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接到多年主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务，又是文学界同行谢大光老弟的来信，说他们出版社愿意考虑重印一下我在五十年代初译的《契诃夫手记》一书，并准备将其列入他主编的《外国散文名家丛书》出版。我一读到这个消息，衰老的神经又被深深震动了。围绕着这本书，前前后后几十年所牵涉的人和事又一一在我眼前涌现，它们是那样的生动真切，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蒙上尘埃，一切都好像还是在昨天。
我是个在历史的风雨中、东南西北四处走的知识分子，我于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中，发觉友情不仅在感情上给我以温暖和慰藉，在精神上更是一种支持、鼓励与鞭策的力量，正是无数生死之交或萍水相逢的旧朋新友的帮助和厚爱赋予了我新的、在人海中搏斗的勇气。由此我又联想到这个译本的历史命运和它在我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意义，可以说，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前进中的曲折性与艰巨性，反映了上海自开埠以来，在历史风雨中的变革与演化。
一九四八年秋，我从被关了一年多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监狱放了出来，关心我的朋友们深深为我们夫妇的生计与安全操心和担心，而我的妻子任敏先我出狱后，也是在这些朋友的关怀和支持下生活了将近一年。“患难见人心”，此刻，我又一次尝到了这句古语的甜头。
却说我出狱后，当时经营文化工作出版社的韦秋深(其实他的出版社不过是上海人说的“夫妻老婆店”，他们住在北京路一个小弄堂内的前楼上，生活也很清苦)得知我出狱后，特意约了我们夫妇在北京路的一家小饭馆吃便饭。吃完饭，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十五元银元，放在桌上，说：“老贾，你刚出狱，这点钱就算咱们朋友一场的一点小意思吧。”他说着就把这些钱推到了我们面前。我说：“老韦，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生意又清淡，好在天不久就要亮了，新生活很快就要来了。我也不能白花你的钱，这样吧，我把这些年写的那些散文式的小文章编一本，这些钱就算预支的稿费吧。”于是，我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图书馆旧报刊上找到我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里写的一些短文，编了一本题为《热力》的散文集交给他。没过多久，我们夫妇便改名换姓，用了个“行商”的身份，离开了恐怖血腥的上海，坐船走避青岛。一九四九年八月，我们卷土重来，回到上海，才得知我这部书稿，由老韦在解放前夕交给了当时在《大公报》编副刊的刘北汜兄，并作为他主编的《冬青文丛》中的一种出版了，作者署名用了我来上海卖文后起的一个笔名“杨力”。
我们夫妇自抗战胜利来上海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一九四七年秋，我因文贾祸，以“煽动学潮罪”被国民党中统特务关押一年多，出狱后又受到追捕，东躲西藏，最后不得不离开上海。因而解放后重返上海，我们夫妇的翻身感特别强烈，压在人民头上的专制腐朽的政府被彻底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政府，也就是说，我们多年的追求与为之付出了沉重生命代价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生活的现实，我们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人生智慧和生命热情了。激动之余，精神极其兴奋，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似的，总想多做些事才过瘾。但是同时，我的心中又有一些隐隐的疑虑，因为我在青岛流亡时译的《尼采传》一书的出版计划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政府里夭折了。
记得我把稿子译好后，寄给了刘北汜兄，请他转交给老韦，而我为这个译本写的序言，早在解放前，就由北汜兄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了。老韦一接到稿子，立即发排，打好纸型后，正赶上解放，没想到这时却出了问题。
解放后，由于新时代的莅临，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格外强烈，那是个人人意志昂扬的时代。所以连私人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老韦的出版社也正式成立了编辑部，招考了两位有才干的青年做编辑，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这时也建立起来了。当时有条明文规定：由新华书店经销的私营出版物都要送市报——《解放日报》登广告，类似一种审批手续。老韦将《尼采传》清样送去时，出版部的一位干部看了看，对老韦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印这种吹捧法西斯的书！”老韦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自认倒霉，把原稿和清样还给了我。我一听，吃了一惊，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这位同志是用脚后跟思想的角色”。接着又听说由胡风主编，解放前出版的《七月文丛》、《七月诗丛》等书刊，新华书店也拒绝经销。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解放前香港出版的《大众文学丛刊》批判他时的那种火药味，这气味似乎仍然没有消散，仍然弥漫在中国文坛的上空，而且具体化为了一个“问题”。
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七月文丛》里收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人生赋》，用的是“杨力”这个笔名，解放后，我又用这个笔名准备出版《人的证据》一书。此书是我在解放前夕，流亡青岛时写的一部纪实小说，描绘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监狱里政治犯的斗争生活。出版者、群众书店的老板陆宗植把它送到《解放日报》时，那里一位负责审阅的同志明确告诉他：“这本书里写的政治案件未经有关单位审查得出结论前，该书暂时不宜发行。”稿子又被退了回来，后来老板只好把它偷偷地弄到地摊上去卖。
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令我浮想联翩，旧事不禁重涌心头。一九四三年我为了
