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谁来吃午餐？”

　　经济学家爱说，“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用来表明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没有错的。时下，这句话又常被用来比喻市场经济改革过程并非鲜花铺路，有所得必有所失，忠告人们不要为改革中的利益得失而“不平衡”，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大抵也是没错的。问题是，当大家都为改革付出了代价以后，到了收获的时候，是否都能平等地享用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丰盛午餐”？现实是，由于僧多粥少，并不是谁都能吃到改革大餐的。即使都能吃到，也有先后、多少的问题。不仅如此，谁来吃(先吃、多吃)午餐，与付费与否或付费多少并无多少联系。未付费者可能饱餐不止，迟迟未见离席；另一些人可能付费高昂却饥肠辘辘。此时，再用“没有免费午餐”之类安抚大家，就常常不大灵验。
　　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经济改革不可能不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市场经济要求彻底打破旧体制，打破旧体制下的权利和利益格局，这些会使原来的一些福利逐渐丧失，旧有的一些利益也不复存在。人们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优胜劣败，个人物质利益的受损亦在其中。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更是经常产生“奇迹”的时期：几天不见，邻居家的阿三突然变成了富翁和企业家。而本分勤劳、省吃俭用的我们却被告知这种节俭行为不利于克服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对此，感到心理失衡和福利受损是理所当然的，感到世事无情和社会压力也在所难免。所有这些，对于消费者个人肯定是一种福利损失，这种损失被解释为市场经济改革不可避免的成本和代价，这样的解释我们见过很多，诚然，解释都是对的，但也都属于“没有免费午餐”之类的老生常谈。
　　对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各种问题，诸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问题、国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以及更加表面化的失业问题、社会冲突问题等等，我总感觉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市场化的这些不良后果本身(实际上许多问题已经被政府有效地控制)，而在于问题的形成机制。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某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不仅涉及到市场经济改革的负面社会后果，而且涉及改革的战略和道路本身。
　　那么，与中国改革道路相伴的哪些问题引致了改革社会成本的上升和对社会的冲击呢？
　　问题之一是，改革路径和改革策略的形成，是何种选择方式的结果。前不久，一些学者曾在《读书》杂志上就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形式应该采用公共选择还是市场交易进行过认真的争论，并且上升到真学问还是伪学问的高度。我不敢去评判这一争论，却想借这一争论引出我的问题。作为经济学者，我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市场交易和公共选择各有其适用范围，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市场交易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成本；而在非竞争领域，公共选择就成为克服市场谬误的必由之路。如果说具体改革措施的推行应以市场交易为第一选择的话，那么，在改革与否、如何改革等等战略性问题的决策上，就无论如何都是社会选择或者公共选择的问题了。
　　不过，仅把问题说到公共选择这一程度并不足够，理论上，公共选择(社会选择)有“独裁式”和“民主式”两种可行模式，不同模式的特点和结果也是不同的。虽然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已经证明公共选择具有某些固有缺陷，民主决策也并不一定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迄今为止民主决策仍然是公共选择的最值得推崇的途径，是保证公共选择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基本条件。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是否改革、如何改革、改革的深度、方式等等，如果以民主的方式达成协议，就可以保证获得最大的社会收益，虽然这种选择方式就社会达成一致的交易成本来说比较高。而如果由某些社会集团或精英们独裁地决策，虽然交易成本小得多，效率也很高，但孕育着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如果我们把改革成本理解为社会成员中所感知的“广义社会成本”(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而非狭义的“产出损失”，非民主决策的风险和代价就更大。
　　用这样的观点看待改革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成本)，我以为，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和尖锐，与改革决策过程中的公共选择问题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不是近几年才有的问题，是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但由于以往的改革主要处于收获阶段，加之迅速的经济增长，问题被掩盖了，而目前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问题暴露得比较明显。举例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项现实的好政策，但哪些人先富、富到什么程度，这不是市场选择的课题，而是公共选择的问题，因为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可能性去进行市场选择。在这里，如果把最高决策者看成是万能的、聪明无比的，把选择权交给个人或小集团，就肯定要出问题。因为它所依据的逻辑与计划经济一样，仍然是对计划制定者的迷恋。此时，惟有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可以及时做出最佳选择。