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此地是他乡？

　　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香港短篇小说选》已有十五年历史，冯伟才和黎海华严谨的编选态度为选本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香港短篇小说选一九八四——一九八五》的“序言”中冯伟才曾为选本的范围(即什么是香港短篇小说)做了四点界说(后来黎海华也依循这些标准)：
　　一、日期——以作品发表的日期为准。
　　二、作者身份以在本地写作的香港作家为准。无论他/她是来自大陆、台湾或外国，只要已在这里定居(即香港法例定义下的香港居　　民)，其所发表的小说，均被视为香港文学作品。
　　三、内容不需要以写香港人香港事为主，但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香港作家的所思所感，都会优先考虑。
　　四、艺术手法以能反映香港不同背景的作家的写作手法为主，尽量让读者感到香港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特色。
　　以上标准我在原则上都是遵循的。我理解第一条中“发表”的范围则不完全限于报刊杂志，也包括某些公开的艺术展览、市政局文学评奖或书籍的首次出版。第三、第四条也完全没有异议，任何香港作家的作品都必然反映“香港作家的所思所感”，而且写作手法总会有所不同。只有第二条“在本地写作”，似乎有再讨论的余地。“以在本地写作的香港作家为准”——假如钟晓阳、黄碧云、西西在多伦，悉尼，伦敦或者广州、台北写作是否就不算“香港短篇小说”呢？这个问题牵涉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有时候“在本地发表出版”可能比“在本地写作”更为重要，作家如有香港背景，主要在香港发表和出版作品，她/他在天涯海角，也可以继续创作“香港故事”。第二，如果作家最初或主要不在香港发表和出版作品，这时是否“在香港写作”才成为重要因素。七八十年代西西在香港写作，虽然作品主要都在台北出版，并不妨碍她的香港作家身份；反之，施叔青、余光中如果不在半山、沙田写作，其作品即使写到香港，是否属于“香港文学”仍然可以存疑。第三，生活背景与写作地点很可能“错位”，《第一炉香》与《马伯乐》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后者在香港写作发表，前者却对香港文学影响更为深远。所以，“本地写作”(如同身份证、出版地、读者群)一样，都是定义“香港小说”的重要条件，但都不是必须条件。《老张的哲学》、《雾·雨·电》写于伦敦巴黎，我们是否能将老舍、巴金发表在上海《小说月报》上的早期创作列于中国现代文学之外？事实上，《沉沦》(写于日本)，《再别康桥》(写于印度洋邮轮)等海外创作恰恰提供了“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线索。从我们的选本来看，“香港人的海外故事”也正是近年来香港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黄碧云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她的代表作《失城》有一半篇幅描写主人公陈路远、赵眉一家的异国漂泊生活。可能是一种有意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写作原则开玩笑的反小说策略，黄碧云不同小说中的不同角色常有相同的姓名。陈路远、赵眉这一次是因为害怕而移民的港大旧生，“我们以为追求自由，来到了加国，但毕竟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监狱”。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幸于能逃离香港的中产阶级”将自己辛苦谋求的移民生活比做“坐洋监”，黄碧云更将离乡背井的精神危机渲染成丈夫对妻子出于爱欲的杀意以及母亲对孩子的半疯狂虐待。赵眉有一次逼迫满嘴是血的孩子吃生鸡心、牛肝、猪肝，然后又跪下哭泣，“你们的父母做错了，从油镬跳进火堆，又从火堆跳进油镬。做错了什么，我们都不晓得”。油镬火堆的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主人公也一再在漂泊途中比较海外与香港的生活。疲弱的夫妻，每到一处生一个孩子，“阿尔拔业省太冷，多伦多挤迫而空气污浊”，虽然人们“喜欢饮茶、看明周、炒地产，比较像香港，令人心安”。终于在旧金山安顿下来，儿子又因讲中文而被同学殴打，主人公也被裁员。比现实困境更严重的是心理变态，丈夫下意识里“渴望赵丽和孩子消失”，妻子则“买了一百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车缝窗帘，将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下面一段有点学步卡夫卡的场景，可以视为黄碧云对移民生活的概括：