口，凭报纸上登的招聘广告，到驻扎在陕西宜川县黄河边，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做技术翻译，结果被怀疑成共产党，他们打算要活埋我们。我们夫妇只好连夜逃命。为了躲避追捕，我们不敢走大路，只捡荒无人迹的高山爬。爬了一夜，黎明时分，才千难万险地爬到了山顶。在四顾茫然中，当时年轻的妻子任敏说：“我们这么苦，还不如到延安去吃小米。”我沉默以对。因为我对延安的情况相当了解，那里有我不少的同学和朋友。抗战国共合作时期，我与西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有过程度不一的来往，我还介绍过一些人去延安参加革命。那里的出版物，我也能经常看到。我一向把那里奉为革命的圣地，中国的“耶路撒冷”，可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出现了“王实味事件”，看到了他以“托派”、“国民党特务”等莫须有罪名被处死的悲剧命运，百思不得其解。我在战前就是他的小说及众多译作的读者，说他是“托派”还有点可能，说他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怎么都不会相信的。而当时的解放区，就像歌词(这歌也是我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监狱里当政治犯时常唱的)中所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像王实味这样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会在那个人人向往的民主政权环境下，做了刀下鬼呢？……
不过，同时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我在解放前用贾植芳本名出版的学术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却在新华书店销得很好，一连印了三版。我流亡青岛时译的恩格斯的《住宅问题》，用的本名，也问世发行了。
一九五○年秋天起，我在上海震旦大学当教授，讲授苏俄文学专业课程。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边倒，正如报上所说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而这门专业课其实也是一门配合政治形势的课程，尤其是经过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我对生存环境已由狂热转为冷静了。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说是不能写了，因为我不懂工农生活，无法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方向写作。早在一九五一年配合“镇反”，我在当时“文协”(作家协会的前身)号召下，写了一篇政治性小说——《以血还血》，在“文协”主编的《文汇报》副刊《文学旬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非议，说我坚持小资产阶级立场，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等等。这篇小说就成了我与文学创作告别的“绝笔”。好在我在大学教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被分配在复旦大学任教，五十年代初期，在《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政治性批判热潮中，我只作冷眼旁观，取不介入态度。我这是把大学当做了避风港，就像鲁迅诗中所形容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此时为了教学需要，也为了增加一些经济收入，我将文学活动转到了翻译，真是“避席畏闻文字祸，译书都为稻粱谋”。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醉心于俄国文学，现在我正好又教苏俄文学这门课，因此，我根据手上的英日文资料，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先后通过老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前苏联契诃夫研究专家巴鲁哈蒂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以及契诃夫逝世后，他的夫人、前苏联著名的演剧家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编的《契诃夫手记》等几种译著，这些书由上海新华书店经筹，在全国新华书店销售，销路都不错。这与契诃夫一直是位深受中国读者喜爱和欢迎的俄国作家是分不开的。一九五四年上半年，我响应斯大林发起的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号召，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用爱和信念劳动——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总之，一直到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发生以前，我都是一个以译书和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近来翻阅八十年代初的日记，看到里面录载了一些外国作家对翻译家的评价，如歌德把译者比喻为“下流职业的文人”；英国诗人蒲伯译荷马史诗，有人惋惜他说“这样一个好作家不应当充任翻译者”等等。我看了这些话，不禁为我当时的选择苦笑。古人说“在劫难逃”，即使我做了这样的选择，仍是逃不出历史的魔掌。
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一爆发，我就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的罪名，夫妻双双被捕关押，扫地出门。我们的一切家当，包括已出版的著译和被退回来的译稿《尼采传》及匈牙利剧作家维几达的多幕剧《幻灭》等等，都被作为“敌产”没收“充公”了。我又回到了相别才六年多的监狱，家破人散。这以后前前后后过了二十多年“开水里煮，烈火上烤，冷水里浸”的苦日子。
老妻任敏也随着我旧地重游，关押了一年多才释放。出来分配到科技出版社当校对，那里的人事科长一再对她进行过细的政治思想教育，苦口婆心地“挽救”她，要她与我“划清界线”，提出离婚，“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她却“不识抬举，不明大义”，终于被流放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在青海不到半年，上海来了文件，说她在上海妄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这样，她又被收监关押了四年，这才下放到我的家乡山西农村，做自食其力的农民，在歧视和贫困中，苦度春秋十八年，等候在上海监狱中我的归来。
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涯，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历史才发生了新的转折，我们夫妇也才重新团聚，可此时，我们都已是白发苍苍、伤痕累累的老人了。我们还算是幸运者，还等到了冤案重新昭雪的这一天，而更多的人，都已经含冤而去了，至死都不明白自己因何问罪，因何受苦。
