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

　　我国是灾荒多发国，历史悠久，受灾的深度、广度和频率都是十分惊人的。可是，关于灾荒研究方面的著作却少得可怜。我孤陋寡闻，只读过邓拓的《中国救灾史》、孟昭华编著的《中国灾荒史记》和袁林的《西北灾荒史》等。至今还未见一本“灾荒学”方面的理论专著：单项灾荒的专门研究也几乎是空白。我们的正史、野史和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以及足以汗牛充栋的诗文词赋等等，关于灾荒的记载多的是。史实不可谓不翔实，资料不可谓不完备。可就是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让人琢磨不透。
　　其实，研究灾荒史的意义可谓大矣。至少可以从中总结出好多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和以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别的不说，单是灾荒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为害越来越严重，范围越来越广泛，持续时间越来越漫长，就很值得反思，很值得研究。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结果令我震惊不已：秦汉四百四十年，发生灾荒三百七十五次，每年平均不到一次(零点八五次)；三国两晋二百年，灾荒三百零四次，年均一点五次；南北朝一百六十九年，灾荒三百一十五次，年均一点八六次；隋朝二十九年，灾荒二十二次，年均零点七五次；唐二百八十九年，灾荒四百九十三次，年均一点七次；两宋四百八十七年，灾荒八百七十四次，年均一点七九次；元九十七年，灾荒五百一十三次，年均五点二八次；明二百七十六年，灾荒一千零一十一次，年均三点六六次；清二百六十七年，灾荒一千一百二十一次，年均四点一九次。
　　这里，南北朝灾荒多于隋唐和两宋，是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和战乱时期；隋朝年均灾荒较少则与朝代时间太短有关。总的看，年均灾荒数有明显上升趋势。
　　还有一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即水旱两灾每十年发生的次数。秦汉时期，水灾二次，旱灾二次；三国两晋水灾二点八次，旱灾三次；唐水灾四次，旱灾四次；两宋水灾四次，旱灾三点七次；元水灾九次，旱灾八点八次；明水灾七次，旱灾六次；清水灾七次，旱灾七点五次。
　　上述数字是根据邓拓的《中国救荒史》的统计，并不十分准确。《西北灾荒史》统计隋至民国一千三百六十九年中，陕西旱灾六百五十二次，甘、青、宁地区六百零一次。都远远超过邓拓的统计数字。假如完全按照州府县的地方志统计，还不知要多少呢。
　　中国历史上的灾荒除不可抗拒者外，固然有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同自然抗争的能力太差等原因，有些灾荒则完全是人为的。也不妨叫人为灾荒。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生存而同自然作斗争付出的惨重代价；二是为了政治目的故意制造灾荒。
　　两宋以后江南人口剧增，人均耕地明显不足。于是人们开始向江湖要田，向山地要田。前者围垦江湖，后者大造梯田。如绍兴的鉴湖，镇江的练湖，宁波的广德湖，余姚的仇汝湖等。都先后被垦为农田。围湖造田的结果是“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南宋淳熙十年(公元一一八三年)有个叫张抑的官员指出：“陂泽湖塘，水则资以潴泄，旱则资以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为湖田”，“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宋史·食货志上》)江南和沿海一带山地丘陵滥砍滥伐，开垦梯田，以至于“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结果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面缩小，加剧灾害。这样的历史性错误直到解放后仍在继续，以致千湖之省变成了百湖之省。
　　为了政治目的故意制造灾荒是最令人发指的了。历史上黄河有几次决口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五代时(公元九百二十三年)后梁军为了决河东注以隔后唐军，使豫东、鲁西南被淹。北宋党争引起北、东流之争，造成黄河频繁决徙八十多年。南宋建炎二年(公元一一二八年)东京留守杜充决河，以阻金军，造成黄河南泛长达七百年。有些朝廷官吏为了个人利益置灾荒于不顾，更是禽兽不如。汉武帝时丞相田蚡，由于他的封邑在河北，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就大放厥词，说什么“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未必应天”。结果黄河泛滥四五个省二十余年，数千里之内连年灾荒，人相食。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十一年)黄河决口，因为淹不到他家祖坟，“遂不堤塞”。结果洪水在河淮之间泛滥六十年。天灾加人祸是历史上好几个朝代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汉末、隋末、元末和明末等。
　　正史对于灾荒的记载大多较为简括，倒是笔记、奏疏之类较为翔实。如明末马樊才的《备陈大饥疏》对陕北延安一带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灾情的描述，至今读来仍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生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之来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之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这段惨不忍睹的文字，可见当时人间何世！这类惨状大概不会重演。但是，人为灾荒似乎有增无减。比如滥砍盗伐、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衰竭，直接导致生态恶化，水源枯竭，耕地减少、土壤退化。由此可能产生大批生态难民。此类灾荒为害更烈。这就是所谓人祸大于天灾。我对于西北地区沙漠化有过切身体会，亲眼目睹过被沙海淹没的村落，被沙丘填平的河床，被流沙截断的公路。前不久又听说西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石漠化。这令我惊诧得半晌合不拢嘴巴。二○○○年我两次去贵州，一次去云南(十二年前曾去过一次)。确实看见不少地区树木稀少草不多，遍地石头不见土。原来这就是石漠化！
　　按说，人类的生存环境归结起来无非是水土和动植物。这两方面出了问题，麻烦可就大了。所以，从终极意义来讲，在地球没有毁灭之前，搞不好人类可能先毁灭了自己。一般来说，阵发性灾荒有终结之日，比如水旱风虫、地震、瘟疫等；长期性灾荒则旷日持久，如沙漠化、石漠化和环境污染等。抗灾、救灾和赈灾都是不得已的被动行为，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防灾和减灾的机制，把可能发生的灾荒减少减轻到最低限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功德，决不亚于医疗保健和创造财富的贡献，只是孰轻孰重这笔账我们不大会算。对于凡是人为灾荒而毁于一旦的损失，往往很快忘却，而对于长期受害则又见怪不怪，执迷不悟，这才是最可怕不过的事情。
　　前面讲从历史上看，灾荒的发生越来越频繁。具体到一条河也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据说淮河一九七四年首次发生污染事故，第二次相隔四年，第三次相隔三年；一九八二年五月到一九八九年二月，不到七年发生过三次大污染，平均相隔两年。九十年代后连年发生，有时年均两次以上；一九九四年四次。现在是两次特大污染之间仅相隔几个月。关于淮河治污，国家是立了法的。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中就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的达标排放；二○○○年实现水体变清。可是，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工人日报》说：“治污大限已过，淮河仍未变清。”而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则说：“千里淮河现清流。”不知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