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维也纳人

　　《时代周刊》把世纪风云人物的桂冠戴在了爱因斯坦的头上。这大概再恰当不过。但当人们回想起爱因斯坦对人类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不禁又想起距爱因斯坦思考他那些完美公式的伯尔尼以东二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城市，按其规模若放在今日中国，勉强只能算个中型城市。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她首先是个“音乐之都”，她诞生了莫扎特、舒伯特和施特劳斯这些音乐巨擘。但这只是这座城市文化中很表象的东西，它对人类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在这个城市里还生活着或诞生了另一些人物。他们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或许没人敢说像爱因斯坦那样大，名声也不比莫扎特那样家喻户晓，但是他们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像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者还可以再加上门格尔、米塞斯、熊彼特、贡布里希和茨威格等人。一座不大的城市(甚至可以说只是维也纳大学)却为人类的知识遗产提供了这样一份名单。这些维也纳人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影响，我们自然要从弗洛伊德说起。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如日中天，借用时下一句话，他的心理学构成了当时知识界“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他的贡献不仅局限于专业心理学这个狭小的领域，而对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大众文化中赢得的这种巨大成功，使弗洛伊德敢于把自己和哥白尼及达尔文并列，认为他们三人是打破人类神话贡献最大的三位——哥白尼把人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使人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幻像破灭，而他本人则证明了人甚至都不是自己头脑的主人，而是受着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左右。以今天的眼光看，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无从证伪”而受到许多人的诟病，在科学界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支持。因此他名气甚大，却始终未被世界上任何一所著名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然而公平地说，我们也不能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神秘主义。他在方法论上和经验主义科学观是一致的，他对潜意识的分析不但能够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并且虽无实验心理学的支持，却有每个人生活体验的佐证，人类“在文明生活的压抑”下只能挫折重重的命运，至今仍会深深撼动我们的感情。他坚信人类本性不可能完美，坚信对人性中的侵略性和反社会的冲动不加以限制，文明将不复存在。也使他在社会变革问题上采取深刻的怀疑主义态度。因此他反对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方案，从未对他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试验表示过好感。希特勒和斯大林憎恨他，不光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更因为他们出于权力的本能，不喜欢这个揭破“领袖神话”的人——他秉持一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论，把一切信仰都视为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经官能症”。因此在他的眼里，人们乐于编造领袖神话，不过是一种个人解除心理压抑的手段而已。
　　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维也纳人手里的另一次杰出的运用，便是门格尔的经济学。门格尔的《政治经济学通论》和著名的边际效用的理论，为理解现代经济生活提供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在我们今天看来，门格尔在经济学上最为重要的一项突破，便是他把一般科学所包含的经验研究，同一种“主观的”方法结合了起来。他相信，我们观察人们的行为，需要采取一种与探究自然现象不同的立场，不但得了解这种行为的客观结果，还得借助于我们对这种行为之意义的“理解”能力。如果想对一个包含着众多复杂因素的系统的作用机制进行的“合理重建”，只有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双管齐下方可做到。这种立场的特点就在于，科学“观察”不像行为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具有客观属性，而是同马克斯·韦伯文化理论中的“Verstehen”(理解)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门格尔的理论架构内，支配着商品或服务这个物质世界的，并不是物质世界的规律，而是它满足人类主观需求的潜在能力；因而商品价值的形成，只能取决于它们对不同个人的相关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调整过程。