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郁热”到“沉静”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在钱理群先生的学术生命中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钱先生是在一九九○年初夏开始萌生写这部书的念头的。那时他正躺在北医三院的病床上，等候命运的裁决。他记起鲁迅在大病之后，曾产生过先前所没有的“要赶快做”的念头，于是自己也“不免焦虑起来，以至于恐慌”(《后记》)。当时很多学人在经历了喧嚣与动荡之后沉湎于消沉与低廻的心态，钱理群却在手术之后匆匆忙忙地一头扎进了曹禺的世界，三十余万言的著作以每天近五千字的速度在短短几个月里一气呵成。
　　或许正因如此，同他的《心灵的探寻》的自信以及《周作人传》的从容比起来，这本书写作伊始多少显得有些“峻急”。翻开目录，读者在标题中首先看到的单位意象也大都是“郁热”、“极端”、“大爱小恨与复仇”、“挣扎”、“残忍”、“被捉弄”、“桎梏”、“灵魂分裂”之类。这是本书的第一章，题目是“生命开始于夏”，展示的是三十年代曹禺戏剧生命最初的郁热的季节。但我却从字里行间隐约地捕捉到了一九九○年的夏天，钱先生病愈后蜗居在京郊寓所挥汗如雨写作时的心境。那是一种同样“郁热”的生命体验，一种生命“被捉弄”的“残忍”以及抗争宿命的“挣扎”。一时间你甚至很难区分究竟哪些体验是曹禺本人的，哪些感受是更属于研究者自己的。
　　不止一个评论者指出钱理群自我生命形态在研究对象中的置入。钱理群常常是带着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融入他的研究客体的，因此当他从对象世界中抽身出来，往往身上已折射了对象的特征和气质。如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与过客精神，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哈姆雷特的怀疑秉性与决断的犹疑……等等。我感觉除了周作人式的闲适与从容之外，其它对象身上都大致可以找到钱理群自己的影子。而本书对曹禺“戏剧生命的创造与流程”偏重于生命和艺术形态的把握，尤其是研究者与对象两个生命在相互诠解。这是两个同样禀承着过人的创造力，执迷于极端化的情感和体验，有着鲜明的个性的生命。不妨说，在生命形态的认同性和亲和性的意义上，钱理群在曹禺那里或许比在周氏兄弟身上更能够发现和印证自己。这是因为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曹禺的剧作具有远为丰富的感性形态，追求一种趋于极致的生命体验，相对于其他作家更关注于个体存在的终极性内涵，曹禺使研究者更容易注入一种生命激情和形上感悟，在探索过程中使自我的生命形式获得超升。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钱理群把曹禺作为“要赶快做”的首选对象。正如他自述的那样，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带有“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生命力的自我证实”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是寻找自己与剧作家之间“心灵的沟通与契合，并在对剧作家心灵的探寻过程中追求自我生命的净化与升华”。
　　这种对“自我生命的净化与升华”的追求，显然体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的色调。钱理群自称永远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构成了他的著述中一脉相承的线索，它与钱理群所代表的那一批人在八十年代奉行的启蒙主义是互为表里的。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启蒙主义在根柢里是靠着一种理想化的生命、人格、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形态的存在作为远景支撑的，因而，启蒙主义的价值论预设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属性最终打成一片，无法剥离，两者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文思潮的主体部分。然而钱先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创作了这部《大小舞台之间》。我不知道这本书写成于八十年代会是什么样子，但它注定写于九十年代第一个夏秋之季，从而也就注定了它在理想主义的基调外还兼容了更复杂的意蕴，这就是钱理群在坚持启蒙主义的同时已经开始质疑启蒙主义。这种质疑预示着作者在九十年代最早感受到了文化心理与人文学术领域某种转型的时代气息，尽管他当时还很难意识到九十年代最终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些什么，但正是这种敏锐的预感使这本书成为历史蜕变期的产物和见证。
