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走向边缘

　　首先要说明，我谈的“知识分子”，不是民间俗称意义——“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是《现代汉语词典》所列意义——“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我说的是本世纪社会学所建立的一个概念，来自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词йнтелигеиция指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关心文化价值的那部分人。具体来说，即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参与者(例如哲学、历史、艺术、文学、语言学等)以及一部分我国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但并不包括法律、经济等社会实际运行的参与者(律师、医生、经济师等西方称“职业人士”)，更不包括科技工作者。
　　自然，这个界线不是很明确。科学研究走到哲学边缘上，例如宇宙学，或心理分析学，可能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从事大众传媒，例如拍摄商业性连续剧的艺术家，或俗文学作家，恐怕就在走出“知识分子”的范围。总的来说，执行社会既成规范的人(如法官、律师)，不在知识分子范围中，而对既成规范思索、质疑，或为之进行理论辩护，或试图调节甚至推翻之的人(如法学家、法哲学家、伦理学家)则在知识分子范围之中。
　　具体划线到每个人既困难又无必要。因为知识分子并非纯是职业划分，而是文化范畴。实际上这概念大致上与现代汉语中“文化人”相近，甚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书生”外延也很相近。
　　这个定义有必要多花些篇幅弄清楚。随着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例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概念也越用越滥。向《现代汉语词典》挑战当然是不自量力的可笑行为，它代表了十二亿人的语言实践。但我想一部更负责任的词典应当列出国际通用的intellectua1s的意义，作为第二定义供参考。
　　不管怎么说，本文所说的狭义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当代中国文化中，扮演一个非常特殊的，与其它“脑力劳动者”完全不同的角色。不把这二者的基本分别——执行规范还是思考规范——弄清楚，一切讨论无从谈起。
　　对这个区别，毛泽东主席是很清楚的：“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除了西汉儒家社会政治体制尚未确立之前，或是五代、北朝、元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非儒皇朝，书生－士大夫阶层一直是政治运作的实际掌握者，同时又是文化价值的维系者。他们身兼二任，既为既成规范辩护，又在政治操作中执行此规范，这就使整个书生-士大夫阶层，不管是成功者(进入政治领导)还是不成功者，都成为儒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成为主流文化的中坚。中国传统社会很少出现对规范质疑者，与这个集团的一身兼二任有绝大关系。
　　内外压力，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崩解，这崩解期的特征是“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他们与传统书生士大夫的区别不在于他们学的是洋学问，即所谓知识结构的差别，而在于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批判儒家意识形态，以学院(现代的大学)为基地颠覆改造主流文化。应当说，这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本色行当，而五四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者与颠覆者，其表现之出色，也真给中国现代史一个津津乐道的题目。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虽尚在苟延残喘，　却早因漏洞百出而不堪一击，而军阀混乱实际上形成了政治真空。因此，五四的文化批判摧枯拉朽，遇到的阻力太弱。短短几年之内，这批执行反文化批判任务的知识分子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文化主流的中坚，全国的精神领袖。于是，本来局限于大学中的文化批判力量迅速溢向社会，进入政治与军事的实际运作，(民初成立的政党政派领袖人物几乎全是大学文科教授或学生)。“学院溢出”，最后形成“反文化式主流文化”这样一个奇特的悖论结构。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非文化批判者，而是革命家，是主流文化的颠覆者与占领者一身兼二任。
　　迄今为止，回顾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没有一篇指出五四知识分子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出错的原因，没有一篇指出意识形态真空既造就了五四一代，也危险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角色。
　　这个“反文化式主流文化”，在四十年代初已完全成形，五十年代之后渐次加强。“文化革命”终于引爆了这个内在悖论。“造反哲学”，实际上源远流长。
　　但知识分子在四十至七十年代这个时期中却开始退出核心(除了某些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物)，他们被赋予革命机器中的齿轮与螺丝钉的任务，即只有维护、辩护的义务，没有质疑、批判的权力。在这点上他们类似传统社会的书生－士大夫，却没有士大夫的政治运作权。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这段时期已经走向边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边缘。可以说这是失败地走向边缘，在文化革命中几乎连肉体的生存权也受到威胁。
　　但这种无边缘权的边缘化，也不断被打断——知识分子常被重新强拖入主流文化，即被当作批判运动的靶子。诚然，这些批判知识分子的运动，目的是把知识分子从残存的主流文化可能地位上赶出去，但既要批判就不得不把可能性当作现实性，例如批《海瑞罢官》时，这个戏剧被戏剧性地当作实际政治操作。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又一次被抬高，这恐怕是沾了本文一开首反复辨明的概念糊涂之便宜——知识分子被明白以文件形式宣告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狭义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什么“生产力”，(正如书是商品，而文学不可能是商品)。用干部重学历，提拔“知识分子”为领导，与本文谈的知识分子无关，而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在实行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沾概念混淆之光，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又一次回到五四时代，文化热方法论热造成“拿来主义”的现代第二次高峰，而且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心中真出现了再次进入主流的幻觉，“学院溢出”又一次戏剧化地演出，而且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些知识分子把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幻觉成武器的批判。一度出现的“主流感”，并不是五四期知识分子地位之恢复，而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地位变化不定之尴尬的延续。
