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有话要说

　　台湾滚石唱片公司曾出过一张合集，名字叫《我们有话要说》。
　　其实“有话要说”的不光是人到中年的滚石诸同仁，至少还有早熟的黄舒骏，以及凸现在大陆一代人心态之上的崔健。
　　他们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不象时下的流行音乐深陷在商业性的爱情之中，而历数对现实对社会的品评、对流弊的批判，并一改浅斟低唱为陈述，为呐喊，为直面生活的勇者的思想；而ABA回旋式的抒情歌路则一变成为在一个基本乐曲构成上不断变奏、时时乍现高潮的叙事式或陈述排比式结构；有的更在旋律上似说非说、似唱非唱；口白与音乐浑然天成。凡此种种，我戏称之为“说唱艺术”。
　　从形式上看，说唱艺术中的“口白式”唱腔首创于李宗盛。早在八十年代之初，李宗盛在创作第一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之前，就巧妙地将中国语言的语调镶嵌在旋律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唱中有“说”，“说”成旋律，充满诙谐、诚恳语气的调侃体音乐。在后来的《致所有的单身女子》中，李宗盛妙用休止，用时断时续、结结巴巴的钢琴声与人声一问一答，将独身女子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态，刻划得简直淋漓尽致。至此，阿宗的大师风范显尽山水。
　　而说唱艺术的“魂”，则由罗大佑于一九八二年以专辑《之乎者也》刮遍台湾岛。这一专辑直面现实流弊的内容令台湾掀起史无前例的自省风潮。其后，则有龙应台《野火集》旋风轰动于一九八五年
　　近十年来，这种说唱在崔健那里孕育、发挥，终于成长为又一座音乐山峰，虽然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直接的启承关系。少有人称道的《解决》，却无论在音乐还是词作上都不乏非凡之处。可以说，《解决》是崔健在摇滚乐生涯中的自由王国。仅就构成这一专辑的基本乐句型式，崔健天才地创造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手法，以中国语言本身声调特色构筑其旋律，而在貌似平平的乐句的末尾一二字，突然上扬或下沉的变化，却造成极大的张力和活性，一个调侃现实、疯疯颠颠、嘻笑怒骂的摇滚乐人如在眼前。打击乐统帅下曲曲出新的强烈节奏则带来一股汹涌的挣脱、奋争、痛苦和撒野。作为当代中国一根极为敏感的神经，崔健永远值得研究八九十年代历史的后人们频频回首。
　　说唱艺术是一团刺，挑出了生活中的真实；说唱艺术是一团火，照亮了人在这一时代所独有的精神体验。流行歌曲作为社会心态的晴雨表所拥有的那份深刻，很多保存在这部分说唱之中。“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就象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愈来愈少。”(《现象：七十二变》)罗大佑说的是城市发展的同时人情和道德的淡化。李宗盛的那首《寂寞难耐》道出了人所难道的那种“平白无故的难过”、“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的寂寞，诙谐的曲调让人动听好笑、深入后却想哭。真的，有什么东西比这首歌更能体现信念模糊的现代人的那种孤独和徬徨呢？“孔子不要打我，孔子不要打我；打骂要有理由，不然我会反动。”张洪量则通过对至上权威孔子的直言挑战，呼唤一个“思想不分左右倾”的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他们说这里没有所谓的地狱天堂，因为每个人好坏都没什么两样；也没有所谓的喜悦悲伤，因为脸上的表情都很象。……你相信也罢，不信也罢，反正每个人都要长大。”(黄舒骏《听不懂的话》)这里，“我以为”和“他们说”的巨大反差，揭示的是涉世未久的自然天真和世俗世界的矛盾。马北骏却幽默地论证了平凡生活可以拥有的快乐：“第二名也无所谓。大家都想得第一，你到底累不累。人尽其责，问心无愧。”这是从另一角度看生活所获得的一种豁达。而当你倾听着刘铮嘶哑着喉咙一气问了二十八句的“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恐怕再麻木的人也能听出歌者对离人们越来越远的坦诚互爱的呼唤。
　　流行音乐是城市的产物，对人的关心成为说唱的主题之一，似乎带有相当的必然性。这一点亦使得说唱艺术中相当一部分词作采用了讲述某人故事的形式，把关注投向那些并不“流行”但却有深刻内蕴的普通的社会中的个人。爱作轻松状的流行音乐终于在这里凸起一块沉沉厚土。这里有“一直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的“凡夫俗子”(李宗盛《小镇医生》)；有“除了薪水，什么都上涨，你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在忙”；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立法委员开车、卖力、最后惨死却一生“不懂发言”的细汉仔(陈昇《细汉仔》)；而“在物质文明的现代战场得到一切却失去自己”、最终还是归回当初愤然出走的家乡——已因塌方吞噬父辈几代人的矿山，郑智化想用《老么的故事》表达什么呢？当一个孩子出于对善良的感动而抬起他无比景仰的脸，卖糖老头说：“孩子，你要比我更强！”(李恕权《麦芽糖》)。
　　反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整个摇滚乐、流行音乐的产生、发展，短短三十余年就击退其它音乐形式成为最大众化的音乐行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它以大众传媒传达了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发言而成为某一群类的代言人，从而变静态欣赏为动态参与。通过参与流行音乐大家发现，十分渺小的个人的权力得以在社会面前公演和实现，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意愿，也可以指点江山。中国说唱派可谓是极其自省的有大关怀的音乐文化人。
　　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告别演唱会上，罗大佑声称为他的歌友们奉上一首好听的曲子。然而他轻捻弦索弹出的竟是那首絮絮叨叨的《七十二变》。在缓缓的吉它和悦耳的键盘之下，狂热的会场骤然一片静寂。大家一定是突然发现了“说唱的旋律”原来也能无比的优美。《七十二变》不仅是说唱，也是悠扬；看似缺乏起伏，实则非常音乐。崔健曾强调：我重视的是曲子，词仅仅是为表现曲子而填。估计也是这个意思，怕你为其词作震撼而忽略了他们本质上首先是音乐人。以为崔健除了词作以外“一无所有”。对于歌来讲，音乐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音乐就没有生命。
　　一九八九年，又一个岁末来到了。滚石诸友再度合作，不求商业价值，“只去把心中的音乐记录下来”，结果不约而同汇成一张新的说唱集锦《新乐园》。赵传的创作谈足可以代表说唱艺术的总体精神：“在这张专辑中，所作的无非只是想把心中的音乐、心中的感想，诚挚的、真实的、自然的表达出来，它也许不是最好的，听起来不是很流行的，但每个音符、字字句句，却赤裸裸地来自内心深处。”
　　说唱，流行音乐中潜沉的非商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