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读书》一九九九年八期贺仲明先生《梦的权利阈限》，我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对文明局限的无奈。
该文是批评丁力先生对湘西“吊角楼”的赞美并为凤凰居民扬弃“吊角楼”做辩护的。文中指出：木质结构、依沟而建，被外人看来很美的“吊角楼”，“它的最初存在意义只是为了生存的方便，并且还很包含有些无奈的意味。所谓‘美’，不过是外居者处于旁观者和非功利者的位置上的一种观感而已”。因为“吊角楼”是很不舒适的。旁观者赞美它，其实是忽视了作为主人的湘西居民的基本生活权利，而将自己的“美”与“梦”放到了首位。贺先生还指出；美的内涵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美的标准去涵盖别人，将自己的梦建立在对他人的要求和误解的前提上。贺先生这里的意思表述得很明白了，即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审美，而让别人做出牺牲，放弃对现代舒适生活的追求。
的确，面对这样的批评与指责，我们无言以对。试问，除去往昔的奴隶主或皇公贵族之外，谁有权力把审美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当凤凰人民居住在不舒适的“吊角楼”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安心审美吗？尽管出于专业习惯，我对“吊角楼”的美学问题是很感兴趣的，但在这种语境中，显然不适宜进行纯美学讨论。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痛，是很让人鄙视的。于是，我们只能认同并尊重“主人”对现代舒适生活的追求、支持他们向“现代化”目标的前进。
问题在于，凤凰的“吊角楼”不舒适，其他地区的民居或旧楼又何尝舒适呢？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延续下来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村落、城镇乃至城市，就在二十世纪末叶国人对现代舒适生活的追求中，迅速地消失了。为了欣赏像“吊角楼”、像凤凰这样的民居与古城之美，近十多年我像与时间赛跑似的赴各地探访。凤凰去过，王村也去过，也是为寻找沈从文笔下那美的画卷，但这些名城名镇，待到我去时，一如丁力先生所见，都已残缺了，正在加速“消失”中。前年我去遵义时，路上还听说“会址”周边尚有成片的老城民居可看，但当我赶到遵义时，呈现在眼前的却是刚刚拆完的废墟，“会址”被孤零零地暴露出来(我想，当初开遵义会议时能增设许多分会场该多好！)，横幅标语上赫然写道：“加快遵义旧城改造的步伐！”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自己肯定是赶不上这“加快”了的“步伐”的，许多像遵义一样的古城在我能看它一眼之前便已消失了。
其实，这些小城算什么呢？西安、苏州、北京、南京，中国几乎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哪一座不是早已面貌全非、“名”存城“亡”呢？北京长安街，传媒一面骄傲地称它有七百年历史，一面却自豪地介绍它的崭新面貌。结果，今日的长安街，除去天安门、新华门外，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这难道值得自豪吗？王府井在众多高层商厦压迫下，已经变成真正的“井”了，我们却依然在那里乐呵呵地庆贺。在全民对“现代化”城市追求的潮流之中，在从中央大报到地方小报，到处都是一片对城市新貌的赞美声中，我们有什么权利指责凤凰人民对“吊角楼”的扬弃呢？五十年前，梁思成保护北京古城的梦被无情地粉碎了，建筑史学家至今仍把它归咎为政治家的个人素质。其实，这不对了。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对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向往与模仿和对传统民居弃如敝履般地彻底扬弃，已是一种被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取向——从新闻从业者到普通市民。我两年前重去苏州时，曾为找不到十年前的风景而困惑，当地一位老者闻后却流露出由衷的自豪，从他脸上丝毫读不到痛惜的意思。联系到丁文提到的那位带队干部对作者失落感所投来的“怪怪”眼光，我们可以说贺先生确是代表民意的；而面对这种民意，建筑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美学家们，是否只能从众随俗，甚至承认古老文明与现代化的不兼容、承认中国历史古城与传统民居的消失，是一种现代化的代价呢？
我确实曾这样想过，这样自我诠释过，直至我去了瑞士，去了罗马、巴黎，去了云南丽江。
