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回返基础理论

　　近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颇有所得。斯蒂格利茨以往的成就主要来自于对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一般经济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和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都有建树。不过在这本书中，他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观察者，对过去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及其正在进行的转型做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令人读来觉得耳目一新。
　　中国学者研究经济转型时，一般以观察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缺陷为起点，为此而引用的参照物往往是市场经济实践或市场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即为频繁引证的理论之一。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常常因耽于描述或简单对照而缺少理论穿透力。斯蒂格利茨的探讨则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出发，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归结为新古典模型，引进信息经济学理论，对模型的假设条件提出质疑，并以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逐一论证模型隐含的谬误，从而破除了一系列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观念，将读者引领到一个崭新的理论天地。
　　这其中，尤为使人感兴趣的是对价格支配作用的否定。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夸大了价格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忽视了在市场存在选择问题、激励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时，资源配置将取决于非价格因素，即企业信誉和契约，等等。例如，银行贷款并非简单地依赖价格机制，即并不是谁出价最高谁获得资本。那些承诺支付最高利率的人不一定能够使银行得到最高回报率，因为他们很可能兑现不了自己的承诺。而当价格不传递稀缺性信息时，将发挥其维护激励机制和影响产品质量等经济职能，其结果是供求平衡的法则失效。例如，虽然劳动力市场有多余的劳动力，但厂商未必削减工资，因为这样做会导致劳动力质量下降，进而造成利润下降；尽管资本市场上有旺盛的需求，但是银行并不因此而提高利率，因为这样做将会增加贷款拖欠发生率。
　　由此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兰格模型的建立，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制订价格从而模拟市场运行的假定。既然价格并非是市场运行中的惟一决定因素，那么将这一模型付诸于实践也就难以取得成功。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计划者需要搜集的信息，必须比市场社会主义计划者所掌握的信息还要全面，不仅要包括每种产品在每个价位上的供需数量，而且要涵盖生产者在每一特定价位上所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对质量的评价。这一点，由于在实践中行不通而导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计划，问题在于计划什么、怎样计划。市场经济中的计划发生在企业内部，协调广泛存在于企业之间。只不过这种协调并非是经由全国性的计划框架来操作，而是通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网络和契约来实现。
　　斯蒂格利茨的论述并未止于对新古典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批判。他的理论创新，还在于阐明市场失效问题的普遍性。过去所说的市场失效，主要与诸如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斯蒂格利茨强调的市场失效，则源于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有偿性和不完备市场这些现实的经济条件。为了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有限的帕累托最优，需要通过竞争对市场参与者提供激励。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需要政府通过规制创造和维护一种既公平又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竞争环境，以消除竞争策略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例如，倾销策略、假借合作开发的名义合谋垄断的策略，等等。
　　围绕规制和竞争这一主题，斯蒂格利茨对集权与分权、产权界定、公司治理、技术创新、私有化和财富分配、资本市场和金融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当中，他对科斯定理的考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科斯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后，在许多有关产权改革的政策建议中都曾被引为理论依据。斯蒂格利茨不止一次地批评科斯忽略了经济中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认为后者是在前提有误的情况下做出了产权明晰自会保证经济效率的论断。对此，他还以两个例子作为反证：其一，明晰的产权对于大型经济组织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故而私有大公司与公有大公司面临着相似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二，中国乡镇企业最初产权也不明晰，可是此类企业增长之迅猛是有目共睹的。由此斯蒂格利茨判断，市场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低效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明晰的产权关系，而且还在于缺少激励和竞争。
　　循着这条思路审视转型经济问题，斯蒂格利茨突出强调的是竞争和激励机制的建立、企业家经理阶层的培养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不是产权改革。在他看来，中国出色地掌握了改革的时序，先是在广泛的领域里促进竞争、建立激励机制，为个人和组织创造循序渐进学习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然后才触及产权问题。这种渐进改革策略既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又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相反，俄罗斯在未建立竞争和激励机制的情况下推行私有化，结果导致私有垄断替代公有垄断，加之政府缺少有效的规制促进竞争，整个经济的效率至今未有实质性的改善。
　　虽然斯蒂格利茨对中俄两国改革策略的评价符合以往二十年发生的历史，但是他或多或少忽略了两者起步之时所面临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中国有着鲜明的二元经济特色，改革之前，占全国劳动力四分之三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和他们从事的农副业、以及城市里的集体经济活动，都不属于国有经济，因而集权计划经济调控程度比大多数欧洲计划经济国家都低。以此为前提，七十年代末率先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短短几年内即对城市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产生竞争压力。相形之下，俄罗斯经济的国有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若要形成初始的竞争，可能不得不首先通过产权改造来创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尽管俄罗斯经济的转型由于激进的休克疗法和剧烈的政治动荡未产生理想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改革不重要。斯蒂格利茨也许没有充分地注意到，中国只不过是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造的难题推到九十年代来解决，而且至今还很难说已经跨越了这个难关。毫不奇怪，他在华讲演时便遇到此类提问。不过，斯蒂格利茨的回答相当机敏。他解释说自己的论断仅适用于改革起步的策略，而没有针对后继的政策。中俄两国的经验，意味着市场化可以从有竞争激励机制而无私有化开始，但是有私有化而无竞争激励机制的市场化却行不通。
