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纯学术何处寻？

　　张曙光先生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以下简称《张文》)对我的《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以下简称《姚文》)做了“猛烈抨击”。一个经济学外行的偶然客串之作，竟然让经济学专家如此费神，颇有点意外。但张先生激烈的批评言辞与其所标榜和追求的纯正规则、纯正学术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张先生并不是一时兴起只针对我个人，而是由对《姚文》兼《秦文》的“犯规文本”的个案性否定，上升到普遍交往规则的伸张。这里不妨就根据《张文》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四条批评规则，来加以讨论。
　　“第一，社会是多元的，思想和主义也是多元的。”这当然没有什么争议，尽管我们的社会未必真的达到了自然多元的状态。但问题是，一个学人不过以外行身份对几个“学院派”经济学者的某些观点发表了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扯上了“企图只允许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存在，“禁止别的思想和别的主义”，并要去“扼杀学术”？退一万步说，张曙光先生可以置自己的主张(作为价值判断的道德“纯粹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和选择”)于不顾，对《姚文》及作者加以道德斥责，但却实在没有理由将它与扼杀思想自由、学术多元相提并论。
　　“第二，社会科学是独立的、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践应当充分体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条规则似有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相混之嫌，而且以张先生所推崇的福柯理论审视，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我知道，张先生要强调的是学者和学术应该具有独立精神，“不应当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或社会操纵工具的要求”；不要在“知识界内部”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既“减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产生的大量毫无学术意义的论题”，更不要让学术商贩趁火打劫。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先拿姚新勇做学术商贩开刀，然后再影射秦、何等人搞学术山头，最后还提出一个人数可无限扩展的“陷阱及其拥护者”来陪绑，如此拼接，恐怕只能是张先生“自己研究的逻辑”。
　　在第二条下，张先生还批评“陷阱及其拥护者”搞“化约论”。因不知“陷阱派”究竟在何处，别人是否如此就无法得知，但至少《姚文》对某些“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批评，是有比较具体分析的。张先生可以不同意这些分析，但却不应该打着反“化约论”的旗号将其一笔“化约”。如果说化约论是一种不良的学术方法，那么张先生还多用了一种更要不得的“移花接木法”。《张文》之一开场就说“关于‘现实派’和‘学院派’这一问题的提法是姚新勇先生概括出来的”，但一看后文却发现这是姚先生的“描述”与张先生的“方便”两者拼接的结果。当然，光有两个对立派别的名号还不够，为使这一自由“建构”的学术“研究对象”真正确立起来，张先生先是搬来《辞海》查找“学院”一词，然后再移来《秦文》的“经院哲学”，并再一次查找《辞海》。通过一番说文解字，才算完成了《张文》“学术”批判的对象建构。当然有了张先生的考证，姚新勇关于“经济学道德问题”交锋双方的范围勾画(见《姚文》的第一点)就全成了“没说过的废话”(特注，此处加引号是为了提示这话的矛盾性，非直引自《张文》)，可一笔勾销，然后再反过头来一方面质问《姚文》为何不对“学院派”的“转意”“交待清楚”，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姚文》未必没有涉及的转意归张先生所独有。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张先生的“移花接木”法实际是服务于另一更为重要理论前设的，那就是所谓的“现实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被理论和逻辑建构的……关键是所讨论问题是从什么逻辑上提出和解决的。”《张文》对这一理论前提的强调，不仅集中于对《秦文》对“卖”还是“分”的假问题的批评的反批评上，而且其他部分也多次提及。不错，无论是库恩、阿尔都塞还是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都认为学术问题、研究对象是建构的不是自然存在的。但是，诸位大家所说的理论对象的建构性，是有条件的，并非是每一个具体研究者都要做、都可以做，更非可任意做的。例如，库恩是在范式革命的意义上讨论科学理论范式性问题的建构。一旦某一大家建构起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范式问题，(且不论具体学术发展程度对天才性范式建构的制约—促进)就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了指导性的制约，直到科学的发展达到另一个革命临界点时为止。这种范式问题的数量极其有限，只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这样级别的理论才够资格。再如，阿尔都塞将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移植于社会科学领域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也不是把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视为个人的任意性研究对象的重新建构。如果理论对象的建构都如张先生所说的那样个人化、随时化、中性化，那么阿尔都塞的梳理还有什么意义呢？哪里还谈得上知识的积累，哪里还有什么范式革命呢？也许，张先生会承认自己混淆了范式意义上的问题建构与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都离不开理论前提的制约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他还会辩解说，不同的理论前设必然带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所以，“陷阱及其拥护者”就不应该以自己的理论好恶指责别人的学术是“屠龙术”、“假问题”；所以，他才视而不见《姚文》和《秦文》对某些经济学观点的具体批评，并将他们的命题和阐述扭曲成脱离原有语境和针对性的只属于他自己的“理论问题”。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讲究学术研究和批评的客观性是一回事，不同的思想、学理、视野能否交锋又是另一回事。正是因为存在理论和思想的差异，才需要也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学术的争鸣，各种观点也就必须接受它种观点的质疑，试图用学术/政治、纯学术/非纯学术、纯研究/功利追求这类二元对立来摆脱别人的批评，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恰恰表现了自己学理的不合逻辑性与不该有的超学术企图。当今中国知识界之所以无谓的争论多于有意义的讨论、多于具体的理论建设和知识增长，相当程度上与这种随意的理论对象的建构有关。