类似的选择还有很多，诸如是否实行赎买政策，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方式，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等等，都是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能因为有时候精英选择带来成功而民主选择反而招致失败就以偏概全，这就像不能因为英式长传冲吊足球在某些比赛中可能获胜就死抱住它而拒绝全攻全守的现代足球理念一样。更为重要的是，所谓成功(意味着改革成本较小)或不成功(成本较大)毕竟是社会的感知，是老百姓的自我感觉，并不像足球比赛那样有客观标准，也不是能由谁先验地衡量的。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老百姓的自主选择就是降低改革成本的最佳方式。这让我想起一件旧事。六七年前我在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正碰上一次对叶利钦改革政策的全民公决。当然，执政者和反对派都竭力进行宣传鼓动，为自己拉票，执政者可能还更有利一些。选民最终还是确认了叶利钦的改革政策。现在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不成功”和巨大改革成本似乎表明当时的选择并不明智。不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时，即使改革不成功，也未必能证明选择方式的错误。俄罗斯改革之路的艰难，可能从苏联解体就已经命定了，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式。
　　改革成本问题的因素之二是中国改革特有的成本释放方式。就狭义的经济改革而言，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采取何种转轨方式，所要完成的工作和要克服的障碍是大致相同的。经济转轨的不同方式，可以使这些成本早些或迟些付出，使成本在短时间内集中付出或者在较长时间内逐渐付出，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消这些成本。这里没有绝对的高下优劣之分，有的只是“长痛”还是“短痛”的选择。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道路。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正是渐进改革保证了中国改革的成功，也符合中国作为东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过，专家们也同样认为，渐进改革所具有的边际性、赢利性、单一性等特点，使改革突破口和推进路径的选择，并不是依据经济体系运行的逻辑和经济与社会政治相互制约的逻辑来进行，而是依据局部性、赢利性、可补偿性做出取舍和先后选择。这就使得社会成本较小和收益较大的改革措施常常成为优先选择，而极端重要但困难重重的改革措施被不断推后。同时，这也造成改革成本的释放呈现出随改革深入而不断递增的特点。
　　这方面的例子当首推国企改革问题。实际上，目前所谓的改革成本和矛盾，大多同国企改革有关，譬如下岗失业问题、国有资产被非法侵占问题、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问题等等。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社会成本，是市场化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一项成本。国企改革的一再推后，虽然使前期改革比较顺利、平稳，但却使改革愈到后期问题愈多成本愈大，与社会的预期愈不吻合。同时，在其他方面的市场化已达到相当深度，集团和个人利益差别日益合法化的情况下，巨额归属不清的国有资产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成为鲸吞蚕食的对象。
　　近些年人们常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分离问题也具有类似性质。实际上，关于市场交易还是公共选择的争论也与这一前提的模糊有关。在权力对公共选择和经济行为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情况下，一对一的市场交易固然会使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演变为“权贵私有化”，但公共选择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既然公共选择程序是精英政治过程，那么，“公共选择”的结果便会是以比市场交易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成本实现国有资产的精英化。所以，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对分离的情况下，既然增量的“蛋糕”已然被各路精英瓜分，经营性国有资产这块最大的存量蛋糕，无论如何“改革”，卖也好，分也好，终将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盘中餐。如若不信，想一下每年几百亿的国有资产流失和我们周围百万富翁的雨后春笋般出现怎么那么吻合？北京上万元一平方米的高级公寓、别墅怎么那么热销(有许多是今天企业刚为高级职工购买了高级住宅，明天企业就出现亏损，后天就资不抵债。这种现象与把国有企业资产拿回家去无异)？
　　改革成本问题的尖锐，第三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和公众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较弱。一般地说，在改革成本既定的情况下，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大小将决定这种成本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强弱。承受力越强，改革成本的破坏力越小，反之亦然。这种承受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相联。譬如，在美国社会被认为正当的和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贫富差距到了西欧就被认为是具有破坏性的、不可接受的。
　　在中国的现实中，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之所以比较弱，固然同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则系于现实环境。当一种选择是一个人自主、自觉地做出的，他对该选择可能的负面结果的承受力就较强；而当选择是被迫的，或者是外界强加于一个人的，那么，他对于这种选择的不良后果就不愿接受，承受力就小得多。另一方面，当一项社会变动与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相一致，那么，他就愿意为此付出一定的个人福利代价，对这种变动的负面后果的承受力也较强；反之，当社会变动与人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不相符合，人们就不愿意为此付出个人福利的代价，对成本的承受力也较弱。在目前中国情况下，公共选择过程主要表现为精英决策过程。于是，公众认为社会选择是外在的、被动的，而选择的结果与公众目标函数可能并不一致，于是公众对社会该选择的负面结果承受力较低。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改革并未在同等程度上带来价值准则的改变，于是，传统价值准则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社会变动与人们价值准则的吻合程度大大降低，社会便对这种社会变动(市场经济改革)的负面后果表现出强烈的反弹，不但对非帕累托改进无法接受(如同现实中的情况)，即使对真正帕累托式的社会改进，也表现出抵触和不满，典型表现就是“边吃肉边骂娘”。
