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言的情感价值与译者的角色

　　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说过，祖国就是那个我就近看到的人类。我们也可以说，亲生子女就是那个我看着他(她)从小长大的孩子，母语就是那种我从小学会使用的语言。一个人出生于什么国家，生养了什么样的孩子，使用什么语言与他人交流，都有偶然性；但是，我们对人类、儿童、文化这些共同概念的深刻理解，往往依赖于上述偶然性中的感情色彩。
　　语言不仅仅是工具、符号，它除了使用价值，更有情感价值，语言与造就它的文化有着血肉关系。六十年代，我们作为城市知识青年到蒙古草原落户，在与牧民的日常接触中逐渐熟悉了蒙语。初学阶段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和与我们最接近的牧民家庭更容易说通话，原因就在于，交流不仅依靠语言本身，还依靠与语言同在的感情。中国的回民失去了祖先的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仅仅保留着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在穷乡僻壤的回族农民中，在不识汉字的回族阿訇中，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知识。将来，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可能会接受在宗教生活中使用本地语言，而中国的回民很难这样做，因为这个语言是他们感受本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方式。
　　在西班牙人抵达之前，美洲存在好几个比较发达的文明集团以及他们的众多语言。以墨西哥为例，在西班牙语成为官方语言的五百年之后，今天仍有不少于七十八个印第安民族，约七百万人，继续使用不同的印第安语。一九五九年墨西哥出版了一本题为《战败者的目光》的印第安文献集，它是印第安人在十六世纪记录的本民族文化毁灭史。其中有一份《墨西哥民族编年史》是印第安人用拉丁字母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日子里，他们已经预感到了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悲惨命运，并惊人地学会了用征服者的文字来记录用自己的语言叙述的历史。与之相对应的，有另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文献集中最丰富的一部记录的编辑者是一位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十六世纪西班牙教士，他组织了他的印第安学生实录墨西哥劫难幸存者的口述，有意识地用即将消逝的印第安纳华语(Náhuatl)来记录那段历史。这些用印第安人自己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记录的文献是我们正确认识五百年前那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如何从道义上评价那个开端，与今天我们如何认识正在演绎中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菲律宾原住民使用马来(Malay)语系的他加禄语(Tagalog)等语言，三百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在当地的上层和知识分子中培植了西班牙语，其后半个世纪的美国统治在社会交往中完全取代了并大大超过了原来西班牙语的地位。在今天的菲律宾，官方语言是在他加禄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菲律宾语，社会上半数的菲律宾人会讲英语，此外残留着不足2%的人懂西班牙语。菲律宾独立后，围绕西班牙语作为大学必修课的地位和课时的增减有过许多次反复和激烈讨论，一九八六年，西班牙语终于被降格为选修课程。这样的反复不是没有来由的。菲律宾独立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包括国父里萨尔(José Rizal)在内的民族英雄们的著述，几乎全部用西班牙文写成，在反对美军占领的战争中，西班牙语也成了主要舆论工具的语言。菲律宾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务活动家一九八五年这样说：“西班牙语已经与我们血肉相连，这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先烈和政治家们的意愿，抛弃它，我们的文化财富将残缺不全。”为数不少的菲律宾人赞成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少量英语和他加禄语译本并不能代替用西班牙语原文直接解读、体会民族先驱的心声。这种复杂的语言局面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都存在，比如印度。这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感情纠葛。
　　要想懂得历史的真实，维护人的尊严和人道主义，就必须珍视民族语言的价值。实现真正的民主也与语言息息相关。拿今天的科索沃为例，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场冲突的原始主角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他们自己叙述的历史在哪里？他们的感情是怎样的？在中国，可怜的阿尔巴尼亚语人才已随着政治的变幻四处飘零，更不要说认真、大量翻译他们的文学和思想了。在国际上，他们作为被大国摆弄的棋子，也并没有真正的文化地位。除了历史、民主，还有美学上的问题。掌握两种语言以上的人都深知诗的不可译性。阿根廷妇孺皆知的游吟诗歌《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在被哪怕是高超的翻译者译成汉语后，也会变得像打油诗一样失去原有的音乐美；中国的五言、七言古体诗经过翻译之后，它们在听觉、视觉上的魅力和语言的高度凝炼性也荡然无存。
　　如果我们承认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实力、实用这些法则，还应该有独立于它们的人文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种语言，无论它再普及，再实用，都不应该取代和削弱民族语言的价值，哪怕一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只占有锥尖之地。
　　《圣经》上有一个关于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Babel)的故事，说上帝为了惩罚人的自负，创造了各不相通的语言来制服人类。这个寓言在现代社会看来已经是很陈旧了，但它的象征意义并没有消失。语言仍然是阻碍人类正确交流的羁绊。为了达到交流，翻译从人类交往的第一天就出现了。翻译的角色隐而不显，但他(她)的作用远远不止于人们所俗称的“传声筒”，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介。
　　十六世纪的墨西哥有一个有争议性的历史性人物叫“玛林辛(Malinzin)”，她原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女儿，几次被转卖，成了另一个部落的奴隶，因此会讲两种墨西哥印第安语。她被当礼品送给西班牙大征服者科尔特斯(Cortés)之后，在与另一个流落印第安部落多年的西班牙人合作下，充当了科尔特斯的通译兼情妇，为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后来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她在整个入侵过程中始终站在西班牙人一边，甚至为他们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在许多幅印第安人当年的绘画里，科尔特斯的身边都有她的形象，包括屠杀印第安人的场面。但在一些当代文化讨论中，她成了“十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桥梁”，因为“她是反对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单一性的中间人”。