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平反，我们又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我回到了讲台，重新拿起了废置多年的笔。这时我虽然有了“人民”的身份，政治平了反，但在文艺问题上，我还是有麻烦的。我们这一案的朋友们，能否公开发表文章，还是个大问题。我便活学活用毛主席的革命策略——“农村包围城市”，“抛开大路走两厢”。好在我在文场上混了不少年，总有个三朋五友。我有一位在北京某大报编副刊的朋友，叫黎丁，他是个资深的老编辑，得悉我仍活在人间，就来信鼓励我说，他愿意在自己编的报纸上，为我发文章，给我一个“亮相”的机会。自一九七八年深秋，我被解除监督，从原来的劳改单位——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坐班，妻子任敏也从农村回到上海，学校分给我们一间小房，我们由此才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我此时便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验与人生感悟，写了些散文、杂文之类的小文章，借以自娱自乐。接到老黎的来信后，我就将一篇有感而发的散文《花与鸟》寄给他，可碍于禁令，他编的报无法刊出，老黎就把它介绍给了香港的《大公报》，算是在海外给我“亮了相”。这时我还写了一篇名为《歌声》的小说，我的一位旧朋友在西北某省编文艺杂志，他自告奋勇地拿去，打算将它发表，但是后来听说，这个刊物送交有关部门审查时，我的这篇文章被领导删掉了，这位领导还教训他说：“怎么能发这种人的文章！”他只有无可奈何地将文章退还给了我。
八十年代初彻底平反后，我才正式由鬼变成人，并奉命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和出国预备生，同时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和会议。有次在杭州开会，我碰到了当时主持浙江人民出版社社务的老友夏钦翰，我们是四十年代因文学而结缘相识的。一九四七年，是国共和谈的旧政协时期，社会空气比较自由，我被胡风介绍到上海《时事新报》编《青光》文艺周刊。至于撰稿人员，胡风给我提供了一个名单，除了台静农、李何林，以及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外，大多是原《七月》、《希望》的撰稿者，其中就有夏钦翰，当时他的笔名叫“伍隼”，因为是以文会友，年龄又比较接近，大家就成了朋友。此时我才知道，他是浙江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学生，解放前在一家工厂或别的什么单位工作，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隐身处。解放后，他从地下转为地上，负责《浙江日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得悉我又在报上做文章，特意来信约我为他的副刊写稿。我就将我写的一部纪实性作品——《人的证据》中的一章《中秋节》寄给他，这里面写的是我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特务监狱里的生活，他连载了好几天，才登完。我另外寄给他的一些小文章，他都照登不误。这次杭州会议遇见他，谈起我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现早已绝版的《契诃夫手记》一书，他说他们的出版社愿意重印，并指定一位懂俄文的女编辑做责任编辑。此时我的译本，以及当初所依据的日文本和参考过的英译本都已随着那场劫难不见踪影。我临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找到了这部书的旧译本，并借了一种新英文译本，认真校对了一次；又请一位在新闻系读硕士课程的学生、懂俄文的江礼旸据俄文原版也校对了一次，同时补足了一些注文。我建议小江把俄文本《契诃夫全集》里收录的那些有文学和社会意义的短文，作为补充加以移译。他译好后，我做了一点校改，写了一篇《新版题记》连同原来的《译者前记》，定稿后，作为增订本，寄给了老夏。书很快就出来了，一次印刷两万册，销售一空，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此时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分工，成立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仍由老夏负责。我将新版本重新又校改了一次，根据能找到手的中外文资料，编了一个《契诃夫年谱》，附在书末，转眼到了一九八三年，书又印出来了，这次印了二万二千五百册，销路仍然不错。因为“文革”后，文学一片废墟，人们极其渴望知识，因而文化市场很兴旺。老夏离休后，我就与出版社断了联系。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前，老夏作为离休干部，有机会结团到苏联东欧旅游了一次，这是干部离休前的一种政治待遇。他回来后，特地到上海找我说，他去苏联旅游时，曾将他经手出版的、我译的《契诃夫手记》中印本赠送给了苏联契诃夫纪念馆保存陈列……现在值得深思的是，这个译本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出版时，契诃夫还是“旧俄作家”，现在苏联解体了，契诃夫又恢复了原来的身份，成了“俄国作家”，历史就像一个魔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但无论是在前苏联还是俄国，契诃夫仍然是契诃夫，是一位不朽的作家。正像清末一位官僚文人所说的：“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而文人的权力可以有一万年。”这是一条适应于古今中外、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去年，又有了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老弟的提议，《契诃夫手记》又有了重新面世的机会。我和老谢是同行朋友，八十年代便有来往。九十年代初，由原湖南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李全安兄的转荐，将我一位青年朋友任一鸣译、我校订的《勃留索夫日记钞》在他那里出版，随后又出版了我介绍去的宋炳辉译的《伍尔夫日记》和谢天振译的《普希金散文选》，我们的交情渐渐越来越厚了。此次承他们的美意，重印《契诃夫手记》，我在感谢之余，随手写了这篇文字，并把它和我在五十年代初写的《译者前记》及八十年代初写的《新版题记》列在一起，它们都交待了这本书的来历和内容，读者可以看到，这个译本的命运也是我的生活命运，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先后印行，都得力于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会出版，更不能接二连三地再版，所以我题名为《我的三个朋友》，以资纪念。相信这纪念不仅是为了我个人的友情，也是为了那一段渐渐要被人忘却了的历史。
一九九九年夏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