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玉杵韵依稀，脉望珍藏照少微。
惟有人间郑西谛，菜根香里不知饥。
这首写藏书大家郑西谛先生的诗，收在周退密和宋路霞合著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一书中，诗中“蓝桥玉杵”是指他一九三八年所收的《蓝桥玉杵记》，被誉为“明刻传奇中之白眉”；“脉望”则是同年为国家所收的“国宝”《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将西谛先生排入藏书家的行列，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外人或后人的一种想法，因为他曾多次说过“我不是一个藏书家”，因此倘要称他为爱书家或读书家，他或许能同意。因为过于注重藏，有可能将书沦为一种没有生命的物件，也少有“书卷多情似故人”的亲近，和“手倦抛书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的读书之乐。
一九四四年九月西谛先生在为他二十年所累积而得的八百三十六种清代文集所写的跋文中，留下了这么一段话：
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悬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
我们要想了解西谛先生在书之聚聚散散中表露出来的狂热之情和真挚之心，最好是读读这部草创于六十年代，完稿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西谛书跋》。此书共收书跋六百四十多则，悉经吴晓铃先生细心注释整理，除全收《劫中得书记》(《续记》)和《西谛书目》中的题跋外，另将西谛先生《所见古书录》等书目和《困学集》等著作中的题跋文录入，还有不少是抄录手稿或藏书中被遗漏的题跋，这是西谛题跋最全面的一次结集。它们能历经劫难面世，颇具让人感慨的“传奇”性，郑尔康先生在该书的跋文中已细加述说。在书跋中，西谛先生对古籍的热爱时时溢于言表，譬如得到清初翻刻本《水浒叶子》时，“持书而归，喜悦无艺。胸膈不饭而饱满，陶醉若饮醴酒。求之廿载而获之一旦，诚堪自庆也”；一九五六年他在来薰阁收到一部《昆山杂咏》，“天阴欲雨，晓雾尤浓，展阅此书，洵觉阳光上眉梢矣。”黄裳先生曾说，西谛先生在书跋中经常写下的“大喜欲狂”“为之狂喜”“狂喜过望”等有些夸张意味的词句，但只要你是与他相熟的，都会觉得这是一种真实心情的写照，而绝不是做出来的。西谛先生的所聚之书曾遭“一·二八”战火之毁，更屡有为维持家人生活而斥售心爱之物。照常情来说，在如此厄难之后，心境颓丧，在那风雨飘摇之日是难以再滋生藏书的意兴的。但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久不阅肆，以方斥书数百种易米，意兴阑珊，不忍重睹线装册子也。霉雨初晴，心胸较畅，偶过汉学书店”，西谛先生终于从杂列的书堆中取出了这本《古器物学研究议》；当他见到来薰阁老板陈济川拿出的绘刊精绝的《春灯谜》时，虽“久不购书，见之，不禁手指为动，乃毅然收入”。这一细节性的记述简直可以直揭他的心底。卖书后复动收书之兴，连他也“殊自诧收书之志，虽历经挫折而仍未稍衰也”。
西谛先生的书跋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虽然他也独具识见地谈版本源流、版刻妍媸、内容优劣和极具故事性的得书经过，但他在其中融入一种热血情感，因所得之书，“点点滴滴皆心上血也，能不珍视之欤！”他的题跋不走严密的考证那一路，而是将清代黄丕烈题跋的风格发扬光大，能“细述得书之艰，好书之切”，却无学究气和商贾气，而任至性流露，亲切动人。“他的最好的散文都是藏书题跋与诗书纪事”(黄裳先生语)，此言极有见地。《皇朝礼器图式》之收得，也有一段奇遇，“时近二月，地隔平、沪，书归三肆”，后终全入西谛先生的纫秋山馆，然他在提笔之际，却没有欣喜，有的是无边的责任感：“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燕京岁时记》的题跋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他回忆起北平四季的景色时，如在梦中。
今去平六载矣！每一思及，犹恋恋于怀。独恨当时人事倥偬，未能遍历平市繁华耳。何时复得邀游于此古都乎？读此《燕京岁时记》，种种景象，皆宛在目前，然而远矣！惟有在梦中重温一过耳。被迫去平者多矣，远适川、滇者尤多，殆皆与余有同感。痛饮黄龙之日，当是我辈重聚古柏下，芍药旁，谈天说地之时也。
一册旧书，很可能触动在乱离中的敏感之心，感时伤事，长吁短叹。但在西谛先生的心里，在绵绵的回味之余，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如波澜泛起，直至国运兴衰，现出一种难得的昂扬情志。这种写法在以前可能少有，这种向上的精神想来也是不多出的。
西谛先生书跋中的景语，往往寥寥几笔，消融我们感觉世界中的时空距离，并在精简中蕴含了深厚的情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九四六年二月五日所写的《清代文总集书目》跋中说到书目编成之后，他用心血所集之百种总集不得不售出买米，“呜呼！以书生而讲收藏，其愚诚不可及也。书竟掷笔三叹。时天阴欲雪，砚池微微冻结。碎冰着笔，澌澌有声。”一九四九年以后，西谛先生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天朗气清。风日佳丽，颇有凉意，未入寒时，晨起，步小园中，饮苦茶，殊自怡悦。借得明嘉靖覆宋本画书十数种，因与《画苑》对校一过，尽数种。年来百事猬集，久失窥园之兴，偶得半日之休沐，遂事此不急之务。心情旷阔，所得颇多也。
西谛先生有计划性地收书始于二十年代直至飞机失事之前。因为工作性质的变化，他要花很多时间来开会和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逛旧书店的时间多被挤在傍晚，这在书跋中亦有明示。“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四日乃农历元宵佳节，从西郊苏联展览馆出，迂道琉璃厂得此陈一元刻四十卷本《蔡忠惠集》，乃大慰。……时已圆月东升，暮色苍茫矣。”时间太少，题跋也明显减短，开卷提笔只能在灯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西谛记，时万籁俱寂，枯笔着纸之声可闻也。”这是美妙的夜读之景，而偶有半日之闲，心目又为之一亮：“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于京肆，殊为得意，时晴日满窗，残雪未消，间有鸟雀飞鸣觅食，披卷一过，心旷神怡。”(《绘事发微》跋)这在窗前飞鸣的鸟雀，倒让我想起了西谛先生早年所译《飞鸟集》中的第一首诗：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从尘杂中抽身而出，躲进小楼，心在纸香墨润的书页中获得过滤后的澄彻，再抬头一看窗外的世界，平凡简单的景物中竟有不可言说的生命之美，好像有我们从前未曾注意过的清新。