　　凌晨五时，我们夫妇对着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着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惊觉老鼠已经成千上万的繁殖，爬满了厨房、睡房、阁楼，甚至在我的驾驶座上。我蹦的跳起，冲入婴儿房，紧紧抱着明明、小二，怕他们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地哭了，转身来，赵眉单单薄薄的赤足站在房门口，睡袍皱而陈旧，凄凄凉凉的双手交缠在胸口，道，“陈路远，让我们回香港吧”。
　　别的香港作家的笔调可能不像黄碧云这样怪诞残酷，但对移民生活的描写却也都是透露失落迷惘心情多于渲染浪漫异国情调。黎翠华比较写实的《仲夏之魇》叙述金刚明珠夫妻在欧洲开餐馆，工作辛苦无聊，住在花园洋房，主人公觉得“就为了这个也值得移民”，但又忍不住要回忆“那时候我每晚在龙祥道飙车……”“我溜冰可厉害啦，小时候我去荔园，后来我去太古城……”至于眼前这座只有一家中国人的欧洲小镇，则又一次被形容为“一座开放的监狱”。没有收入本选集的吴永杰的《两种对立的生活》更加通俗地点出了为房子而移民的懊悔：“二千八百英尺分成两层，汉璋常说要是能将这座房子搬到香港去就值钱了，但如真的搬到香港去，当我推开门，还会看到青青的草地，还会呼吸到这样新鲜而没有尘埃的空气吗？但草地和空气对我来说真的那样重要吗？”与这种小市民的患得患失形成对照，知识分子“流落在陌生地方”，就算迷路，其“尴尬的处境”也“颇富有象征意味”(也斯：《边界》)。“自己是很自寻烦恼，终日为了想看更多的东西，为了不知为什么的追寻，许多时老是走到地图以外去，走到自己熟悉的范围以外去，无端置身在不安全的处境里了。”然而无论是小市民追求房子还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旅程，正如《边界》的叙事者所言，“作为一个香港人特别没有浪漫的条件”，他们的海外漂泊，始终都是“尴尬与不安全的”。作为“不安全”的例证，钟晓阳《未亡人》中为几个女人所钟情的梁伟，不就是在美国撞车而死了吗？
　　为什么流落异国，“香港人特别没有浪漫的条件？”“五四”时期郁达夫、闻一多描述留洋经历，有愤恨也有怀念。徐志摩“甘愿做水草”的迷恋当然更加脍炙人口。后来台湾作家於梨华、白先勇等解析留美华人身份危机，惆怅中总还有些异国情调，都不会像黄碧云或别的香港小说家那样，只是将海外生活视为“油镬”、“洋监”。这是否说明香港人特别热爱香港？或者比起“五四”文人留洋、六十年代台湾人赴美，香港人的移民更加被迫与无奈？也可能这些有关异国的故事大都发表在香港的报刊杂志，主要满足没有能够“坐洋监”的香港读者的中文想像需求？
　　除了“流落异国”，“此地他乡”更是近年来香港短篇小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
　　《失城》中的陈路远终于忍受不了旧金山的“洋监”，一个人取道欧洲返回香港。不久被赵眉发现行踪，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回流。
　　“然而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
　　我已无法再认得香港——这个题目在很多作家笔下以不同形式出现。辛其氏的《玛丽木旋》写的是“又一村紫藤路底这座小园”中的“一座剥落生锈转动时隆隆作响的木造旋转台”。从前叶萍和她的女友们，醒亚、立梅和但英常在这旋转台上讲心事谈论问题，以木台为道具做逼供游戏要各人讲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感情秘密，也曾因木台旋转太快而受伤。如今醒亚已在夏威夷幽怨独居，但英因为北上做新闻被拆胶卷，现在也“忙着执拾老家、变卖房子、安排装箱移民的琐碎事情”。旧地重游，“……阳光兴许仍是二十多年前的阳光，可这小园和这园子外的世界已变得太多，今天只剩下她和叶萍坐在园子里面对破败的玛丽转台”。
　　《玛丽木旋》的叙事角度是飘移的，从夏威夷开始，回到熟悉的玛丽木旋，再表示陌生感。辛其氏的惆怅迷惘，用也斯《边界》中的理性文学来表达，就是“回到香港，发觉许多事情变了……我是渴望回到一个‘家乡’那样的地方，慢着，我知我回到香港也不会找到的”。而在黄碧云《失城》里，温柔的若有所失就会演变成暴烈的伦理惨剧：同样是回流到无法认识的香港，陈路远最终完成了他在漂流异国时的宿愿，用大铁枝杀死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及家中的大白老鼠。在不无做作的巴赫大提琴伴奏下，陈冷静地请邻居报警，后来又获得另一位“失城者”(即将退休的英国警官伊云斯)的同情。小说反复重申主人公是“从油镬跳进火堆，又由火堆跳回油镬”，前者是指“漂流在异国”，后者意即“此地是他乡”。
