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下）

　　不管是掌握或不掌握外语的现代汉语诗人，都还要面临三个方面的竞争。第一个方面，是西方现代诗歌主流尽管已变成末流，但西方主流语言的殖民地和边缘分布区诗人，仍有可能拖长西方现代诗歌的熟透期，事实上目前的西方现代诗歌，主要靠这些诗人在维持；第二个方面是非西方国家的诗人，例如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或中亚某国突然跳出一位大诗人，事实上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和以色列的阿米亥就是很杰出的诗人；第三个方面，是现代汉语小说家的竞争。首先，现代汉语小说语言与古典白话文小说之间的关系，要比现代汉语诗歌与古典汉语诗歌的关系密切得多，即是说，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延续关系，而不是断裂关系，这是因为古典白话文小说是在古典汉语诗歌衰竭之际兴起的；其次，文学体裁重心转移，小说拥有更多读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说语言可译性高，西方小说在汉译中基本上保存原貌，加上每位西方小说大师的作品都翻译得比较充足，西方小说传统的阴影实际上也就接近于真正的阴影。话说回来，这种充足，也构成现代汉语小说家可能无法承受的压力，带来更大的氛围性焦虑。
　　由于现代汉语诗歌仍处于开始形成阶段，故诗人都以独当一面的方式示人，并且这种独当一面，是以抢占风格而不是抢占题材的方式实现的。一百年来，包括新诗在内的整个现代汉语诗歌，都还没有出现一位大诗人，这完全符合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脉络。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产生一位大诗人，那是不可想像的。现在所谓的“大诗人”和“重要诗人”，其实是“名诗人”。
　　独当一面也意味着某种风格或语言技能的单一化。越是单一化，在诗歌传统形成初期，越是显得有个性，也就越是容易被分辨和被认同，也容易受注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例如十年八年，他们便容易定型，而读者则开始去分辨和认同别的诗人，包括别的单一化的诗人。这就是为什么，隔那么十年八年，总会有些诗人逐渐淡出，另一些诗人逐渐冒起。
　　如果按照但丁的说法，把人生视为一个拱门，一生定为七十岁，三十至四十岁处于拱门的拱形，而三十五岁处于顶点，则可以说，其成就主要建立在三十五岁之前的作品之基础上的诗人，其“名”、其“重要”和其“大”，都不大可靠。但丁所谓的顶峰，并不是说一个诗人的创作达到顶峰，而是心智完全成熟，在这个顶峰上，一切都看清楚了，目标坚定了，接着就是去做，而做出的成果，总是大于甚至远远大于顶峰前的成果。由于每个诗人开始创作的年龄不一样，故不妨换一种更准确的说法：一位其成就主要建立在前十年至十五年的作品之基础上的诗人，无论他活得多久，其“名”、其“重要”和其“大”都不大可靠。
　　处于果实开始形成期的现代汉语诗歌，除了诗人以独当一面的方式示人之外，另一个特征是他们绝大部分不能在中年之后或创作十到十五年之后成功实现一次重大转变。而实现转变尤其是实现前后两期裂变，是大诗人的主要标志。杜甫的成就全部在三十岁之后；但丁原来就已是名诗人，但是他三十五岁开始创作的《神曲》，却把前期的但丁完全踩在脚下；叶芝中年以前已是一位杰出诗人，但是，由《责任》开始的后期叶芝同样把前期叶芝踩在脚下；奥登前后两期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他的英国时期和美国时期，他甫抵达美国便写下《悼念叶芝》，跟着一变再变，以至于数十年来英美诗人还停留在只能消化他的前期作品和“中期”作品的阶段——也许可以把他在美国最初几年的创作称为“中期”；罗伯特·洛厄尔前期也是一流诗人，从《生活研究》开始，他也实现裂变，升为大诗人；沃尔科特中年以后写了诗集《星苹果王国》，其叙述才能在二十世纪无人可以匹敌。
　　现代汉语诗人不能实现前后两期转变，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积累小，薄弱得没有什么压力。而现代汉语诗歌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借助现代汉语诗歌传统以外的压力，也即汉译的压力和掌握外语的诗人承受的西方诗歌的压力。新诗以来，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现代汉语诗人，都不断经历以至不断重复一种宿命：创作期短，或创造力不足。他们要么早夭、要么自杀、要么疯狂、要么放弃、要么停止、要么转行，表面上较不那么悲剧性但是实际上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勉强拖延，尤其是复制自己的作品。前辈诗人形象不圆满，必然造成后辈诗人缺乏人格景仰对象和诗艺超越对象。