　　在对改革成本问题进行了一番淘洗之后，我感觉单用“没有免费午餐”之类说辞并不足以将问题说清、说透。就是说，深层问题也许并不在于蛋糕分配的结果，不在于谁多吃了午餐，谁没有吃到午餐，而在于谁来决定分配午餐的方式。对选择方式的改进比由一个君临于天下的智者去把张三的午餐分一些给李四或者相反，都重要得多。
　　对如何改变选择方式并进而解决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午餐之争，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国有资产的分或者卖，也不在于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具体操作上的市场交易还是公共选择，而在于改革道路和战略的选择方式，对这些理应进行公共选择的问题就公共选择的方式进行改革。在《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书中，我只是就与改革成本直接有关的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来探讨。总的来说，政治体制改革能有效地降低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对经济改革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其一，政治体制改革能有效改善政府目标函数的形成方式，使政府目标趋同于社会目标，从而增加经济改革的社会收益。
　　传统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存在巨大差异。斯大林时期的超工业化目标和苏联后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都是政府的目标，但很难说也是社会公众的目标。计划经济使经济发展的方向完全掌握在计划制定者手中，公众意愿很难通过有效途径进入政府目标函数，政治代理关系松弛。经济改革以来，市场意志即消费者意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体现出来，经济发展与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密切相联。但是，由于政治和政府决策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委托者(公众)与代理者(政府)目标函数之间的联系方式仍然疏松。
　　政治体制改革是使政府目标函数与社会目标函数趋于一致的途径。随着政治委托——代理关系的改变(譬如县以下政府机构的直接选举、村级领导的“海选”等等)，公众意愿将更直接地进入各级政府的目标函数之中，使两者目标函数趋于一致。而目标函数的趋同意味着政府作为改革组织者在设定经济改革目标和安排改革进程时会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偏好，这使改革的重点选择、优先顺序、推进策略等等都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公众的意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革目标的实现意味着更高的社会收益。
　　其二，政治改革有助于降低社会摩擦，为经济改革创造广阔的政策空间——经济改革过程不可能是一种帕累托过程。改革对权利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改革措施的某些消极影响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冲突和摩擦，我们从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下岗失业等现象造成的冲突和摩擦中已有所体会。但是，同样的问题造成的社会冲突和摩擦并不相同。如果某种改革路径的选择代表了多数成员的偏好，是多数人的选择，那么社会为自己选择所能承受的成本将大大高于精英选择下的成本。此时社会和政府对这类事件的承受力和实施政策的空间将大大扩展，而这有利于经济改革政策发挥效用。举个未必十分恰当的例子。八十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起初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美国的不少失业者甚至在白宫前面搭建起窝棚，名之为“里根村”，以示抗议。如果里根政府不能在双位数的高失业和社会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坚持其改革进程(坚持供应学派的政策)，也不会有后里根时代美国企业的创新浪潮和今天美国经济的繁荣。
　　其三，新的价值准则有助于提高社会对经济改革成本的承受力。如果人们相信未来的制度比现在的制度更为公正、合理，今天的成本是在为这种公正合理的制度而付出，就有可能从狭隘的个人收益成本计算中摆脱出来。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改变人们对政府、权利、利益、公正等等的认识，带来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会使人们把改革事业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作为理想来追求，并化作某种超经济超物质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此时，个体的物质利益损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相当弹性的。人总是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为理想付出物质代价、承受经济成本的。相反，如果价值准则与市场经济和人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受到普遍怀疑；如果现实让人们怀疑未来的制度会更公正、合理，造成意识形态的“缺失”和信仰危机，那么，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会成为社会的惟一追求，个人成本收益计算就会被推进到极致，社会对物质利益极度敏感，任何微小的利益失衡和再分配都会带来剧烈的摩擦和冲突。这些对我们都不算陌生。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到了需要价值体系和道德精神为其服务的时候了。但这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平等、公正、法治、道德等观念和新的价值体系。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改革成本问题研究与国际比较》，王跃生等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