　　并不一定要有漂流异国的“坐洋监”经验才会有“此地他乡”之感。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或许从来没有可能“漂流”，却也会突然发觉他们并不认识眼前的城市，因而抗拒大厦怀念旧街。散文体的感性写实如马国明的《荃湾的童年》：“今日木棉下那排嫣红的木棉树，‘中国染厂’排出的废料的圆管，‘南华铁工厂’的工人宿舍，以致我走了二十多年的林荫小径均被埋葬了，但却不是全部被埋葬在历史的洪流里……”“当身边周围熟悉的景物都改变了，你不得不问：‘我在何方？’”以后设小说技术制造历史感的(香港的寻根文学？)有董启章《永盛街兴衰史》：“把一切有关的材料也付诸一炬，永盛街的痕迹又归于无有，大半年来罗织起来的几段繁华故事，一刻间化为火盆中的余烬……数天后，这幢房子便要化为瓦砾……永盛街无能苟延至一九九七年。但这又有什么值得惋惜？很快这里便会高高拔起另一幢更能象征这个时代转折的中资商业大厦。”当然，如果真的不值得惋惜，何必再画《地图集》编“兴衰史”？无论眼前变化的原因是经济转型是现代趋势是地产商政治家联手是全球气候转暖，对于生于斯或长于斯的人们来说(至少在纯文学里)，总之一切变化都太快，“我已经无法再认得香港”。海辛的《鬼屋·神庙·酒店》平实记述了同一空间(沙田山谷某处)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同风貌，从三十年前青年探险的神秘鬼屋，到后来经济起飞时人头涌涌的烧香神庙，再变为今日一排十二幢度假酒店——小说女主角雪也从天真活泼的少女，变成勤奋务实的少妇再到现在浑身名牌的富婆。心猿的《都市：影像迷宫》虽然技巧变幻文字闪烁后来还引起不少争议，但主人公乱马在照片内外或隧道里面闯来闯去，也还是在湾仔、避风塘、春风街、石硖尾或新界某围村等相距不远的不同空间穿插一九六七土制菠萝、一九五七挂旗冲突、一九四一日军占领、一九九四日月新天等不同的历史时段，“我们从历史的噩梦中醒来，摸不到自己的头颅……我不知自己身处何方，梦里不知身是客”。“你不知该怎样做，你不知你如何可以不钉死在他人的影子里做自己的主人。”
　　除了上述由空间转变(漂流异国后无法再认识香港)和时间穿插(身处维园石硖尾感慨世事街景变迁)这两种类型的疏离感以外，近年香港短篇小说中还有第三种形态的“此地是他乡”的故事，那就是南来者安家乐业以后依然念念不忘“往日恋人”。黎海华对王璞小说的特点有过简洁精辟的评论，她认为王璞笔下“从内地移民香港的主角，往往活在‘过去’里，只要某一事物引发起往事的一点联想，就会浑忘‘现在’，从现实抽离，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傻事”。例如《相遇》，三十二年前的一个非常琐碎的童年记忆一下子就将主人公从眼下的卡拉OK歌声中拉了出来。又如《红梅谷》，主人公只是因为在巴士上瞥见新界某条路的转角有“红梅谷”的路牌，联想到“红河村”这首歌，便决心去红梅谷看看。经过了很多曲折克服了很多困难他终于成行，到了红梅谷却没有下车——和舒非的《窗外红花》所表达的意思一样，看来“往日恋人”只可回忆不能再遇。与陶然等南来作家批判诸如职工憎恨老板、警察强奸过期居留人士等香港社会负面现象的现实主义笔法不同，王璞笔下的香港生活平静繁忙秩序井然，只是主人公不知为什么很容易“走神”，也许黎海华说得不无道理：“他们自内地移民岛上，依然活在过去的影子里，无法直接面对现实。”所以生活虽然美好，“此地仍是他乡”。
　　以上三种“此地他乡”主题的不同变奏，无论是回流后的失落、本地人感叹世事变迁或南来者无法面对现实，背后可能都有具体的历史政治文化线索可以寻找。但香港小说除了在有意无意间体现詹姆逊所谓的“第三世界”弱小族群的“民族-国家寓言”以外，却也时时透出后现代的荒诞。有时人与人之间的“他乡感”可能更加惊心动魄——与颜纯钩的《耳朵》借用荒诞细节拷问正常人性异曲同工，许崇辉的获奖短篇《鼠》描写来自异乡的满大姨因为爱好养鼠引起主人公全家生活气氛大乱，但小说更令人震动的情节是主人公在逐渐习惯、接受满大姨的怪癖后，却在电梯等公共场所又有邻居市民以惊恐目光看着他……黄碧云评论这篇小说“以日常生活语言，写一个惊栗而悲哀的寓言。小说的张力在于：以为她写这些，其实写另一些；以为她平淡安稳，原来她烦躁张狂。压抑与低沉有卡夫卡的气味……”从《失城》的具体愤怒，到《鼠》的抽象荒诞，乃至余非《天不再空》的绿色关怀，总而言之，太爱这个城市了，才会失落，才会感叹“此地他乡”。