　　“回向五四”，并不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口号。五四的某些方向不宜回归。
　　近来在不少刊物上读到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以上作家——嗟微叹卑的文字，那种对过去显赫的社会影响之依恋，对社会各色暴发人物的讥嘲，恐怕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政治或文化主流地位造成的“集体潜意识”，一种心理残留。我不忍心找几段文字来示众，有牢骚可发总算还是进步，而且近几个月来这种文字见不到了，自嘲的幽默出现在不少作家笔下，可见知识分子的心理调节能力不算差。
　　只是个别离开本行下海成功者，其得意与日俱增。其最甚者莫过张贤亮的名言：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搞科技，三流人才搞行政，文人则不是白痴就是绝顶天才。绝顶天才不会多，大部分只能自认白痴。这话，除去侮辱色彩，把文人发配至等外则不无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走向文化的边缘，扮演一个全新的角色，而把主流地位让给商、政、科技等“脑力劳动”阶层。
　　这个新的时代与先前任何时代的中国社会不同。
　　首先，中国首次全本地接受了现代“进步”观念，即以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为整个社会运转的目标。以前的大跃进，超英赶美等都是以经济运动达到政治目的。现在政治目的成为次要的目标。
　　第二，中国社会首次不再以政治运动来推动经济，而让个人求利之心为经济运转的基本动力。五六十年代，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学艺术被要求歌颂工农、描写物质生产，恰恰证明其生产没有自我运行的动力。只能用生产符号的泛滥来润滑生产动力的缺失。而真正工业化的国家，文化几乎从不写生产主题，从不歌颂生产或经济活动。
　　既然如此，主流政治与文化就不再需要知识分子作直接性服务，它是权力、金钱与科技职业三者之间的互动，而在业余时间是几乎全民共享的电视音像俗文化。
　　唯一非要知识分子不可的地方，只剩下学院，也就是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一代代教师梯队从中产生)，纯文学实际上附丽于这个人文教育，它的读者、批评者甚至部分作者都是学院中人。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学院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或者说，知识分子走出学院，做的就基本上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工作。
　　因此，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被真正允许走向边缘，而且也是第一次胜利地权力与义务基本齐全地走向边缘。
　　那么，知识分子在这个文化中还有作用吗？有。而且，据我看，是比先前任何时代更为重大的作用，那就是对主流文化批判并制衡。主流社会现在的确有了自我运转的动力，但以经济“进步”为唯一目标的社会，除了经济能力本身的制约(例如银行对通货的控制)，没有其它价值观文化上的制动器。
　　没有人文价值的鼓吹，拜金主义会迅速把整个社会变成奸商之国；没有人文精神的独立地位，功利主义会成为唯一指导思想，整个文化会蜕变成市侩文化；没有人文传统的延续，中国文化史会被社会变迁截断，成为待价而沽的古董市场。对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来说，变成香港式的文化沙漠(长着俗文化的畸形仙人掌)将是极大的悲剧。
　　而维系人文价值的独立，就必然与主流文化的求利精神对抗。知识分子欲执行其文化使命，就不能进入主流。幸好，中国已有现代学院与人文刊物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存身之地，而不至于如古代拒绝进入主流的文人那样遁入山林隐居，或遁入空门出家。
　　目前的知识分子的失落感，不完全是由于退出社会文化主流而引起的，一大半来自工资水平被推入中下以下，稿费过低，出版困难这样的实际问题。此种牢骚，自然有道理，绝大部分国家，不管发达或不发达国家，学院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是中上甚至更高，可见这点并不是很难做到。
　　一旦这点做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能坚持其批判立场？
　　因此，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之边缘化，并不是经济收入意义上，也并不完全在社会影响或权力意义上，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使然。
　　反过来说，要完成好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初期采取的立场，即“只症病不开药方”。
　　这个立场，在二十年代中后期被放弃，“文学革命”转变为“革命文学”，这不全是五四一代人的错误。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存在过大的话语权力真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也不允许知识分子站在边缘保持纯批判态度。从“京派”、“第三种人”、“《现代》派”等非主流文人所受到的压力，就可以看到哪怕个别人坚持边缘化实际上都很困难。
　　近一个世纪过去，中国终于有了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运转方式。五四知识分子未能坚持的，现在有可能做到了。所以我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而不是灾难，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质生产。
　　知识分子个人的雄心，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在同行圈中比能力争短长。如果每个人都不希冀圈外的“全民性”名声，不去做时代英雄精神导师，那么知识分子的纯批判就不至于从学院中溢出，进入街头进入社会，这样反而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学生自然是要毕业离开学院的，但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不得不一夜间变成市侩。在学院内那短短一段非功利的，“无目的目的性”的生活，至少成为他们庸俗化的阻滞剂。很少有学生会把学院的书呆子气带入毕业后的生活，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他们会无法适应社会，而情愿退回学院来做研究生，接知识分子的班。就教育体制本身而言，学院权力不可能溢出，不可能把学生全变成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虽然有流水般的一代学生作为主要听众，甚至一时的崇拜者，知识分子人数却总是不多的；相对于大量从事大众传播及俗文化的人来说，纯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也不会很多的。社会自然应当用这样那样的资金来支持这个本无实用价值，甚至难以“促进精神文明”的事业，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容忍这样一个边缘社会集团以它自己的方式，不受干扰地独立存在，理解它的独特价值标准，容忍它矫枉过正或愤世嫉俗式的话语方式。只要学院权力不溢向社会，那么知识分子从边缘地位上发出的批判，给为求功利而飞速旋转的主流社会喷上必要的思想冷却剂。
　　实际上，这是大部分工业起飞或起飞后国家共有的局面，只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职能在历史上变化过多，不使知识分子自己觉得手足无措，而社会也不知道如何安顿这批“百无一用的落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