　　也许我们要说，如果不是大陆发生各种政治运动，扼杀了像穆旦这样的杰出诗人，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有大诗人了；或者如果某些诗人不是早夭、自杀、疯狂、放弃、停止或转行，也许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已经十分可观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中止或中断，是跟积累密切相关的。即使是政治运动，也是与更大范围的积累也即现代中国文化的积累密切相关的。大陆的政治运动，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氛围性焦虑造成的。台湾不少很有成就的现代诗人，在没有政治迫害的背景下创作，也仍然逃不脱中止和中断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若干诗人的创作没有中止或中断，并且还能够实现前后两期的转变，但是无论从西方现代诗歌传统的角度或从古典汉语诗歌传统的角度看，都还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大诗人，原因之一是台湾诗歌的语言，其本质乃是白话文与古典汉语的混合，而不是白话文与汉译的混合，即是说，台湾诗歌语言仍未(或没有，或不想)完全脱离古典汉语诗歌的命名机制。香港反而有较多诗人保持创作以至实现转变，他们建立另一种传统，发展一种本土诗——这是一个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由于这些中止和中断，新诗以来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圆满的诗人形象。所谓圆满的诗人形象，应包括：一、诗人写到生命最后一刻；二、作品越写越好；三、语言风格和题材多变；四、具备高度的人格修养；五、成为智者，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第五个元素一般来说已包含于前四个元素之中。
　　人格修养是建立圆满的诗人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环。新诗以来的诗人，大部分是人格修养与作品分离，即是说，处于创作最敏锐和旺盛时期，作品中没有体现人格力量，到停止写作、转行或进入拖延期创作之后，才开始意识到人格力量，而这已经是作为一个世俗的中国人的人格修养，而不是诗人的人格修养；还有一种是只有好作品，而没有人格修养；更糟的是，只有坏的人格修养。
　　缺乏人格修养，可能与缺乏信仰有密切关系。沃尔科特在谈到当代美国诗歌时，指出诗人们缺乏更大的胸怀和理想，不敢用大写的“爱”和“同情”。这是一种全球化现象，也是西方诗歌的末流现象，同样也适合于形容现代汉语诗歌。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华人社会，都有很多诗人，在大陆尤其是有很多所谓的官方诗人，都具有较大的胸怀和理想，也敢大声说出“爱”与“同情”，他们都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诗歌的营养，并拥抱真善美。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多少意义，原因何在？
　　也许可以用“工具—语言—工具”的模式来理解这个问题。这些“真善美”诗人的致命伤，在于他们未能掌握诗歌语言尤其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精妙，而把语言视为简单的工具。他们的目标也许是对的，但他们的手段却完全错了。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位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其语言是毛时代的语言，如果他仅仅靠这种语言来写诗，并抒发他的“真善美”，则他写出的作品，只能是毛时代语言的作品，这也是我们通常从大陆官方刊物看到的浅薄的诗歌作品，它们不具备任何现代感受力，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朦胧诗以降的现代汉语诗歌，主要是着重于恢复诗歌语言(在更大程度上说，也是现代汉语)的现代感受力，所谓的“朦胧”，事实上是源于毛时代语言与恢复现代感受力的现代汉语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毛时代语言阅读者和使用者对恢复现代感受力的现代汉语诗歌的看法和评价。注重语言自身和诗歌自身的写作，逐渐演变成目前的语言化写作，加上倒金字塔与正金字塔的尖锐冲突，导致当前的现代汉语诗歌陷入危机。眼下，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惟一和必然的出路，是在语言化的基础上，重新把语言变成工具，使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做到诗言志。由工具而语言而工具，完成一个圆，语言已不再是语言化的语言，工具已不再是工具化的工具。换句话说，语言化是一个必然和必要的过程，就像狭窄化最终会催生多样化。这个时候，诗人可以、应该、必须拥抱真善美；这个时候，诗人可以、应该、必须寻找中西诗歌的源头，继承、转化和开拓各种形式和题材；这个时候，诗人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和写尽世间万象、人间千姿、社会百态；这个时候，诗人将发现以往所掌握的语言技能，完全应付不了，破绽百出；也是这个时候，诗人需要重新铸造语言——准确的、清晰的、坚硬的、实在的、丰富的、深刻的语言，活生生的语言。
