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

　　日中战争对于日本人来说，它的定位基本上是战争责任问题。
　　我进行中国研究的动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面对这一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应该如何承担战争责任？如何得到亚洲诸国、特别是近邻诸国的信任，正当地作为亚洲的一员而起到自己的作用？这是我思考的最根本性问题。
　　如何承担战争责任？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历史中的责任问题。现在，战争的当事人年事已高，不了解战争的几代人占人口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准确地在历史中写下日本军队犯下的虐杀、细菌人体实验、强制抓人、慰安妇等等罪行，让它作为警戒后代的教训保留下去。在历史中准确书写的“准确”，一是就事实认识而言，一是就历史观念而言。关于事实认识与历史观念的关系性及其含量的问题，小岛洁先生在上文中以南京大屠杀为对象提出了非常尖锐和深刻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在此我想就战争责任问题中的历史观的重要性谈谈我的看法。战争责任的问题，是以对战争当事国一方曾经是侵略国这样一个事实的共通认识为前提的。
　　日中战争与日美战争不同，这一作为侵略者的问题本来是昭然若揭的；全世界明眼人谁都知道，日本的军队出兵到他国领土中国大陆，进行了侵略战争。但是，对于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绝不是如此简单明确的。
　　例如，日本的保守政治家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即使日本侵略了中国，欧美列强对于亚洲和非洲也发生过相似的行为，如果日本的战争责任要加以追究，那么欧美列强的同类行为也必须加以追究。这种想法表面上植根于人类历史是战争与掠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观念，他们因此而认为基于此种立场仅仅追究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内的侵略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言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躲在欧美的阴影里以卸掉日本责任的追随欧美的诡辩术。
　　还有一种日本人主张说，当时中国没有统治的能力，满洲借助日本的统治在大陆率先推进了现代化。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利益。这些历史观的特征在于，它们建立在现代优劣史观的基础上，亦即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最早追随欧美完成了现代化因此先进于其他邻国。
　　在日本，关于日中战争的责任问题，其实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而且，这种历史观又与近代观念、文明观念，以及亚洲认识直接相关。我的中国研究的目的，正是试图以中国为媒介，纠正以往的欧洲一元论的历史观、近代观、文明观。
　　我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的新的看法，期待的效果是摧毁日本人中的有关“近代”的神话和由此而生的褊狭的优越感。我们有必要重新了解，从王朝体制的崩溃到人民共和国体制的转换，这一文明圈中心部的转化需要何等巨大的能量。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认识，当中国为此而进行着长期苦斗的时候，地处这一文明圈边际的小国日本是如何利用了中国的混乱而巧妙地为自己谋得了利益。这样的重新认识，构成了我们对于这一文明圈的历史观念。
　　小岛洁先生十二月份在日本对我说，我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动荡时期亦即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日本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彻头彻尾的妨碍革命的作用。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对于我的历史观的最深刻的理解方式之一。我的这一历史观，基于下面这样的实感：在通读二十五史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历史不是单纯的王朝更迭的历史，而是一个缓慢的但是确实持续着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在这种实感之上，我发展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形态的认识，关注着十六、十七世纪以降所显现的中国近现代连续性的历史胚胎的搏动。也就是说，现在我所谈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看法，其实是我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研究方面摸索的结果，绝不是即兴式的灵机一动。
　　必须明确的是，我试图建立的历史观所处理的文明中心与周边的问题，必须与所谓“大中华”、“小日本”的上下文区别开来。我既反对大中国主义，也反对大日本主义。但是，在舍弃了“大”主义之后，试图冷静地俯瞰历史的时候，不能否定其中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力学关系。很多现象可以借助这种力学关系的构图得到说明。例如日本快速地接受西方文明与急转弯式地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的情况；还有日本资本主义的近代与中国社会主义的近代。
　　武藤一羊氏谈及中国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强调说中国革命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的财富。我赞成这一看法。我不能够同意基于启蒙主义历史观的、有关“救亡”压倒了“启蒙”从而使其发生变质的那样一种对现代中国的分析。分析中国必须在更广阔的空间、更长的时间中进行。中国传统的统治理念和相互扶助的秩序、伦理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什么样的新要素？而在另一方面，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欧洲的近代、反近代的思想潮流又是如何促使传统的统治理念和相互扶助的秩序、伦理观发生新的变化？有必要从时间轴和空间轴两个方面对这些基本状况进行分析。
　　中国正在发生的对于未来的探索，毫无疑问，是人类未曾经验过的历史性实验，这一实验的意义不言而喻，当然是人类史的组成部分。
　　我们日本人如果要对那些由于追随欧美路线所导致的视而不见的东西进行再发现，或者如果为了给由于日本领导层迷失于美国式全球化而导致的茫无出路的日本寻找真正的未来，那么，我们与现代中国革命的进展就绝对不是毫无关系的。从根本上说，对于本世纪震动了亚洲的中国革命从什么样的历史观出发加以认识，或者重新创造什么样的历史观才能俯瞰中国革命的整体？这些问题与我们的世界观、文明观、近代观的存在方式全盘相关。而且，这些问题还与作为日本人的我们如何在历史中为日中战争定位、在什么样的历史观中为战争责任定位的问题紧密相关。进而言之，这些问题也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共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文明观、历史观等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相关。
　　这样的问题，必须在包括俄国革命和伊斯兰革命等等世界上的诸种革命在内的广阔的空间轴和时间轴上加以综合性的考察。
　　我们现在身处各自国家内部的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之中。在日本，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战争责任的问题是世界观、文明观、历史观上复杂斗争的一个焦点。战争责任的问题，如果追究它的终极性问题，那么它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下一步选择也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在同样的上下文中，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问题也是存在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自己的国家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它是思想文化上的斗争，同时也是尖锐的政治斗争。我们期待着能够尽可能地加深相互之间的认识，促进彼此间的交流。为此我们才到北京来。但是我们不是为交换知识而来的。我们是为了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为了克服这样的困难我们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共同性认识，我们各自的工作在什么样的脉络里能够相互发生关系乃至进而形成合作，才来到北京与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