　　直接触发钱理群怀疑主义意向的，是他对“演戏”这一兼容了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形式的重新反思。那段日子里，他对曹禺的戏剧从剧场式到广场式的演出都有了深切的体验，于是终于了悟了鲁迅式的命题：
　　在我们这个到处都是“戏剧的看客”的国度里，一切真诚的努力，以至牺牲都会化为“演戏”，沦为“鉴赏的材料”，而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和可笑；于是，一切认真的知识分子都必然面临“演戏或者无所为”的两难选择……在这“游戏国”里，“人”与“社会”、“人生”也都“游戏化”与“戏剧化”了。或者说，“人生”与“戏剧”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真”的人生、社会失去了真实与真诚，而“假”的戏剧里却保留着真实与真诚。(《大小舞台之间》后记)
　　“真实与真诚”反而要到“假”的戏剧里才能寻找到，真的人生社会却充斥着作戏与虚假，这种置换使钱理群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它意味着启蒙者一切真诚的努力都将在看客的眼中化为“演戏”，而丧失了预想中原初的崇高与意义。“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真诚与真实”戏剧化，表演化了之后，对真实的命题本身的质疑便成为反思的一个前提。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对启蒙主义理想的消解甚至幻灭。启蒙主义的立场正是由此向怀疑主义的立场逐渐转化的。
　　这种怀疑主义立场在世纪初叶鲁迅对“黄金世界”的诘问中其实早已表现得很充分：“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八十年代中期以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知名的钱理群对这种怀疑主义精神本是不陌生的。但到了九十年代，当他发现了“真诚的努力”竟沦为“鉴赏的材料”时的那种震惊甚至“恐惧”，却使人感到当初钱先生从鲁迅那里获得的怀疑主义意识也许只停留在理性和思维层面，尚未完全渗入到体验、情感、心理形式之中。他更激赏的，恐怕还是鲁迅思想内核中的过客气质，不问前方是鲜花还是坟，而把跋涉本身视为人生目的性，其中自有一种孤独的悲壮感。而从他的曹禺研究开始，情形似乎才真的改变了，尽管这种改变或许不是突变而是渐进式的，我们仍可以从书中以及本书后记的表白中感受到诸如真与假，演戏或无所为，现实与乌托邦两个世界的分裂，感受到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单一价值向度的命题不复存在了，作者在传达与肯定启蒙主义式的正题如理想、信念、自由、生命、博爱……的同时，又提供了一系列互为参照的反题：幻灭、虚无、桎梏、毁灭、极恨……这些反题意味着作者以一种犹疑的目光重新打量以往人们完全肯定的美好的东西，从而揭示了它们具有某种未加证伪的先验成分。同时，这种正、反题的分裂与对立并不意味着一种黑格尔式的合题最终生成的可能性。反题的存在恰恰昭示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在价值论上的分裂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怀疑主义彻底摒弃了历史决定论的目的性与统一性的价值准则。
　　在写作曹禺戏剧新论的那段时日中，钱理群先生正倾心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和他的小说创作谈。昆德拉在“青春”、“激情”这些我们通常会不加思索地予以讴歌和赞美的概念中看到了残忍、专制、毁灭与反人性的内容，这种洞见使颇为熟悉巴金“青春是美好的”那一著名命题的钱理群很感叹了一些日子。也许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东欧一些思想先行者所领悟到的某些历史命题，在中国大约延迟了二十余年才真正进入知识者的思想领域并渗入心理情感和生命体验层次。这是历史留给九十年代中国知识者的一份特殊的遗产。而钱理群则较早地把它纳入自己的思考中，并形象地外化在曹禺的研究文字里，尽管曹禺的对象本身可能多少不堪作者这些思想的重负。严格地说，这种对具有时代性的重大人文倾向的反思需要更专门化的课题才能胜任，于是便有了钱理群先生的另一部专著《丰富的痛苦》的问世，作者在书中借助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形象再度集中思考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世界性的历史命题。不过这已是大约近两年之后的事儿了。
