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说“社会公正”

　　读到三五六期《经济学消息报》上《澄清与回答》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哈耶克反对的是集权国家那种通过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于一体的奴役性力量强行拉平、以结果均等为内容的‘社会公正’，……而不是奠基于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的死敌。”作者又说：“实际上天赋人权、机会均等正是这种社会公正的主要出发点。‘自由主义反对社会公正’似乎只是中国少数几个人的理解。美国是一个知识分子惟恐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国度，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敌视社会公正。”这里，作者说自由主义赞成“社会公正”，但我认为，至少在哈耶克的笔下，是必须要把“社会”二字去掉的。因为在哈耶克看来，作为自由民主基础的，绝对不是“社会公正”，而是“法律的公正”，即他不厌其烦加以论述的“公正的行为规则”。因此，所谓“自由主义反对社会公正”，如果这里的自由主义指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而不是被他视为伪劣品的“美国自由主义”，那么它并不是中国少数人的理解，它千真万确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重要主张。
　　哈耶克对“社会公正”这种观念的驳斥，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他为何如此执著于此，我以为说起来有些中国人不太理解的语言学问题。中文里的“社会公正”，换成英语(法、德语亦然)是“socialjustice”，而这里的“social(社会)”一词，自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后，在西方世界便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和“社会党(人)”这类强烈的语义学暗示。这个问题在汉语中不太易于发生，所以很多中国人不理解哈耶克激烈反对“社会公正”的态度，不能完全算做我们的过失。这种社会主义或社会党所主张的“公正”，何以让哈耶克如此反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哈耶克认为，在“社会公正”这个称呼中，“社会”一词很容易被“主体化”，即它会让人错误地连想到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公正分配的主体”。但是在哈耶克看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社会(social)”，只能用来表现一种“状态”(status)，因此它不可成为一个“公正的分配者”，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可能有分配的公正”(语出哈耶克一九七六年在悉尼大学的一篇演说，见F.A.Hayek，New Studies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哈耶克对“社会公正”最为系统的批判见他的巨著《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社会公正的海市蜃楼》。此书尚无中译本。)
　　然而，“社会公正”却是许多诉诸民意的政党非常愿意使用的一个字眼。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不可能成为分配的主体，那么“社会公正”由谁说了算？也就是说，公正或不公正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在民主制度下，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行“公正分配”，往往不过是一些一时把持了权力的利益集团，由于他们代表多数(既不是“社会”，更不是“人民”)，因此他们倾向于越过公正行为的法律准则，制定一些非常专断的分配政策。哈耶克认为，一般所谓基于社会公正的分配政策，仔细分析起来，本质上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基于政治或社会原因，这种剥夺也许有其必要，但绝对不能称之为“社会公正”。
　　据此我们也许更容易理解，极力捍卫个人自由的哈耶克，为何要对“社会公正”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了。根据他对市场秩序的理解，他根本不可能同意“奠基于自由民主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的说法，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只有个人努力被市场所承认后得到的千差万别的回报，却绝对不会产生“社会公正”。凡是以“社会公正”为名进行的分配，其直接可见的后果不但是对市场过程的扭曲，而且还有福利国家政策下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丧失了个人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后果，即使仅仅从道德上说，对一个自由社会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言，符合道德的收入，只能是我们在公平的规则下个人努力和机会结果，“我们在比较幸运时赚到钱……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这种游戏。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出处同上)。因此在哈耶克看来，惟一能够担当“公正”一词的，只有法律(统一的、非歧视性的准入规则)面前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