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本世纪初的留学日本热

　　甲午中日海战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可谓乾坤倒转。在连接两国的宽阔的海域上不再见慕中华之风而不辞艰辛赴中国朝贡、学习的日本使节、僧侣们的飘泊身影，日本实藤文库中也查寻不到珍藏于东大寺正仓院那样的大唐瑰宝。相反一批批中国学子却忍辱负重地来到了这个被祖先称为“倭国”的地方。收藏于实藤文库中近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日记，每一行都是那么忧郁和沉重。自一八九六年唐宝锷等十三位学生赴日留学至一九一二年清政府垮台，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竟达三万余人，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二十世纪前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风采尽显，在历史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些人至今仍为国人所熟知，甚至是家喻户晓。如蔡锷、孙中山；如蒋介石、汪精卫；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等。
　　最初向清政府提出派遣留学生建议的人是生于澳门、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鉴于在中国派遣留学生这样的事尚属首次，容闳的建议是谨慎而周密的。当然与其身份、经历相适应的是其建议不免带有一些书卷气。他建议道：“政府宜先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留学生龄须以十二岁至十五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为定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西学东渐》)在政府一些大员的支持下，派“颖秀青年”赴美留学一事于一八七二年开始实施，首批三十名赴美留学生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的序幕。至一八七五年赴美学生按计划增至一百二十名。但一八八一年，这项正在进行中的计划却因监督吴子登的一纸奏折而终止了。在美国的全部留学生除十余人因“人人皆有一西妇”未归外，其余的全部被撤回。从美国撤回留学生的直接原因是因吴子登老先生认为留美学生的举止“与中国士人习惯相背”。但从撤回的速度之快、撤回的程度之彻底来看，其中必另有原因。这就是人们感到十五年的学习时间与投资实在过于靡奢，国家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储蓄人材”。既然美国没有使中国速强的“法宝”，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在此浪费时间与精力。于是在吴子登指责留学生“适异忘本”、“难期成材”时，虽“署中官员均窃非之”，但却没有一个人挺身为留学生说一句公道话。然而以后的事实却与吴子登的断言大相径庭。那些被断言“难期成材”的留学生归国后在经济、工程、政治上多有建树，我们现在仍在享用着的京张铁路便是这一时期的留学成果。而詹天佑的名字，我想将会比他修建的这条闻名于世的铁路流传得更为久远。
　　赴美留学生的派遣，在当时人看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国家危难当头、急需人才，而选派的赴美学生却都是十几岁的幼童，他们的留学成效竟要等到十五年后方见分晓。但是也就是这些“不可思议”才显示出计划者所具有的远见与改造中国的决心。
　　在幼童留美稍后，清政府也派遣了一些人赴欧学习。与留学美国的计划相比，赴欧留学的规划多了许多的“实用性”。赴欧留学选派的对象是有汉学根基的成年人，期限一般是三年左右，学习的内容局限于“制造驾驶”，培养方向明确——留学人员学成后归国从事船政军事。对清政府而言，赴欧留学的规划是无可挑剔的，清政府所需要的是掌握了“极新极巧”军事技术并能够抵御外邦炮舰的人才。他们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即急切地想用新的技术维护古老的中国。留欧学生报效国家的心情同样也很急切，但在专攻制造驾驶专业的同时，他们毕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整体文明。这一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成为清朝廷所希望造就的那类器械人才。朦胧中，他们与清朝廷的认识有了差别——他们的“专业”从制造驾驶扩展到政治法律，甚至是社会文化。严复在回忆欧洲留学生活时说：“嗟呼，刑狱者，中西至不可同一事也。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嵩焘)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严译《孟德斯鸠法意》案语)令严复“若有所失”的西方法治正是中国社会之所阙，于是严复得出这样的结论：“今者，事事方为更始，而法典居其最要。”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之战，验证了留欧学生的忧虑。这一次，中国人真的急了，日本与欧美不同，它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毗邻，是一向追随中国的“藩属之邦”，此时不仅从西方的凌辱中挣脱出来，而且竟然对昔日的宗主国虎视眈眈。日本的成功，使中国人的视线由欧美移向近邻，随着目光的收回，中国的脚步也越来越匆忙了。
　　一八九八年，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著《劝学篇》，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曾几何时，一向讲究精益求精、探本溯源的中国官僚、士大夫也竟将“事半功倍”的效率放到了首位。为了事半功倍，留欧留美人数锐减，公派私费皆转向日本。据载，一九○六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一万三四千人，留学行列中除了青年男子，还有年逾花甲的老者，甚至裹着小脚的女子。父子、夫妇、兄妹、一家、一族共同赴日留学并不罕见。鉴于此，日本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也纷纷设立，如振武、日华、东京同文书院、弘文学院等等。与留欧留美不同的是留日学生更关注的是日本的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师范与法政成为留学生学习的热门科目。
　　留学的重点由制造驾驶扩展到师范法政，表明当时的人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但可惜的是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并未能放缓人们的匆匆脚步。中国与日本出自不同的考虑，为在日的留学生开设了一个又一个“速成科”。速成科的学习期限初为六个月或八个月，后改为一年半。然而“速成”教育下的学生素质令国人深深失望，一九○六年清政府曾针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结果占考生绝大部分的归国留日学生均与“最优者”无缘，反倒是被认为“难成其材”的留美学生包揽了考试成绩的前五名。这真是应了当时早稻田大学主事青柳笃恒教授对速成教育的预见：“速是能速，成是不能成。”