　　有论者把钱理群身上的理想主义与堂吉诃德气视为他的心理基质和“情结”，并从中透视那一代人的精神特征(王乾坤《中国的堂吉河德们》，《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一期)，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或许正是这种心理基质和情结隐含着一代人精神结构中的历史性缺憾。在青年学者薛毅看来，中国的当代青年，即他所谓的第四代“并没有哈姆雷特精神，或者说这种精神的存在是极个别的。那种痛苦的思考，那种对自我的怀疑，那种对世界与自我的双重否定，那种对人性的爱护与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的矛盾交织，那种深广的思考能力和行为的谨慎，这一切对于第四代是很陌生的”(参见《丰富的痛苦》后记)。其实，对钱理群所代表的从五十年代走过来，受到的是苏联式教育的“第三代”知识分子来说，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主义恐怕是与他们更相异质的东西。从这一角度审视钱先生，我更强调他身上的哈姆雷特气质，与同代人相比，这种气质或许也是“极个别存在”的表征，借用鲁迅的话来说，钱先生属于他所隶属的那个营垒的为数甚少的脱逃者之一，因此对他那一代人以及一代人从属的时代担负着从怀疑主义的立场进行“反戈一击”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在钱理群恐怕是十分自觉的。这种自觉从他为曹禺研究所拟设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立意中也可以略见一斑。这部专著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地方也在于从生命个体的角度对“一个世界”乃至一个时代的总体观照与反思，尤其在更多的人们沉浮商海日渐丧失了思索的时间、习惯与能力的当今时代的中国。
　　钱理群先生的《大小舞台之间》从炎炎的盛夏开始起笔，渐渐写到秋凉，他的心境也确乎从“郁热”转入一种“沉静”。
　　他也正是用“从郁热到沉静”来概括曹禺三、四十年代的生命流程，即从《雷雨》、《原野》时期的躁动向四十年代《北京人》阶段的沉静转化。钱理群把曹禺的《北京人》看作一首“生命的诗”，我们看到当他写到《北京人》的沉静阶段，他自己的笔调也从最初的峻急转为舒缓而诗意：
　　这确实是曹禺生命历程中发光的年代；这是被爱情、友谊、青春包围着的生命发出的“美丽而真诚的光”，秋阳般温暖、柔和，而略带忧伤……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眩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
　　“秋风吹一下泠泠的鸽哨响”，“恬适而安闲”……
　　“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
　　“在苍茫的迷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这混然有声的氛围、情调，意味着生命的闲适与从容，寂寞和孤独，淡淡的喜悦里暗含着忧郁的苦味。”在作者的笔下，曹禺沉静的生命阶段呈现出丰厚的韵致，从“郁热”期的激扬、极端、分裂而趋于内敛、沉潜、落寞，这是对生命和世界的一种超然而深邃的体味，同时又伴随些微的苦味与忧郁，多少近似于周作人的典型心境，一种“寂寞的悦乐”。这种“沉静”自然也构成了钱先生自己心向往之的生命境界。据本书的后记，钱理群在北大的讲坛上讲他的曹禺，有学生问他：“老师，你也经历了生命的‘郁热’期么？”他欣然作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正处于生命的‘沉静’状态。”这种沉静状态标志着走出“生命低谷期”的钱理群大概已获得了一种相对通达而超脱的心境，它顺应了“天凉好个秋”般的生命季候，是钱理群对他所步入的新的人生阶段的一种自我确认。进一步说，这种“沉静”同时也是钱先生在文化转型期自觉地为自己学术心态进行定位，而从更普泛的意义上看，它大约也透露着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者所面临的沉潜而寂寞的命运。
　　但我仍有点怀疑这种“沉静”的心态在钱先生那里依旧掺杂着些许的“郁热”。今天的钱理群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穿梭于高校的讲坛间，躬行他在曹禺论著中反思过的“演戏”和被看的场景；一如他的朋友赵园与汪晖当年描述过的那样，今天的钱理群仍旧常常头顶冒着蒸腾的汗，面对讲台下年轻而热切的眼睛。这一切也许说明钱理群先生与那种“沉静”的生命状态之间还仍存在一段距离吧。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八日于北京大学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钱理群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