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悲悯与拯救

　　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是一九九九年在纯文学圈子中反响最大的一部小说。它写得很精致，文笔也不错，当然也不乏深刻和犀利。可是，它基本上处在张炜《古船》、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白鹿原》的文学想像和艺术模式之中，就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现中国人的生活面貌，揭示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从远处说，这也就是《三国演义》和《官场现形记》所构成的文学模式和传统。
　　由于有了《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的出现，我对这种思路一直有所期待。可是，《羊的门》没有满足我的期待。它只是比《古船》等作品更精致，把中国社会的腐败糜烂展示得更加充分，却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中国作家几乎用了全部精力关注社会历史并表现出严重的无可奈何，一方面固然说明了社会积弊的深重，另方面也说明了作家们精神空间的狭小和艺术想像力的衰竭。
　　应该出现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新的文学模式，它不只是将社会洞穿，而是将人类文化和人类一切游戏规则洞穿，将存在本身洞穿；不只是期望在社会内部解决社会纷争，收拾社会残局，而是引来一团上天的辉光，给人类的心灵一些温暖和抚慰；不只是展现给人们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而是告诉人们你应该是怎样的、你可以是怎样的、你可能是怎样的。告诉人们你现在是怎样的，这是新闻记者的事。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度，文学有时履行一些新闻的职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仅仅在新闻的层面穿行。更为根本的说，作家的切入点应该是人类灵魂。
　　是时候了，应该认真研究由《圣经》和《卡拉马卓夫兄弟》所体现的文学态度和模式，那是悲悯与拯救的模式。还要充分消化《红楼梦》所蕴涵的精神和文学资源，以及直面人类精神困境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孤独者》(鲁迅)、《变形记》(卡夫卡)的资源。中国文学必须从社会表象中超脱出来，朝灵魂的向度、存在的向度、悲悯与拯救的向度寻找出路。迈不出这一步，中国文学就很难出现大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