然而景语中并不总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所写的《石仓历代文选》跋中有“时雨声淅沥，秋怀[正惆怅]无已”；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水明楼集》跋中有“夜寒天冻，阴
不见星月，将雪未雪，[心意晦涩]，赖有此种好书慰我寂寥耳！”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乾隆搢绅全书》跋中有“日色大佳，渐透春色，[久郁的情怀也殊是畅适]”。以上三处方括号中的词句，在一九六三年版的《西谛题跋》中都被删除，其意大概是想给读者一个明亮的西谛。这在那一时代，自然是可理解之事，但此举却有意地遮住了我们的眼睛。西谛先生为什么心意晦涩？是接二连三地批俞平伯批胡适批胡风的风波使他喘不过气来，还是他集中全力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丛刊》初集和二集都出版得很快，从付印到正式出版分别用了七个月和十一个月，而第三集则用了十七个月，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出版，印数也降至四百多部。西谛先生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所写的序言中已透露，有了不谐调的声音。此外在《冯元成先生宝善选刻》、《昭代箫韶》等跋文中有相当的削除，皆涉及西谛先生对藏书和印书的一些稍显激烈的看法。如此一删，我们也就无法在书跋中感觉到西谛先生的真性情：“他热情，正直，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令人一眼就可以望到心底”。(唐弢先生语)只字片语背后有微澜，看来“新版本学”，还真有些意义。
从《西谛书跋》来看，北京的古旧书店到五十年代中期还是文人学者的一片乐土。西谛先生在那一段时间所撰写的题跋中，留下了不少书店和书店主人的名字。有时阅厂肆，还邀二三好友同去。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七日所写《王奉常杂著》跋中有“隆福寺修绠堂从上海前翰文斋潜藏书一批，皆善本也。偕斐云[赵万里]、梦家同往观之”；一九五六年七月八日所写《农书》跋中有“今晨携晓铃至修绠堂，适斐云亦在，获见好书不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所写的《四书集注》跋中有：“风日晴和，虽严冬而稍有晴意，偕路工、刘哲民游隆福寺，途遇赵万里，同到宝会斋询新出《永乐大典》消息……”《唐人选唐诗》跋中有“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铭(夏鼐)二君同游书肆得之，甚是高兴！时风日晴和，大似仲春佳辰”。要想写五十年代文人生活，如此三言两语也算是有趣味的材料。书跋的整理者吴晓铃先生花了很大的心力将跋文中的旧书店名和书店主人做了精要的考释，记得蒋星煜先生在《文坛艺林知见录》就介绍过吴先生数次写信让他打听上海四五十年代古旧书店的情况。这一琐细的工作别具眼光。因为书商(贾)这一群体向来不为人重视，遂致大多数人湮没无闻，但是他们既有铜臭又有书香，是旧藏书楼的瓦解者和新藏书楼的助建者，是他们的广泛搜罗和转卖加快了学术资源的重新配置，并让大量新材料呈现于世，这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有推波助澜之功。仅以西谛先生具有开创性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和中国版画史研究来说，如果没有繁富的新材料作为基础，那“史”的建构也是不可想像的，故而赵景深评《中国俗文学史》：“不特搜罗宏富，见解也是卓越的”；西谛先生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西谛书跋》中对典籍的聚散也多有记录，倘能将其与黄裳等多家题跋并观，并参以书商的种种记录，中国现代史上的典籍聚散轨迹是大致能勾勒出的，这不单能续补陈登原先生的《古今古籍聚散考》，亦能藉此稍窥国运的兴衰、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学术风气的演化。
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并宣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一九二三年一月《小说月报》发表西谛先生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九二七年六月又有《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以此三篇纲领性的文字为出发点，直至他牺牲前两日所写的《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西谛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还是在国故整理上，他“狂胪文献耗中年”“不薄今人爱古人”地收书，全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他身上弥散着一种磅礴之气，这从他编的几种大杂志和大丛书也能看出；西谛先生还有一种被鲁迅誉为“呆子精神”的实干精神，故总能开疆辟土。在《西谛书跋》中，我们能见到他正忙碌地搜罗材料，准备编著“周秦汉三代瓦录”、“中国美术史”、“中国园艺史”、“清朴学家文集”、“重编全唐诗”、“唐诗版刻源流考”等等。西谛先生好像有绵绵不尽的力量和热情，其实早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新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青春气息：
这大荒原似的中国文学的气象，正是一幅《秋郊试马图》呀，谁见了，能不兴了要在那里自由的骋跑，随意的奔驰的雄心么？
(《西谛书跋》上下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版，110.00元；《西谛书目·西谛题跋》，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月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