　　“第三，学者是自由人，写不写，说不说，写什么，说什么，怎么说，都是由其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别人无权指手画脚，强迫学者这么办、那么做。如果按照别人的旨意去写去说，那就不是学者，而是御用文人。”这一条和前两条实际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无非是强调思想、学术的独立、自主、自由，只是所涵盖的范围不同而已。只要稍微了解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文革时期全面思想、行为控制的历史，都应该知道妨碍中国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真正因素是什么。但张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借此追剿“陷阱及其拥护者”，恐怕就不止是度量小听不进批评意见，很可能还会起到颠倒历史、混淆视听的客观功效。再说，张先生把学术的自由降低为“只要给学者以讲话的自由，给决策者以选择的自由就可以了”，不说假或杂牌学者不会同意，就是张先生认为够资格的学者，也未必会同意这不合逻辑的放弃公民选择权的“自由哲学”吧。以国企改革而言，正是因为职工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利，所以，绕开了他们的“卖”还是“分”的学术问题就是假问题，尽管现实中不乏此类不公正的现象。
　　“第四，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这也许是持‘交往理性’最难做到的事情。”这一条所包含的更深的问题先存而不论，暂且不谈我作为一个外行该不该乱插嘴，为尊重张先生的学术“纯洁性”，再假设《读书》这样的人文杂志上所发的涉及经济界的文章都是专业性的，那么姚新勇的确犯了不谦虚和越界操作的错误。但《姚文》在何处“一方面自称外行，另一方面，又以外行人看不懂为由，猛烈抨击‘学院派’专门学者的风范”？对一个外行的批评，尽可以嗤之以鼻，也可以夸张为“猛烈抨击”，但以专家学者的清高和谦虚为由，硬把外行说过的话也“化约”掉，恐怕在学术逻辑上就讲不通吧！
　　任何读者都很容易看出，《张文》含有强烈的道德批评色彩。读读《张文》对《姚文》那些强烈的贬斥性文字就一目了然。我想不管《姚文》及其他“陷阱及其拥护者”的言语使张先生如何义愤填膺，他也不至于看不出自己这篇文章的不纯粹性。那么，他为什么要以这样不纯的文字来伸张“纯粹”的学术理性呢？说穿了就是，他想通过对《姚文》学术投机性的揭示来否定相关的学术声音，从而摆脱人们对某些经济学工作者回避现实矛盾(至少客观上如此)的学术研究的批评。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福柯，都认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根本不存在。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隐含的阶级意识形态，而福柯更关注权力的无所不在和话语与权力的直接、复杂、密切的关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权力运作上的一个重要区分，传统社会往往通过对权力的大张旗鼓地恐吓性显示，来突出权力的显赫、威严、恐怖。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全景敞视技术的有规律的扩展，建立起一套细密的网络，将窥视的目光、规训的注视布满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并将人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和一举一动进行严格的细密切分，达到增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平等)的目的。(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三章)现代对学术研究价值中立、学术纯客观性的强调，就与这种权力运作有着内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权力型向现代权力型的转变。与此相一致，体制对思想、学术的控制不再像建国头二十多年那样严厉、直接，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度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不能因此就以为学术相对自由的障碍主要来自学术“内部”或文化人“内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更不应该侈谈什么自由建构的纯粹的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社会改造，使中国逐渐告别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的传统体制，朝着多元化、市场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路途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两种挑战：传统体制对制度文明重建的阻挠，市场化向度中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和危机。身处这样悖论性语境中的知识人，尤其是以“转轨经济学”为名号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是纯粹的，超道德、超现实功利的呢？我并不反对学术思考的非自我功利性追求，也可以不怀疑某些经济学者在主观上已达到了相当的境界，将学术活动同个人功利划清了界限，但是他们的学术领域、他们的研究对象及其活动本身都绝对不可能超脱现实、超脱客观社会功利性的思考、解读和运用。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转轨经济学不是纸上“屠龙”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想补充的是，近一年来，本人对当下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及其理念发表过几篇商榷性文章，但是，这并不说明我完全否定自由主义学者所阐释的理念，看不到自由主义理论言说的有意义的意向所指与理论差异，更无意于去挑起或参与学术事端，从中渔利。也许拟发于《文艺争鸣》二○○○年第一期上的我与王世城先生合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明这绝非我逃避张曙光先生批评的遁词。
　　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二稿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