在这样的解释下，一件物品的价值，不再是它本身所固有、与人之好恶无涉的属性，它恰恰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用门格尔的话说，价值“是经济人对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货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不难想见，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边际替代”和“最佳资源配置”等等，没有门格尔的这种理论便是难以想像的。因为正是通过对人和物之间这种互动关系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对物品的用途做出决定时，也会考虑到另一些人有可能为其找到更好的用途。边际效用理论的另一个我们今天已十分熟悉的重要成就是，当我们真正认识到决定商品供需关系的因素的主观性质时，对于能够满足需求的数量，我们也会认识到它们之间有着一个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由此引起的供应稀缺现象，在指导每个人的经济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市场可以被看做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一个能够使每个人利用更多信息和技能的巨大的时空场。我们国人很少知道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门格尔的这一理论当年曾给马克思的研究带来极大的麻烦。八十年代中期一位精研过《资本论》的朋友，曾因为看到马克思在第一卷出版后有那么多年不再动笔，向我述说过他的困惑。而约齐姆·赖格(Joachim Reig)在为庞—巴威克讨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文章所写的前言中告诉我们，马克思是在读过门格尔和杰文斯的著作之后，对自己的资本论研究失去了信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但要承认马克思的伟大，而且还应当说，他也许比他后来的那些追随者所认为的还要伟大。
　　维也纳人中间的又一位奇才，便是被不少人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他的语言哲学我几乎一窍不通，但人品却曾让我敬仰备至。当年看英国《Encounter》月刊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读到他只为自己的姐姐亲自设计并建造一所大宅子，便放弃了自己继承的巨额遗产；《逻辑哲学导论》出版后，他认为此书既出，再无讨论哲学的必要，跑回奥地利乡下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住在楼梯下一间简陋的斗室内终日以吹单簧管自娱；他拿自己的工资买来显微镜给孩子们讲授动物解剖，出钱领他们参观城里的博物馆；他用自己掌握的机械学知识帮助当地人修理重型机械，当人们坚持要给他回报时，他就让他们买布为穷孩子做成衣服；而且，就像许多圣人一样，他终生未娶。读到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事迹，他的形象在我眼里简直比康德还要高大，我觉得他真的就像个下凡到人间的天使。
　　不过从这些事情中，也隐约透露着他性格中执拗的一面：他不但给小学生讲生物，甚至向他们传授高等数学；当涉足于哲学研究时，他也是采取了一个几乎会让所有哲学家感到愤怒的起点：他要用逻辑分析来埋藏哲学。后来我又得知，三十年代末的维特根斯坦在凯恩斯那个著名的俱乐部里不时行为反常。当他想要证明“这全是些琐细无聊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时，竟会抓起火炉上的拨火棍，一边挥舞一边大喊大叫。哈耶克就曾回忆说，他“看到那个疯子”可怕地舞动着拨火棍，冲着屋里人高喊。在坐者为求自保，只好纷纷躲向墙角。“坦率地说，我的印象是，我这个可怜的兄弟疯了。”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思想大师卡尔·波普，也受到过手持拨火棍的维特根斯坦的攻击。当他论说“是否存在哲学问题”时，便曾惹得对这个话题不耐烦的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又抓起拨火棍来挥舞。我们当然不难理解他的怒火，因为波普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十分幼稚的解答：“假如没有哲学问题，也就没有哲学家存在的理由了。”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那些哲学家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些在他的逻辑语言分析下完全属于子虚乌有的“假问题”。
　　像这样的思想分歧，我们在维特根斯坦同波普和哈耶克之间还能找到很多。就像许多在自己领域里名震全球的思想家一样，维特根斯坦与他这两位了不起的同乡相比，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幼稚(当然不必过分苛责于他)。一九三六年他去苏联一游，便认为西方媒体有关恐怖和镇压的报道全是别有用心的宣传。一九三八年三月，就在希特勒吞并他的祖国奥地利的前一天，维特根斯坦还曾向剑桥的同事们保证说，关于奥地利将同德国合并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希特勒根本就不想侵略任何国家，更没有理由侵略奥地利。在希特勒的反犹太法令颁布后，他作为犹太家庭中的一员，还曾写信安慰自己仍在奥地利的姐姐，“没有必要害怕，那么多人尊敬你，谁敢加害于你呢？”因此也不足怪，哈耶克与他这位同在剑桥的堂兄一直关系冷淡。大概也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隔阂太深的缘故，哈耶克虽然曾是《逻辑哲学导论》最早的读者之一(出版当日他便买了一本“一头扎进去”要看个究竟)，但其中一些和他的语言学观点十分相近的思想，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其实，当哈耶克后来在《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里深入讨论“语言规则”的形成时，他本来是可以从语言学上比他高明很多的维特根斯坦那儿获益的。