　　当现代汉语诗歌达到让古典汉语诗歌读者也感兴趣，或至少不敢轻视的时候，那么现代汉语诗歌的果实就差不多成形了，那个大诗人便也开始形成。即是说，一方面现代汉语诗人和现代汉语诗歌读者也会愿意阅读及吸纳古典汉语诗歌，把它当成血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古典汉语诗歌读者也会愿意阅读现代汉语诗歌，并把它当成他们血液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在两种读者之间取得这种平衡，就意味着现代汉语诗歌已经可以与古典汉语诗歌分庭抗礼了。绝不！这种平衡的获得，主要有赖于现代汉语诗歌之现代感受力，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这可从另一群读者得到印证，也即存在着一群不读辉煌的古典汉语诗歌而只读艰涩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读者，他们完全是被现代汉语诗歌的现代感受力和日常关注所吸引。
　　既然现代汉语诗人有着种种诱人的前景和艰难的挑战，那么他们的机会有多大，也就是说，就目前而言，他们有机会看到那个大诗人出现吗？他们自己是那个大诗人的潜在候选人吗？答案是：可能还要等二三十年，五六十年，以至一两百年。如果那个大诗人不能在近期出现，那么他们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尤其是对一个现代汉语诗人来说，如果他注定要错过成为大诗人的机会，他是否应当觉得不甘心？
　　这需要通过回答为什么写作来理解这个问题。就现代汉语诗歌这个形成中的果实而言，或者用一个更有动感的说法，就现代汉语诗歌这条形成中的河流而言，它是客观的。大诗人小诗人对它来说，都只是它的流动的一部分。大诗人这个称号，只对诗人的肉体也即诗人的世俗身份有用，对它无用：它取走那诗歌，汇入并壮大那河流，遗弃那躯壳。那是现代汉语文明的河流，善的河流，没有它，就没有诗人，诗人通过它而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诗人取之于它，又用之于它；诗人的写作就是维持这条河的流动和壮大；诗人是诗歌这条河流赖以流动的媒介；诗人是由大大小小的其他诗人尤其是前辈诗人所创作的诗歌这条河流养大的，他只能通过延伸他们的写作，维持那条河流的继续流动来报答。在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上，这条河流是整个民族的清洁者、灌溉者和航道，是一种善的力量，任何诗人贡献或大或小的个人力量，对它来说，意义都是一样重大的。没有小诗人就没有大诗人，没有次要诗人就没有重要诗人，两者互为条件，而集大成者则是汇合各种诗人的力量的部位。一个人从成为一个诗人那一刻起，他原来的灵魂就被诗神换掉，装上诗歌的灵魂，他的肉体可能发出抗议，于是诗神用“大诗人”之类的世俗名声来吸引和安抚他。很多诗人无法安分，不断索要原来的灵魂——表现在不断索要世俗名声，诗神不会太介意：它是客观的，它最终只抽取它要的那部分，也即诗歌，剩下的杂质会被毫不留情和毫不费力地淘汰掉。
　　当诗人意识到这条客观存在的河流，尤其是意识到无论他主观愿望是什么、抱负有多大，他都只是这条客观的河流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写作的理由可能会更清晰和更可靠。另一方面，鉴于大诗人尤其是集大成者的成就通常不能被他的时代全部看到，就世俗功名而言，大诗人这个称号尽管人人向往，大诗人的代价却未必是人人愿意付出的，大诗人的考验也未必是人人经受得起的。他很可能要死后甚至死后很久很久，才被发现是大诗人。如果让所有诗人集合在一起，然后让他们在一位其成就丰富得不能被其时代全部看到的大诗人，与一位其不大的成就完全可以被其时代全部看到的名诗人之间做出选择，我敢打赌，选择后者的诗人肯定不会少于选择前者的诗人。
　　现代汉语诗歌的种种机遇，使它极有可能在下一个世纪大盛，甚至成为世界诗歌的重镇。但是，如果实际上的发展并非如此，现代汉语诗人又如何自处？这又得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这个问题。