　　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完全平等的两种文化。一个现代的翻译一般来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技术性翻译背后，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实际上，很多职业翻译也都在从事文化介绍的工作。一个所谓属于高等文明民族的翻译如何译介所谓落后民族的文化，以及后者如何向他的同胞译介前者的文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和技术的问题。上帝给人类制造的那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麻烦和挑战并没有消失。仔细审视我们的周围，这种双向意义上的充满误解和错误的“翻译”，难道还少吗？
　　也是在十六世纪的墨西哥，有一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叫拉斯卡萨斯(Bartotomé de Las Casas)。他是一个“文明”世界内部的优秀的“翻译者”。他写了一部三卷的《西印度史》。他对所谓野蛮民族的深刻理解和善意解释充分反映了他的宗教信仰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意识。在书中用西班牙语注音引用一些印第安名称时，凡有必要，他都要写上“最后的字母重读”，“倒数第二个字母发长音”等说明，他对“低等民族”文化的尊重可见一斑。
　　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将渗透到他的文字翻译、文化译介和本人思维方式的转换之中。如果不能深刻、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翻译中的文字选择也会有误。比如在一本中文译著里，古巴爱国者马蒂的著名文章《我们的美洲》中有一句话被译成了这样的中文：“靠汉密尔顿(Hamilton，华盛顿时代美国财政部长)颁布的一项法令约束不住那些自由惯了的人们的我行我素的习性，西哀士(Sieyès，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的一句至理名言也难于使冷漠的印第安人焕发热情。”马蒂是很善于利用拉丁美洲人熟悉的形象来鼓舞他们的民族自尊的，我认为这句话更贴切的译法应该是：“汉密尔顿的一项法令无法阻挡平原人胯下小马的冲撞，西哀士的一句话也不会使印第安民族凝固了的血液重新流动起来。”译者在这句话译法上的问题不是语言上的错译，而是感情上的冷漠：第一句话中的“平原人”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第二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印第安人并不是天生冷漠。
　　小到字句的翻译，大到文化的介绍。在前些年流行于中国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热中，也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文化误解。照理说，对于一种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解应该少一些障碍。但是，笼罩世界的媚俗心理使我们与一种宝贵的机会擦肩而过。于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仰慕超过了理解一种重要文化背景的热情，对文学技巧的研磨超过了对文学本质的探求。作家的需求鼓励着翻译家的供给，翻译家的误导加重了作家的轻浮。
　　对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翻译来说，更大的挑战，或者说更危险的陷阱在于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背后的语言。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在世界论坛上久居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就像英语逐渐统一着人们的语言交流一样，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也在悄悄地统一着人们解释自己、理解他人的方式，连第三世界对西方文化本身的批判也一定要借助于西方式的方法论。当“后现代”的理论成为一种“巴黎时装”席卷全球后，似乎全世界各地的问题都要纳入这样一个框架才能被理解，才能说“通”。其实，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后现代”本身到现在也没有被说“通”。
　　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抵制“英语帝国”的统治，要想唤起人们对民族语言价值的珍视，必须抵制在语言问题上的功利主义。有一件小事使我记忆深刻。有一次我和一位西班牙语界资深的老翻译与几位阿根廷朋友一起聊天，对这位老翻译娴熟的西班牙语赞叹不已的阿根廷人很自然地问这位老翻译：“你在家一定教你的儿子学西班牙语吧？”而他回答道：“不，他将来学英语。”“为什么？”“因为西班牙语没有用。”我清楚地记得那几个在场的阿根廷人的异样的表情。其中一个人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们今后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愿意学西班牙语。”一句“没有用”就消灭了一个世界上近四亿人口使用的语言，更不要说当年被西班牙语压制的种种印第安语了。在菲律宾，我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关于“拉丁文化在亚洲”的讨论会，人们用幽默的语言描述着拉丁语和西班牙语教学在当代所处的尴尬局面。有人说：“今天恐怕只有那些在西班牙打工的菲律宾人还感到有拣起西班牙语的必要性。如果要人们选择，他们可能更愿意学英语、日语或中文。”听到人们这样议论中文的地位，我有点吃惊，但我并不为中文在这样的前提下受到人们重视而感到高兴。
　　上面所说的是一种消极的功利主义，我想还有一种积极的功利主义。只要我们建立起一种觉悟和能力，英语的普及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早在一九三一年，墨西哥哲学家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就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他在文章中分析了各种帝国的文化特征，尖锐地指出了“英语世界”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付强大的英语帝国的办法。他说：“早在二千年前，犹太人就曾把答案告诉了凯撒：‘我们将向你交出贡赋，但不会向你献上崇拜；你是帝王，但不是上帝；罗马人可以造桥，却无法主持我们的礼仪。’不久，人们便听见了那句以全体自由人的名义说出的话：‘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因此，我们在一片混乱中反复呼喊：‘要罗马人的桥，不要他们的理论；要美国佬的机器，不要他们的形而上学。’”世界化的潮流不仅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包含着重要的进步意义。世界化潮流中的殖民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悄悄孕育着非殖民化的过程。主人试图用它的语言、技术统一奴隶的世界，但是，只要奴隶有能力驾驭主人的语言和技术，就能扩大自己的视野，加速自己的觉悟过程。在前面提到的菲律宾现象中，由于英语的入侵，当代菲律宾人几乎读不懂用西班牙语写作的国父里萨尔，但拉丁美洲爱国者却用他们共有的老殖民者的语言理解了自己的亚洲同道，理解了亚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一天，有一个墨西哥华裔女孩到我家做客，她热爱汉语和中国文化，而我的女儿很喜欢西班牙语和拉丁美洲文化。她们俩用英语交谈着，并继续用英语通信交流着她们在这个趋同化的世界上独立思考的共同感受。我想，英语对于她们是工具，并没有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和歧视同胞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