　　很多香港小说喜欢“故事新编”，而且和电视剧、武侠小说大胆改造历史或名著一样，作家重写经典时也充满吊诡奇思，常将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比如刘以鬯《寺内》讨论张生红娘诸位的潜意识，李碧华《青蛇》渲染小青暗恋许仙而法海则是同性恋，《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的金莲武松居然来了香港，等等。刘以鬯新作《盘古与黑》篇幅虽短，但在文体及至印刷字体上都有大胆实验。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故事新编”除了西西相当前卫的历史小说《浪子燕青》以外，便是伊凡(孔慧怡)发表在《香港文学》上的系列短篇《才子佳人的背后》了。这些短篇后来在台北麦田结集出版时改题为《妇解现代版才子佳人》，究竟才子佳人如何妇解怎样现代？第一篇《后花园赠金》可视为最佳代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以舒缓秀气的文字从容叙述进学应考的朱公子在途中为某富家小姐接济黄金三十两，书生感激不尽，与小姐断弦起誓。小说后半段才不动声色地显出“戏肉”：书生走后夫人丫头却帮小姐将“信物”贴上条子写明姓名年月时辰，为的是以后不要弄错——原来小姐每晚赠金，在上京应考的几十上百名书生身上广做投资，不怕日后没有状元探花回来。伊凡这个“故事新编”显示了香港近年短篇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爱情即战争。”具体分析，这种“爱情战争”发生在男女之间，主要形式是提防、猜疑、试探、防范、进攻、躲闪、计谋、策略、犹豫、迷惑……恋爱的结果并不重要，游戏过程便是一切。“五四”以来，《银灰色的死》、《伤逝》、《家》等情爱小说，基本上都是男女双方与社会环境作战，男女之间即使有矛盾冲突，也是社会因素所致或反映外界压力。直到《倾城之恋》，爱情故事的主战场才从男女与社会之间转到男人与女人之间。张爱玲的影响在今天的香港文学中随处可见，邱心《八月一日：小说仿作·仿作非小说》甚至在一段缠绵细密的忧郁文字之后直接讨论“模仿张爱玲小说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如果说八十年代黄碧云文字清洁、细节丰满的《盛世恋》，成功继承张爱玲遗风，那么收入本选集的将爱情写成病态生理本能的《呕吐》，则可视为“爱情战争”的最新发展。如果换成男性叙事角度，例如罗贵祥《我所知的爱欲二三事》，描写儿子母亲之间的露骨的爱欲文字就像莫言描写“奶奶的性解放”一样，不是吸引读者进入场景，而是帮助读者拉开距离。
　　也有些“爱情战争”发生在同性之间——不是作为情敌争夺异性，而是同性之间在恋爱中的挣扎以及与社会作战。黄碧云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用“厮守终生”的“仿婚约”来解释、规范女性之间的情爱，发表在《香港文学展颜》第九辑中蔡志峰的获奖小说《复活不复活是气旋》则以更加大胆的细节与技巧宣示男性之间的欲情，惊世骇俗，无论其文学效果还是同志爱主题都更具挑战性。主人公浩辉有一个正常、保守的家庭背景，父亲常出差，母亲很会做菜，家姐正在恋爱，周日全家去做礼拜。在向男同学达华求爱受挫以后，浩辉内心布满矛盾痛楚，但也曾和父亲严肃讨论过社会应该如何宽容、帮助、医治同性恋者。然而在男主角一次次在公厕酒吧迪斯科约会男人的经验以后，最后无意间在一家gay bar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小说结尾以整页的夹杂路牌广告的无标点文字伴随着主人公心情道德价值观的天旋地转，显示了这一种“爱情战争”，不仅在参与者“同志”之间进行，也在“同志们”与社会之间展开。相比黄碧云等写女同性恋侧重心灵情意沟通，蔡志峰解析男同志爱则更直面肉身冲突。
　　我编选《香港短篇小说选》试图依据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好作品”——不仅在香港文学范围里看是“好作品”，而且在全部现代汉语的文学中，在文学的一般定义中也是“好作品”；二是“重要作品”——也就是说近年来香港小说发展中有影响有代表或引起争议的作品。两条标准之中，前者是主要的标准。在阅读几百上千篇小说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想到如何分类怎样评价，所以本文中所讨论的所谓“漂流异国”、“此地他乡”、“爱情战争”等线索并不是我阅读、编选小说的标准，而只是我在初选过程中或编选完成后才形成的批评概念。
　　所以这篇文字，如同本人的编选工作一样，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一定无法展示近年香港短篇小说发展的全貌。即使是文中所论及的短篇小说，其主题的多义性与意象技巧的复杂性，也并非上述几个批评概念所能涵括。归根到底，本文不过是笔者个人的阅读笔记而已——至于这些小说中间背后那神秘的城市，我是在其间生活越久，就越是感觉难以评说。
　　(《香港短篇小说选一九九四——一九九五》，许子东编选，香港三联书店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