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世间还不存在任何规则能够规定语言如何产生，句子的含义是通过它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出自身的，因此没有任何外在的规则能够决定这些活动是什么或能够是什么——语言游戏规则是“玩出来的”。因此并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某种势力能够说明或“解释”它。维特根斯坦基于这一认识，常把语言比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认为理解这个有机体的惟一办法，就是让它自由地游荡，观察它的习性。因而他也强烈反对“私人语言”的说法，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创造”出一种语言。虽然我们不好把这些反映着后期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话硬往别的领域上扯，但是假如把这里的“语言”一词换成哈耶克那个著名的概念“自发秩序”(也可以换成门格尔的“价格”)，它们在认知形式上的同构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哈耶克和卡尔·波普这两位来自维也纳的好友，他们在二十世纪为坚守自由主义阵地而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天的读书人已经耳熟能详。不过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两人深厚的友谊也经常掩盖他们之间的不同。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他的攻击目标是那些管家式政府。而波普却更多地从观念层面上反对一切包打天下的意识形态，因此他并不怎么反对社会主义，他曾无保留地支持后来人们所说的福利国家的政策。
　　但是，在人类知识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上，波普和哈耶克是有着高度一致的。他们都把人类文明视为一个“进化的过程”(波普《客观知识》一书的副标题便是“进化的态度”)，并在有限理性的概念中找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存在一定张力的秘密。波普相信，人们虽然经常用“革命”一词来形容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但是传统主义也正确地强调，包括科学态度在内的我们的一切信仰，却主要来自继承。科学精神与各种宗教和习俗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的反传统，而在于它总是以理性的批判态度讨论传统信念(尤其是描述性信念)的品质。
　　哈耶克从知识的高度分散性和主观性来论证集中管理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波普为了同一目的，则提出了我们的所有知识，尤其是有关社会因果关系的知识，都有着高度易错性的特点。这意味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合理的选择应当是零打碎敲而不是整体主义。由常识可知，我们对局部改变的后果有着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而对于大规模的或“整体主义”(即波普所谓的“刮干净画布”)的社会改造的全部可能的作用，我们显然所知甚少，当然也没有多少能力预见它们的后果。因为社会试验的规模越大，同时产生的后果也就越多。人们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搞清楚哪个原因造成了哪种结果，因而很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巨大错误。因此他说，“对待因果理论的怀疑主义态度，知识上的谦逊，是……一个最重要的道德责任”。我想这种与理想主义境界相去甚远的道德责任，是自由主义不合许多人胃口的原因，它不那么“讲理想”，因为它最为关心的，首先不是个人的道德理想本身，而是能够培养和保护这种道德的环境。
　　哈耶克和波普的一致是不难发现的，但若是想在这些维也纳学人身上找出一些共同点，也许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不过大致说来，在我的印象上，他们大都给人一种知识贵族的感觉，博学而不乖张，理性与常识交融；虽然同属于德语文化，他们并不像德国人那样工于纯粹思辨和理念的伸张，也缺乏马克思、黑格尔、尼采等人那种披坚执锐的王者气象。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思想不管如何精深，其世界观却都不是“目的论的”，从这个世界的运动中，他们看不出它是在明确地指向某个目标。这决定了他们的思想都没有掀起过什么“社会运动”。如果按这个标准，他们的重要性与譬如萨特或马尔库塞这样的风云人物相比，当然就要大打折扣，这大概也是他们在大众文化中形象“不够伟大”的原因吧。
　　“不够伟大”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也与他们总是愿意从当前的各种话语体系中退出一步有关。这是一种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品质，一种在知识追求上本能地与一切既有价值体系拉开一定距离的能力，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问题意识”或怀疑主义精神(虽然我们得承认这些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它或许还有着一种力求超越区域性亚文化或民族限制的内在动力。这是一种在知识领域里既安守本分又胸怀博大的品质。
　　我们看到，他们所究诘的问题，首先是一些认知的问题，而不是海德格尔式的“意义”问题。他们求知的欲望，要远远大于道德的或美学的冲动。因而他们能够不惜触犯众怒，也要向世人揭示一些令人不快的实相。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是以“反哲学”起家的——一切哲学家所研究的所谓“哲学问题”真的存在吗？哈耶克的问题则是，让知识对人类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的方式，只能是充分运用我们的理性吗？门格尔——商品的价值真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由它的客观属性或生产成本决定的吗？波普则把人们所谓的真理观完全颠倒了过来：它是得到证实的知识，还是恰恰相反呢？
