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过”大于“不及”

　　“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翻检一下思想史的起落之迹，我们或许就会发现：每个时代产生的前沿思想皆因时代的挤压而显得窄小而局促，老子的西出流沙，孔子“吾与点也”的喟叹，向后人传达出的正是思想者或者应该说是思想本身寂寞的信息。
　　既然是寂寞影随的事实，也就不必强求思想的走出会赢得多少掌声。一九九九年《读书》杂志第七期刊载了张承志先生的一篇文章《再致先生》，实则是一枚思想的石子，它飞行的声音可能有些刺耳，甚至有棱角的形状也让许多人颇不舒服，但它毕竟不是岸上的虚张声势，而是在世纪末的河流中溅起的一朵真实浪花。
　　依然是书生意气，依然是焦虑而紧张的愤激。比之一九九四年《清洁的精神》、《再致先生》又多了些许的深沉，他放弃了以前在幕后的暗示和期待，而是冲向前台，拿起思想这把手术刀，切向墨写的谎言和虚伪，甚至放弃了文体写作应追求的平衡美学原则。为了更犀利的指向，他不惜使自己的语言留下许多断点，如此地锋利和坚硬，如此地不为自己置出后路，也正回应了他对“侠”与“义”的崇敬。帕斯卡尔说过：“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为了生存和利益，在“人”身上我们总会发现太多的改变，在这个日益浮薄的时代，无论是生活方式抑或思维方式，想保持一种康德式的纯粹理性，都将艰难而痛苦。但能让历史正面记住的大多不是“人”的脆弱和多变，而是“人”的坚持和如一，钱钟书先生的“因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几年的文坛并不像思想者本身那样寂寞的。相反，各种“山头主义”为争夺彼此的势力范围而展开论争，煞是热闹。在关于张承志先生的争论上，我们也看到熟识的一哄而上的局面。批判者常常落到被批判的地位，这是历史经常给人们设置的悖论。其中缘由，无非是张承志先生在当代知识群体中的“另类”形象，无论是信仰上的皈依，还是言辞的锋利，他都是不合群的异己分子。在“另类”面前，中国文化总是表现出少有的强硬，这是否是一种柔性文化的悲哀呢！
　　鲁迅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苦痛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他比所有的人都活得真实，活得清醒。像他所说“矫枉必须过正”，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以过火的激情对抗强大的传统惯性。因此，他也得到了同一阵营的评价——“偏激”。但正是从他的“片面”中，我们才发现了深刻的历史指向。对鲁迅先生的继承程度从某个意义上讲代表着重塑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程度。在处于文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尤其如此。在当代作家群中，张承志先生在精神气质上是最靠近鲁迅先生的。他的两篇文章《致先生书》、《再致先生》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总结，而是对鲁迅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无利益可言，只是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如果仅就其过火甚至片面的言辞而争论其咎，也就不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小家子气而已。我们需要有一种一叶知秋的理性和从容。只有这样，“民主”才能从知识阶层走向底层，才能散发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