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小说”与“想像社群”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时期里，一个现在看来不无奇特的文学现象是，小说突然取代诗文而成为最重要的文类——这多半归因于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日本首倡“小说界革命”并创办《新小说》杂志，而“小说”这一概念在当时几乎是一座空中楼阁。正如梁启超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说，“小说界革命”旨在造就“新小说”，这里的“新”也做动词使用，亦即“新小说”的产生取决于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更新。这新小说含有浓厚的乌托邦性质。既担负起启蒙“新民”的思想功能，小说就已经成为“群治”的政治机制的一部分，而这“群治”或“新民”都仅仅存在于梁氏的以西方某种“公民社会”为蓝图的政治设计中。然而在形式上小说却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比喻，真正显示了“小说界革命”的内蕴，并为后来的中国革命与小说实践所证实：小说的形式犹如社会运动，永远是开放的、实验的。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就其对于明治文学的接受层面来说，显得颇为浅薄。而他激进的文化姿态导致了与小说传统的断裂，这一明确揭橥的文学现代性却影响深远。尽管“小说”一词是自家的，但此时没有人斤斤计较它的主权，它更像是一个外来词。“小说”就是“小说”，它是惟一的，虽然有人偶用“说部”一词，意思和“小说”没有多大差别。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是时势造就，骤登大堂，不像西语中，fiction，story，romance，novel等词表明不同叙述体的历史轨迹，且蕴含小说意义的多种层面。像fiction一词所含的小说是否“虚构”的问题，要在小说实践的开展中才能提出。另一方面，中国小说在历史上有自己复杂的类型谱系，但这一时间几乎被遗忘了。
　　此时小说被提到民族叙述体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族危机的补偿形式。中国小说的现代性与持续的危机意识有关，但不等于因此决定了小说的现代性。《新小说》创刊号上所谓“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似乎只有小说才能提供自我救赎的叙述空间，这也只是在庚子国耻的重创之后，小说被鼓足了气。过一阵朝野上下文恬武嬉，小说也故态复萌，难免“诲盗诲淫”起来。但本世纪初“小说”的使用出现如此的同一性与普遍性，其中不仅分享了“小说界革命”所召唤的“民族国家”的前景，也受赐于现代印刷技术与报刊杂志的发行系统，包括电讯、邮航等。这些都为“小说”论坛的迅速形成构成必要的条件，反过来“小说”的统一使用更有利于这一论坛的推展。
　　在现代中国，小说与民族主义同时凸显于社会思想的前台，正与安德逊所谓现代小说、报纸催生民族主义“想像社群”的说法不谋而合。晚清小说里是否表现了安德逊所强调的那种作为民族主义思想底蕴的“共时”的时间意识，这里殊难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二十年里，“小说”概念先行，在其形成过程中与翻译、创作实践密切相关，又各不相涉，其间的关系殊为微妙。与小说概念的不确定性相联系的是叙述者身份及其声音也闪烁不定。除了别的因素之外，小说的细密分类与“想像社群”读者之间的张力给叙述者带来了某种自我的不确定感。
　　所谓“小说界革命”，通俗地说，就是将“小说”变成“大说”：小说应当成为民族的文学，描写的应当是民族生活、民族精神、民族寓言。“新小说”的最初实践及其所完成的所谓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堪称典范。梁启超自己在一九○二年的《新中国未来记》里，就用小说形式创造了一个“民族寓言”。如果和安德逊的“想像社群”的理论相参照，中国境遇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值得关注。
　　由《新小说》为标志的近代中国小说期刊的兴起，不仅在小说的内容及“共时”意识的表现上体现了“想像社群”。而在中国的具体境遇里，小说的印刷资本烙上政治流亡者的标记，带有“想像社群”的独特性格，一方面现代文学场域的建构——包括跨国地理的集团性的文学共同体的形成，现代电讯与运输的印刷品发行网络等要素，是“想像社群”的物质化、机制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这一“想像社群”的小说再现，在中国境遇里并非普适性的，而含有强烈的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其实文学与民族主义的联姻更借助于“诗王”意识，由现代技术与跨国文学社团所推动的“想像社群”的出现，已见诸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末发动的“诗界革命”。分布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亚、日本等地的诗人们，共同营造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界”，这一民族主义“文学革命”运动的雏形，为“小说界革命”准备了条件。