　　前面说到，任何文学体裁，都会经历盛衰，又在其衰竭之前孕育另一个胚胎。由文学体裁的脱胎，而至语言的脱胎，而至一个文明的脱胎，是世界所有重要文明的规律。古希腊文学衰竭之后，被古罗马拉丁语文学承接下来，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又被欧洲各语系的文学承接下来——但丁《神曲》中的领路人，恰恰是维吉尔，而《神曲》使用的又恰恰是意大利俗语。很多重要语言都有雅语与俗语、古语与现代语之分，犹如汉语的文言与白话。尤其值得中国诗人注意的是，翻新之后的现代希腊诗歌，仍然产生了像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埃斯蒂斯和里索斯这些伟大或重要的现代诗人。
　　推而广之，不妨设想：地球上的所有文明，无非是上帝的一件杰作。在他看来，只有地球文明，而没有什么中华文明或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或罗马文明、欧洲文明或美洲文明、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上帝为了让文明之火不断燃烧，就会让它朝着森林资源丰富的方向推进。这便形成文明的走势。如果我们俯视地球，俯视人类，把文明视为走势图，用延续的角度来观察地球文明或人类文明的走势，就会发现：文明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文明的走势图也是善的力量的走势图，它不断在延伸。它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族的文明，而是上帝传下的香火的文明。这炷火，往有“香”的地方走。烧尽时，就开始转移。这个千年，上帝的香火在西方烧得遮天蔽日；烧得差不多了，上帝又会找另外的香火之地。现代汉语诗歌是一块“应允之地”，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肩负起“传薪”的责任；当它茂密得把枝叶伸过防火线，谁也无法阻挡它把对面的火引过来。
　　当某一文明盛极，必有别的文明来取火，以便在该文明衰竭时在别处延续。此所以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佛教盛；中国四大发明，由西方承接香火，发挥光大；中国很多优良传统，被日本承接过去。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其中也许有上帝的深意，要让西方文明在中国延续和繁茂下去；西方现代诗歌传入中国，必有盛极的一天。
　　这也表明，文明也是客观的。中国固有文明的保护者，未必是中国人；西方固有文明的保护者，也未必是西方人；某一民族的诗歌传统的承继者和保护者，未必就是该民族的写作者和享用者。此所以，最了解但丁的，不一定是意大利人，而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最能继承曼德尔施塔姆的，不一定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诗人希尼；最了解和最能继承奥登的，不一定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而是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和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此所以在伦敦一次纪念曼德尔施塔姆的仪式上，希尼应邀诵读曼氏的作品；在纽约一次纪念奥登的仪式上，沃尔科特诵读他受命为该场合而写的《奥登颂》。而这两次活动都是布罗茨基发起的，他又是英语和俄语两大诗歌传统的承继人和兼蓄者。
　　这里不是在提倡世界主义，就像前面阐述现代汉语诗歌的优势和强调传统源流的重要性不等于提倡民族主义。现代汉语诗人既要有抱负，又要有胸怀。抱负就是要为个人争光和为汉语争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创造汉语诗歌；胸怀就是把个人的努力视为汉语诗歌这一客观存在的善的力量的一部分，进而把汉语诗歌视为世界诗歌这一客观存在的善的力量的一部分。只有在个人与汉语诗歌、汉语诗歌与世界诗歌之间维持适当的张力和压力——也即一方面立志要成为一位大诗人，又在发现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安于仅仅成为一位哪怕只有些许意义的诗人；另一方面立志要使现代汉语诗歌成为世界诗歌的重镇，又在发现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守住本分，继续贡献哪怕只有些许的力量——才有可能把个人才能和汉语诗歌潜力发挥到极致。简言之，现代汉语诗人必须先使自己成为潜在候选人，再成为正式候选人，再成为“那个诗人”；要成为潜在候选人，就意味着要具备各种条件，打好一切基础，否则就会像没有森林资源而想引火一样不切实际。基础打好了，条件具备了，他们将气定神闲地看着世界走向他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迫不及待地要走向世界。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稿，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