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白与黑

　　一九七八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本文在价值中立意义上使用该词)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第4页)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白色革命”是在一九六三年由巴列维国王推行的。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至双方于一九六三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一九六八——一九七八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一九六O——一九六一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一九七三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一九七O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一九七五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须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到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出使伊朗》，第46页)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甚至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认为成立于一九七六年秋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126、151、131页)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反思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一九七O——一九七二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始末记》，第53、5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始末记》，第47页)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有关记述甚多，此处不赘)。巴列维还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份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第115、116页)这样，巴列维就面临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结果，“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澳〕努斯鲍默：《霍梅尼》，第69页)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维利埃：《巴列维传》，第359页)“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霍梅尼》，第6页)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出使伊朗》，第47页)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誓不两立。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他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一九七七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始末记》，第105页)一九七八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胡韦达记述说，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始末记》，第145页)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架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巴列维传》，第362页)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一九九五年春末于东厂胡同一号
　　(《出使伊朗》，〔美〕沙利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0.78元；《霍梅尼》，〔澳〕努斯鲍默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O年版，0.47元；《巴列维传》，〔法〕维利埃等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2.15元；《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伊〕胡韦达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0.45元；《对历史的回答》，〔伊〕巴列维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