的便利条件，而按当时的思维定势，这条件即令并未用于作恶却仍然视为近刑，外语遂成畏途。
　　不是说几十年来全然放弃了外语教育。相反，伤感情的反而倒是不知有多少学童陪绑读英语，学而不成，终于忘光。至于高校，只要看看读完了公共外语课且考试及格的大学各科学生往往念不懂本专业的外语文献，而外语专业毕业生未见得能用外语写个便条，就知道其中问题多矣。此处姑举其一：师资问题：有多少教师真有外语的实用能力，因而能够培养学生的此种能力？而一旦改革开放、外企进入，有此能力者——其实往往只是半有——又有多少坐得住学校的冷板凳而不艳羡当代都市中那条亮丽的“白领丽人”风景线？与此同时，“托福”“鸡阿姨”先后进入，本土的几级考试相随出世，挟着以“科学的”洋办法教授洋文、通过洋考试以打通出洋之路的声威指挥着我们的外语教学，造就的却主要是应试的行家(其在行也，连一位参与北大一次英语教学研讨会的洋教授也表示叹服)而非外语的实际运用者。近些年来中小学教育大受应试教育的批评，殊不知高校(尤其是研究生班或院)的外语教学之为应试教育的重灾区，情况要严酷得多。
　　教不得法，学也常不得法。譬如任何外语学习必不可少的记忆工作便少有几个学生肯做。许多人是单凭上课听讲而既不肯练习又害怕记诵。就是记也只记“单”词和语法，以为二者相加，天下去得，(谁说中国人只讲综合不讲分析？这里不但是分析，而且分解得有多么绝！)绝不愿成句成篇地学习和记诵。又譬如对待汉语的态度，在许多外语系学生心目中：第一，外语是专业，必须作为重点、专业学习，汉语不是专业，不必重视；第二，又以为汉语既然是中国(汉)人的母语，天然就会，还用得着下功夫么？殊不知“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诚然夸张，但是，你背得出几篇文章？你口中笔下因而有几个汉语句子完整而合乎规范？你那外语其实并不如外国人地道，又没有规范而通顺的汉语作为支撑，能派上什么用场，除非是移民出境、归化外国。从一个角度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连疯狂都不足为奇，学风仅仅是浮躁也许已经值得感谢。
　　总之，历史的情况造成了断代而其后又补救不力，后果可想而知。试问：当年有几人得以跳出这种格局？当代又有谁能够扭转这种现状？
　　当然，中国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不要文化的市侩民族；多数人至少还是要求子弟学习的，少数人甚至也要求自己学习。所以，尽管历史和现状如此，仍然学而有成的中青年人还是有的，可惜不算太多，恰如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大致外语过关，而且虽经历了这一切而仍然未曾老成凋谢也没有丢荒所学的人也是有的，可惜也不算太多，而且垂垂老矣，不再有几年好用。于是，当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初光临这片经济上已然走投无路的土地、外语一夜之间忽然成为众多的需求者的急需之际，人们发现翻译劳动力稀缺，求过于供，译者难觅。
　　求者之中有一方值得特别注意，其中主要是外来的需求者。
　　“需求”一词，大有学问：有有效的需求，那是有购买力者的；有无效的需求，那是无购买力者的；还有不怎么有效的需求，那是不怎么有购买力者，例如一般的出版社。仅言需求而不提是否有购买力，例如力主“扩大内需”，也许是内行惯用的缩略语罢，却不免叫外行纳闷：据说人的欲望无限，然则人的需求也就无限了，无限的东西还能“扩大”、还用得着“扩大”么？就对翻译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外来的需求者其所以值得注意，正是因为他们付得起翻译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工资，是有效的需求者。他们的这种需求与我们本地的需求者的不甚有效的需求形成反差，无形中进行着往往是胜利在握的竞争。
　　以外企为例。外企之来，主要一条是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它们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低，物价也低；加之大体上从资本主义勃兴以来数百年间培养得根深蒂固的种族/民族优越感，即使是对确能解决其营运之需的中国劳动力，它们一般也不至于沿用本国的工资或稿费标准。(工资标准笔者不了解，翻译费用标准则一九八五年时打听过：书面翻译是千字一百五十美元；同声传译是六小时三百美元，且是二人轮流。)但所付总是比当地标准为高。例如某外企的初级翻译，试用期月工资四千五百人民币；另一外企的译审，每周工作两天，月工资三千人民币。
　　翻译劳动力既有两种价格而且拉开了档次，这种劳动力也就有了两个市场，而且也拉开了档次。
　　一个是买方市场：低水平换取低稿费，反过来则低稿费保证低水平，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在这样的一种买方市场上的卖方的态度是：你给钱我就译；我不计较报酬，你当然也别计较质量。买的一方于是理所当然地遭遇花样百出的误解误译。举例言之，占去半版报纸的大广告把“金鸡(牌)”译成Golden Cock；食品袋上则把“五香牛肉干”译成SPICED BEEF JERKY。如若是书刊，那就还要加上无意和有意的脱漏、既不顾逻辑也不管语言规范或所涉及的学术或生活领域的基本事实事理如何。低稿酬买来的往往是一场场灾难，是水灾也是火灾，编辑部只得四处补漏、八方救火。通过低稿酬省下的成本于是以编辑部大量的额外工时付出；或者——那就更糟——被迫支付另一种代价：译本少人问津，外加出版者声誉下降。
　　另一个是卖方市场：译者待高价而沽，稿费不合要求就以太忙为由而婉辞委托，而且“太忙”未必纯属遁词——外国的出版商和学术机构早已开始越洋前来物色合格的译者，此外，当地的外企以及必须和外企或外国顾客打交道的中企(例如影视业)当然也需要合格的翻译，用于买卖的文件有时是错不得的。所以如果人家说忙，那也无怪其然；两利相权取其重，人性如此，多数人大抵如此，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者，……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两千一二百年之前的晁错就已经说透了这个寻常的道理。
　　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论，例外总是有的：高稿酬未必保证高质量，因为盛名之下有的/有时其实难副。反之，由于多种原因，低稿酬有时确能买到好译本，因为译者的生活取向、职业道德乃至一向的工作习惯，因为所要译的恰好是他个人重视或喜欢的东西，因为和编辑、作者的文字之交或与其他各色人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情或“关系”，或因为评职称或家庭经济一时的需要——毕竟，市场经济在这个国家的发育还不完善，而即使发育完善也未必就全然淹没了翻译者的个性，解决了他全部的问题，所以也无怪其然。
　　个人性格如何，再加上一时的情绪如何、境遇如何，从来难以捉摸。各门社会科学——就中包括经济学而尤其是人文学科——之所以难臻精确，先验的原因盖在于此：它们考察的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物。如若因此就以为社会科学其实不是科学，不把它当回事，岂不失之浅见？
　　所以说，经济科学论述的基本规律在这里是起作用的；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译者难觅。但又幸而它的规律绝不像，比如说，物理学的定律那么毫不通融；不同的个人的个性中尽管有各门社会科学无法窥测的角落，导致无法预测的行为。幸而有此，译者难觅虽是现实，尚非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