瑞士在全世界都是美的共名，这我是早就知道的。但当我真的到了瑞士，尤其是看到瑞士乡村风光时，我的惊讶却依然是任何语言所难以表述的：在极不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瑞士人民竟能把自己的家园搞得真正是风景如画，而且处处如画！其中那些散落在绿色高原上的红瓦木屋，便是这画卷中最亮丽的色彩。我想，这些木结构的矮房子(有些也是“吊角楼”)，可能像湘西的“吊角楼”一样，其舒服宽敞或经济程度，肯定是不如混凝土“现代建筑”的。但放眼望去，你就找不到一处这种“现代建筑”。一百年前的瑞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一百年后的瑞士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不走样地维护自己家园的传统风貌、保护自己美的人文生态环境，或许已成为瑞士人的生存法则了。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才理解什么叫“诗意地生存”，什么是“天人合一”！(我不由地生出感慨，我们一些老先生还津津乐道要在二十一世纪用我们的“天人合一”去拯救人家“异化”的世界呢！)乡村如此，欧洲的城市同样如此。巴黎、罗马、慕尼黑……漫步在这些历史名城中，历史、数百年的历史就质感地存在于你的身边和脚下——中世纪教堂、名人雕塑、古老街道与古典式楼房、有轨电车以及广场上那些被磨光了的石板！可以说，就这些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化气派”和靓丽程度而言，哪一座都比不上咱们北京、上海，甚至昆明、大连，哪一座都不具有“世界一流”的城市广场(这也是个让人疑窦丛生的概念，因为城市广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无法量度的)，但却处处显现出雍容华贵的风采来。看到这一切我便明白了，当初艾菲尔建铁塔和贝聿明修“金字塔”时，为何会激起轩然大波了，因为保护巴黎历史风貌是每个巴黎人的“梦”！这些历史名城的历史，肯定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当我默默地看着想着这一切的时候，心在隐隐作痛，因为我知道，就在此刻，咱们中国的历史名城仍在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争先恐后穿上最时髦的“现代”或“后现代”耀眼盛装。(然后，再戴上一顶小小的“世界一流”的瓜皮帽？)
所幸，我们有丽江古城。去丽江之前，我曾认为它可能是由于地处偏远而偶然被保存下来的。到了丽江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大错了——丽江的纳西族人民有着很高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古城完全是他们自觉地保护下来并引为自豪的。处处“小桥流水人家”的丽江古城，使人仿佛走进唐诗宋画的意境里；我遍寻江南难见的水乡风情，竟意外地在这里相见了。不少内地文人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梦境”在这里实现了。丽江古城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由联合国的命名我想到了，丽江人民，以及瑞士、巴黎人民的贡献确实是世界性的。他们保护下来的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风貌，更是一种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人文生态环境。正因如此，今天，面对着丽江古城，我只能为汉民族感到羞愧。如果咱们西安、北京的古城(注意：仅仅是古城或旧城！)风貌能像罗马、巴黎那样被完整地保护下来，该是对人类文明做出多大的贡献啊！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而已。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将一座城市“现代化”地改造的居住“舒服”或“世界一流”并不难，有钱就行；而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历史风貌保护下来，进而将不同的人文生态环境保护下来，却是难之又难的。相对说来，人文生态比自然生态更加脆弱，保护的难度更大，因为它需要人类能自觉地抵御某些急功近利的诱惑，需要全民族的宽阔的文明视野、高度的文明觉悟。而对国人来说，毕竟我们贫穷的历史太久了，欠文明人口的比重太大了，而今天的现代化步伐又迈得太快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准备与文明程度远远不够，难免将“现代化”误读误解为“弃旧图新”、“破旧立新”、“显富露贵”，难免受到美国暴发户式的人文文化和优势劣质生活方式(“摩天高楼”、“高架桥路”、“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等)的诱惑。这就像刚暴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一定要穿进口的名牌服装再插上两支金笔一样(反而，真正的“文人”却可能“无笔”)。这种文明视界的局限，决非少数觉悟者可以突破的，所以，“吊角楼”的消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当地政府发现了它的旅游价值——但那并不是真正的文明觉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多数国人也会懂得抵御文化入侵、延续历史传统、保护城市风貌和人文生态的重要性，但到那时，恐怕我们早已没有可供保护的对象了，只有修建一些假古董聊以自慰并搪塞后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