　　许多人不喜欢他们的思想，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本身不正确，而是觉得那里边总有一些欠缺：他们的个人主义只有“方法论”的意义，其高度的形式化表现得非常缺少“自我意识”。包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内，他们的理论几乎从不涉及个人的救赎或价值重建。这样的学说，不能像存在主义那样，在“生死意义”这种问题上给人们引领道路。这使一切对“意义”问题有着内心焦虑的人，会不时觉得那是一种“冷漠的”语言。在他们中间，哈耶克大概是最入世的一位，但是他一直否认自己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是“价值分歧”，而是认为用他们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事实或逻辑的问题)。我们甚至从他的文章中，可以不断地看到他嘲笑那些以社会公正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眼里，知识领域中只有各个专业里合格的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并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用他的话说，大多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可能都是些专门以半瓶子醋的方式“倒卖别人思想的二道贩子”，其结果往往不是传播了正确的知识，而是大大地误导了公众。
　　这种认知先于价值的思想倾向，我想也许同一个民族独特的成长史大有关系。三百多年前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位居欧洲腹地的维也纳，所辖包括了中南欧的一大片人种杂居之地，为了统治这片语言文化和习俗上差异甚大的地区，容不得这个古老的奥地利王室强求一律。为了长治久安，他们乐于让纷至沓来的各地贵族保留一份各自的乡土文化，使维也纳在当时便成为一个汇聚各种审美情趣的国际化都市。这种使民以宽的政风和哈布斯堡王朝一起，延续了数百年，使得茨威格在记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故乡时，充满留恋地说维也纳是个“超民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城市，它“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融合在自身之中，成为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昨日的世界》)。贡布里希在《艺术与人文科学》一书中也说，统治着维也纳的“一直就是贵族和以宫廷为中心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文化”。这个“没有自我意识”的说法，也再好不过地反映着他本人的艺术态度。我相信很多读过贡布里希的人，都会被他那种超然的态度所困惑。因为与许多只想在价值符号中找寻微言大义的人相比，他的叙说几乎是平淡如水的。他对古往今来的艺术流派，除了品鉴其风格本身的高下之外，从不愿意引申出艺术之外的话题。那种在价值判断上的审慎，简直可以让人失去任何争论的勇气。
　　由于种种原因，除了去世于二十年代的门格尔，他们大多数人都远走他乡——一曲二十世纪的“蓝色多瑙河”，有一多半是在泰晤士河畔谱写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成长过程，无可否认地同那个“音乐之都”联系着。
　　毕生热爱音乐的波普，在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开篇便拿贝多芬和巴赫做比较(大多数爱乐者可能不会接受他的观点)。在他看来，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过多的灵感(当然不是全部)是来自音乐之外，来自他的反贵族、反等级的民主理念，他总是想借音乐来表达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对于信奉“开放社会”的波普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而巴赫，却是三尺钢琴童子也可以学习的——它不但在音乐风格上既工整又变化宏富，而且在理念上也较少个人色彩，具有充分的普世主义和“开放性”。因此和贝多芬相比，他为新乐思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平台。我们不妨说，进了贝多芬的世界，你只能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勇往直前；而在巴赫那里，自行拐弯的机会就多得多。
　　说到音乐，莫扎特这位真正的维也纳人，在歌剧《女人心》中曾戏谑地嘲弄世人相信女人的忠贞。那个玩世不恭的老头阿方索让两个对自己的情人坚信不移的年轻人乔装打扮，分别去追求对方的所爱。他们一番软硬兼施后一一得手，结果对女人的忠诚大失所望。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它让那两对情人重归于好——一个欢天喜地的结局，一部在贝多芬那里也许会酿成悲剧的喜剧故事。因此不管是从莫扎特的歌剧还是音乐中，我都觉得他是个从天性上便信奉“和为贵”的人。
　　把他的这种精神扩而大之，我们便可得到一种体现在那些维也纳学人身上的品质，即在价值上宽容而职业上进取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之下，我们仍可在世间各自追求一些十分可取的事情，如坚贞的爱、终极的善、完美的理性、科学的精神、造福社会的计划等等，但是在这些事情上却不应过于专断，因为在命运多舛的世人看来，它们也像阿方索所唱的那样：
　　如同阿拉伯的凤凰，
　　大家都说它确实存在，
　　它在哪儿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