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纯粹理性批判》

　　今年《读书》第十期刊登汪子嵩先生的《中西哲学的交会》一文，读来情真义切，殊为感人。汪先生在提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时，说五十年代有了蓝公武先生的中文译本，是文言文译的，这大致不差，但说在西南联大读三四年级时“还没有中文译本”，而且“至今没有一本用白话文翻译的比较易读的译本”，似乎不确。
　　也在同期的《读书》上，当时同在西南联大就读哲学系的王太庆先生就提到，他自己也经历过难以读懂康德著作的困难，所以就找课外书看，“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读懂康德》)。可见，那时国内已经有了康德这部巨著的中文译本，至于是原译本还是转译本，不得而知。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被公认是康德著作中最晦涩难读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对康著的研究一直未间断，期间出版的康德研究著作也不算少，如北大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出版的张世英著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此书只是康著的导读和参考书，还不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
　　一日偶然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一期《文汇读书周报》上发现季蒙先生写的《关于康著韦译》一文，才得知，韦卓民教授也翻译过《纯粹理性批判》，且是移译，这大概是国内最新的中文译本吧。到图书馆查，未得见韦译本，引以为憾。但王元化先生对韦译评价甚高，称他移译的康德著作，就国内来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质量上也堪列上乘。如王先生所言，那可真是国内所有热爱康德著作的读者们的幸运了。
　　由此我想，一部康著，在中国历经三代学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终修成正果，可见康著命运之多艰；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窥见胡仁源、蓝公武和韦卓民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从他们身上，至少说明，还有那些“痴心不改”的学人并不因为抗战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就中断对国外学术的译介，依然清灯黄卷地埋首于“枯燥”的学术事业中，这恐怕是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得以薪尽火传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