　　然而，斯蒂格利茨引用批评科斯时列举的第一个反证来支持他对改革策略的论断，实际上也是不恰当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公司虽然与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委托代理问题，但其外部却是竞争的环境。即便是这些大公司的产权不明晰，在发达市场经济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的成千上万中小企业无疑有着明晰的产权。也许正因为产权和利润动机普遍地存在于斯蒂格利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才使他低估了普遍的产权模糊带给转型国家怎样巨大的困难。根据他自己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与产权相联系的个人报酬，原本就是构成激励机制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中国乡镇企业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功，使他对自己过去的结论产生了怀疑。事实上，乡镇企业在九十年代也经历着产权改革的考验。斯蒂格利茨大概难以想像，占中国企业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如何会由于产权不明晰而为政企不分的状况所困扰，不同级别的政府及其机构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又怎样在一些领域维护着垄断同时又在另一些领域导致过度竞争，以至于使相当一部分企业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陷入困境。如果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可以说斯蒂格利茨和科斯各自强调的制度因素对于目前的转型过程同样重要。
　　也许斯蒂格利茨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观察所具有的局限性，他在书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现有的经济模型对转型经济都不适用，转型国家中多种多样扑朔迷离的经济现象对传统经济理论是一个挑战。这个结论如同他在全书展现的理论体系一样使人感到震撼。仔细想来，这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转型经济研究并非出自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一事实，有着多种原因，虽然不必在此一一列举，但至少值得中国经济学人慎重反思以往对研究路径的选择。
　　第一，八十年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数中国经济学人疏离了基础理论研究。由此也不难理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为什么常会听到人们对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抱怨。市场取向的改革，突然使以往的计划经济理论失去了根基，而变革中的经济对经济学又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可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人已有的知识却远远不足以应对。故而有的着重从西方经济学引入各种理论解释现实，有的偏好借用别国的经验对不断涌现的难题开药方，有的则主要是基于对转型与发展过程的观察做实证研究，全都忙忙碌碌，但多半都远离基础理论。因此，尽管近二十年来经济学界比任何时候都活跃，厚重扎实的理论创新却不多见。
　　反观斯蒂格利茨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几乎对每一个专题的探讨都借助于对思想史的回顾，从而使他自己的理论进退有据，保持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他不仅顺手拈来亚当·斯密、马歇尔、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熊彼得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而且还熟稔地征引评述马克思、兰格、科尔奈等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至于对当代处于前沿的经济学成果，涉及的就更为广泛，仅相关的参考书目和注释就占据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以上。可以说，对迄今为止的重要经济理论的吸纳和批判，既是斯蒂格利茨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又是值得所有经济学人遵循的研究路径。
　　这一点，多数中国学者并非是没有意识到，而是力所不及。一方面，学术批判需要不设禁区毫无顾忌，这对很多依然心有余悸、习惯于瞻前顾后的中国学者来说便是个难题。若要他们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纵情挥洒谈古论今，也许还需要更加宽容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理论创新必需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坚实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这需要学者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社会阅历。可是就目前许多逐渐进入老年和正当壮年的中国经济学人而言，虽然对本国社会经济现状不乏深刻理解，可往往缺少外语数学及其他现代经济学研究手段的训练，而且多半还欠缺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充分体验。年轻一代虽然获得了较好的基础训练，却或多或少欠缺对中国经济的实感。因此，基础理论的创新需要老中青三代中国经济学人长期合作共同努力。
　　第二，强调理论探讨并非意味着轻视对策研究，相当数量的理论创新，来自于经济学家为着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所做的研讨。对适当的政策手段的探索，刺激人们寻求有效的理论支持，从而促进了理论研究的进展；理论研究中的新发现，则又为政策设计提供更为合理的思想框架。在此，斯蒂格利茨对有关高技术产业竞争政策和规制政策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范例。他从批判新古典模型关于技术不变的假定入手，借助熊彼得的理论说明技术创新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以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成本回收为例，论证这些部门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性质：厂商为了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才进行研究开发，而要获得回报就必须存在不完全竞争。为了保证创新者获得回报，政府授予企业专利权从而为后者提供暂时的垄断权利；不过在有些部门，例如飞机制造业、电信业和计算机软件等行业，与创新相关的固定成本十分昂贵，以至于可以进行有效竞争的厂商数量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政府建立适宜的规制体系来促进竞争，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斯蒂格利茨来华所做的报告，即是基于这样一种有关技术创新与竞争及创新与垄断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电信业改革进行专题探讨，并提出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建议。这里，无需进一步评述这些建议就足以具体地表明，对策研究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没有强大的理论研究为支撑，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政策结论。若要远离那种顾此失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对策研究途径、摆脱那种开出药方对付短期性局部性问题，又带来长期性全局性困难的尴尬局面，就需要静下心来，沉住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斯蒂格利茨这本书名为《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但他并未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这恰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转型还未结束。可是，他在书的末尾还是宣称社会主义实践即将划上句号。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做得为时过早。就中国的经济转型而言，它只是标志着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结束和中国对新的发展路径的选择，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的继续。斯蒂格利茨自己也承认，发展的路径并不止两条，而是有许多。社会主义实践起因于人类对平等、公正和集体富足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可以确信，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转向市场经济而放弃这种追求。对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个理想难以通过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来实现。二次大战后一些选择了这种路径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积贫政治上积弱，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在同等经济水平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指标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选择市场经济，更多地是出于人们对迅速提高经济效率的预期。它带来的新课题便是探索那些既保持社会发展又蕴含经济活力的制度安排。正是这个挑战，使我对转型经济理论的创新充满希望。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斯蒂格利茨著，周立群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