　　“小说界革命”与“想像社群”的关系远为复杂。最近清水贤一郎先生对清末《新小说》等杂志上与小说同时刊行的“眉批”做了研究。他指出“新小说”及其眉批“共时”出现，与过去对既成小说“名作”做眉批的传统相比，担任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学的功能。眉批的作者与小说的作者往往同属某个社团，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学倾向。因此眉批的批评功能不仅在于引导读者的美学欣赏，也在于宣传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更有启发的是清水先生把眉批作者看成一个代表集团意志的“读者”，在安德逊的“想像社群”的框架里，扮演了一种“国民”的楷模，因此意味着在叙述空间里就形成一种隐形的“读者共同体”。由此使新小说更有效地唤醒了民族群体意识，或如梁启超所构筑的“国民”意识。
　　安德逊的理论对于认识中国案例，似乎暗示着小说与民族主义构成某种双重的“想像社群”：除了小说成为现代传媒的兴起与“想像社群”携手俱来，在小说的叙述空间里，还产生了一个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想像社群”。关于前一个“想像”，轮廓还有待勾画清楚，而后一个“想像”的核心是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以梁氏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例，有关“想像社群”的“共时”性表现得极其丰富复杂。作者设定在西历二○六二年，正值中国“维新五十年大庆典”，而同时孔老先生演讲“六十年”的“国史”。五十年大庆典在南京举行，各国皇帝或大统领都来庆贺，意味着未来的中国成为世界注视的焦点。而孔老先生的演讲是在上海大博览会里，各国学者、学生等来参加，在不同地点举行的庆典都是同一个想像的民族主体的不同面相，却呈现和交织着政治文化的不同视点。而对“孔老先生”(代表传统、文化代言人)、“六十年”(传统的甲子纪年，意谓“风水轮流转”)等象征指符的使用，虽然小说指的是在未来追述历史，实际上是作者的当下欲望的投射，意指一种权威性的预言，其中作为这六十年国史“主脑”的，乃是对于“民智、民德、民气”的完满培养，为民族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也显示了梁启超为“小说界革命”所设计的启蒙民族灵魂的职责。这一想像中的中国庆典无疑是精心构筑的“巅峰时刻”的文学再现，不仅象征小说与民族主义的美满联姻，更是象征民族主体——包括政治机制的外形和文化内在精神——的完美构成。在此叙述语境里，眉批所隐含的“读者共同体”欣然分享庆典的荣耀，虽然不能排除眉批的“读者”与完成的“国民”精神之间的差距。
　　安德逊在最近面世的《比较的幽灵》中，继续探讨小说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着重指出它的历史性，认为这两者之间并非永远紧密无间，小说并非“总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再现民族的真实和真理”。即使以欧洲小说传统而言，到本世纪中叶，小说类型已经变得花样百出，那种从巴尔扎克、托马斯·曼一直到托尔斯泰等将小说代言民族生活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返。安德逊的这一再思，对于那种认为现代中国文学是所谓“民族寓言”的说法，似乎是一帖清凉剂。如果说晚清“小说界革命”伴随第一波近代小说期刊的浪潮，并谱出一曲小说与民族主义的花好月圆，那么在一九一四年左右兴起的第二波小说期刊的浪潮就出现与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梁启超在一九一五年发表的《告小说家》一文中惊呼：“……今之小说文学者何如？呜乎！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这里措词夸张，但梁氏作为当年“小说界革命”的发轫者来说，幻灭的感受实为真切。这种情况的出现，政治上因为民国成立，相对于清末的民族危机而言，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自然减轻了小说的道德承担。但实际上小说甘于“小道”，越来越朝“享乐原则”的方向走，是不消等到民国成立的。印刷资本与小说形式各有自己的逻辑，尤其在言情小说占领市场之后，出现那种所谓精英与大众欲望的合谋。但这并不等于小说不再爱国，只是改变了表现形式，并退出文学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