　　在留日学生法政速成科开设的同时，中国“法治”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进入了“速成”阶段。中国留日学生法政速成科一九○四年设置，一九○八年已有毕业生一○七○人，而中华法系的瓦解、新法典的修纂速度较之于速成科的“成果”毫不逊色。一九○二年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在日本专家的参与帮助下，一九○六年中国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了法制体系方面的改革。但与形式“速成”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传统的观念迟迟不能退出历史的舞台。直到一九四七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还论证到人们的观念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实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经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却从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目的的近代法治由西方传到日本，传到中国，但在中国实施的社会效果却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日本。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
　　同是仿效西方变法图强，为什么日本能在“变”中达到目的，而中国却在“变”中进退维谷，陷入非驴非马的尴尬境地？在日本行之有效的措施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失去了威力？要寻找其中的原因，就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近代的学习历程，也就是“变”的历程。仍然从张之洞的《劝学篇》谈起。
　　过去，我们总认为张之洞是一个开创洋务有功，但思想颇为守旧的官僚大员。然而，从《劝学篇》对留学的论证中，我们很难看出张之洞保守的一面。对日本致强的原因，张之洞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张之洞力倡留学日本而不是欧美的原因很多，如花费省、文字易掌握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欲假途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使中国速强。他认为：“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为中年已仕者计也。书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张之洞断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问题便也因此产生：明知西学是致强之源，却又惧“西书甚繁”；感叹日本二十年前的留学成果，又强调时不我待，为了“速而又速”，只有寻求捷径。在效率的重压下，只好放弃了自我的探求，而将别人咀嚼过的东西作为精髓拿来。
　　张之洞有一个误解，即认为古代的日本一向追随中国，而中日地理相近，风习也大多相同，所以西学适应于日本者，将也会适应于中国。日本“删节而酌改之”的西学应是中国最好的学习范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途径。
　　其实若细细追究起来，中日之间的差别决不逊于中西间的异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幕府政治实际上与西方贵族政治的传统更为接近，而传统的武士精神造就了日本人的服从习惯，这些都是日本效法西方的有利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是一个十分善于学习的民族，这一点从日本的语言文字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当中国强盛时，汉字充斥于日本的“国语”中，近代以来日语中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外来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学习的对象已由中国转向了西方。日本人的学习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取他人之强，几乎是直接的套用。如外来语一样，将英、美、法、德国语言的发音直接用片假名表示出来即可。因为日本是一个“学习”的民族，所以他只在乎在学习中得到什么，而不太留意在学习中失去什么。正因如此，古代的日本可以直接搬用唐制，而近代的日本对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像对外来语一样从形式到内容逐渐地适应。中国则不然，自秦以后，“大一统”的政治，尤其是“大一统”的思想与文化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所以中国人创建的典章文化与西方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是一个以中国人为主体经营了数千年的体系，古代的日本只是因地缘的关系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并接受或采纳了这个体系。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在学习外来文化时，格外强调的是“融会贯通”，即强调理解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相同的“精义”，将外来文化的精髓融化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学习与吸收中，中国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自我，而只是使自我得到补充和完善。这种学习的本身，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创造更为贴切。正因如此，中国人在学习中最忌讳的是形式的照搬与直接的套用，而强调“探本溯源”、“厚积薄发”。由此看来，张之洞的“速而又速”、“事半功倍”恰恰是犯了中国人在学习时的大忌。借日本之途，学习西方，即放弃了“探本溯源”，放弃了对西学“精义”的探求，“融会贯通”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中国人的目光由西方移向日本时，说明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所具有的融合力的信心已经开始丧失；在放弃自身对西学探求的同时也放弃了对自身文化的改造与创新。
　　如此地剖析张之洞的《劝学篇》，并不是认为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变法“欲速不达”应负什么历史重责，相反，即使今天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当时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官员、士人、百姓的急切心情。但是在理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强调速度是中国近代的主旋律，自甲午以来，强调“速”的潮流更是愈演愈烈，这股潮流给近代的中国带来过几多的震荡与惊喜，也给中国人带来过几多的不安与失望。
　　我们无法用“优”、“劣”这种简单的方法来比较中日两国的不同特征，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其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息息相关。更有许多的特征，用一句古语来形容是“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同时仿效西方的变法，日本可以从形式做起，可以直接搬用，中国则不可以，如果这样做了，也不会成功。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可以更新自我，甚至可以开辟出发展的新途径，这一点日本也难以企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耐心，寻找到适应于自己发展的方式与道路，而不要在急于求成中迷失了自我，酿成邯郸学步的悲剧。道理很简单，如果将“发展”作为目的的话，“殊途同归”才更符合客观的规律。拘泥于一种形式、一条道路、一个模式只会造成发展的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