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司马相如散议

　　秦并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专制帝国，但由于权力运作操之过急，士人蹈厉风发意气之消失远非政权的创立来得急速。当儒生搬出大套治国道理评说时政，始皇帝不能不采用果断猛烈而不失残暴的手段将他们置于死地，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威与文化传统之激烈冲突，最终酿成“焚书坑儒”这一白热化事件。春秋战国时争鸣不已的局面不见了，文人士子的声音渐渐消沉下去。刚开始建立专制政权的秦代由于经验不足而又不屑采纳百家之言，旋即也结束了短暂统治。
　　代之而起的刘邦，以其平民出身，没有高高在上的武断傲慢，反而成就了大汉帝国的事业。刘邦成功的一条秘诀就是善于用人。他基本上继承了先秦有为君主的工作作风，广开才路，任人唯贤，被他击败的项羽之致命弱点却正在于此。刘、项在政治军事上最终之成败实际上关系到对先秦以来士子地位待遇的认识深浅。刘邦在这方面显示了作为大汉帝国开国之君的风度。他的聪明同样还表现在大功告成之后，充分意识到功臣名将对他一家一姓江山所构成的威胁，也许这只是他的敏感，但他还是防微杜渐，变换花样翦灭曾经为他效犬马之劳的功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此后成为封建统治者谙熟于心、防御政权旁落的秘诀，士人才子只是他们用以掠夺权位的工具。“只可共患难，不可同享乐”，更使后代开国功臣无不对此心怀怵惕，越来越多的教训警示他们“功成身退”乃是功业成就之后惟一明智的选择。
　　真正想在政治上一展抱负的“义士”、“策士”、“谋士”率先遇到了危机，他们原来幻想的政权应由士人君主共担，君尊于上、臣敬于下的理想蓝图，被独裁政治一拳击碎。独裁者不需要有人与之共享成功的果实，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士的自由活动空间往往只存在于世道纷乱、朝纲无纪之时，这时未来的独裁者尚未确立他一家一姓的政权，需要士人帮助他们登上君主的宝座，功成之后再弃之如敝屣。
　　士之原初纯真美好的愿望被亵渎了，他们也渐渐学会如何放弃自己不符实际、大而无当的理想，在乱世危时凭借某种势力为自己创造政治资本，获取利益，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政治合作实际上成了名利交易。士人似乎总是比君主更聪明，他们有意无意地让已登基的君王解除顾虑：他们对江山其实不感兴趣，只是想从中攫取某种好处而已。于是君臣相欢，君主依然高倡唯才是举。新建立的专制政权必然更需要打手与工具，权臣、佞臣、奸臣就这样产生了，专门对付那些跟他们过不去的清官忠臣、仁人志士。
　　文人成为一种专门的身份是后来的事。最初的文化人总是介身于政治，先秦诸子即是如此。正如文史哲不分家一样，早期文人也身兼多职，他们甚至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如孔孟、老庄及屈原。当政治越发显示其专制性，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威也就逐渐分道扬镳，“文统”与“道统”相离。随着政治权位之巩固，它对文化的干预也就更为强硬，文人或文学成了政治的奴婢或附庸。但是文人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的命运，他们不时仍以政治家的姿态自居，他们忧国忧民，希望担负起天下重任，也自以为除他们而外无人能够胜任。秦嬴政一出“焚书坑儒”的惨剧无异给他们当头一棒，两汉时的文人开始学乖了，文人的多方面才能在退化，除了擅长写赋而外。这些赋专门写给皇帝看的，即使他们在赋中遮遮掩掩地表示他们亟欲有为的初衷——希望统治者能听取他们的讽谏，让他们在治国安邦中起点间接的作用。无奈他们的语气太不雄壮，他们的声音过于柔弱。
　　当然，他们的夙愿依旧，他们的政治理想依然崇高神圣，所以他们对统治政权已获得的成功，诸如国富民安，他们由衷感到自豪，他们理想中的明君圣主出现了。他们欣逢盛世，忘记了政治对他们的潜在压迫，或政治对他们的利用。司马相如正是这些文人的代表。
　　司马相如(公元前一七九——公元前一一七)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幸运文人，他的一生似乎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更未受到什么迫害。尽管汉景帝不喜欢赋，对他颇为冷淡，但他还是遇到了梁孝王和汉武帝。尤其蒙刘彻钟爱，他的赋作风行一时，享受到一介书生不易享受到的荣誉和实惠。他的作品没有痛苦挣扎，甚至没有迷惘彷徨，他的笔下是大汉帝国一片晴朗的天空和广袤的山河土地，以及在这片天空下人们明朗乐观的心境。
　　然而，汉代另一些文人却不得不面对政治权威的威胁，也许他们过于警觉，对个人意志与权威的矛盾过于敏感：“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扬雄《解嘲》)。独裁专制已不需文人为之出谋划策，仅需他们恭顺忠诚，所以贤而不恭的，不如不肖而恭。敢于说真话的司马迁遭殃了；洞察世情的扬雄埋头书堆，不求闻达，自甘寂寞；明眼旁观的东方朔千方百计周旋于君主之侧，以滑稽突梯的言行掩饰其伴君如伴虎的忧惧，违心扮演着文学弄臣的角色。当然，这时的矛盾冲突不是不可缓解，统一帝国的声威国势似乎就是先秦以来士人理想中“王道乐土”社会模型的具现。个人的意愿毕竟不是很重要的，在儒术独尊的时代，士人个人独立自由意识也未达到完全自觉，况且严密的集权统治及身为强国子民的自豪感，使这些虽有牢骚的士人不至于构成大规模的反叛，最多只是发发怨气，有叛逆意识者，只好独善其身去了。即使著书立说以发愤抒情，如司马迁、王充之类，统治者似乎也不以为意，他们对自己的统治有足够的信心。政治威势遮盖了个人自由意志的光芒，但是比起魏晋，这时的天空还是高的，没有迫于眉际的政治恐怖，文人们抱怨、抨击、进取，甚至攀附，皆得到各种形式的表现，这从汉赋庞大的规模气势不难得见。
　　司马相如享受着大汉帝国赐予的尊崇与有限的利益，屈原、阮籍所有的痛苦，乃至陶渊明式的无奈，都不属于他。在历史记载中，他的形象那么儒雅风流，有关他的故事总是带着古色古香的浪漫色彩。直至今天依稀可见，临邛卓氏大宅内高朋满座，语喧声腾，相如风度翩然，对案鼓琴。一曲《凤求凰》惊动了珠帘画屏后的卓文君。这位以才名美色闻名遐迩的卓氏寡女为相如的琴艺风姿所倾倒，在一个暗夜，私奔相如。卓王孙闻讯大怒，不予任何经济上的接济。相如伉俪只好开一家酒店自谋生计，文君当炉卖酒，相如自任伙计。不过，卓王孙终究还得承认这桩在他看来不太体面的婚事。其实无论从哪方面看，相如都是一个可以自豪的乘龙快婿，卓王孙应该相信他女儿的眼力。果然后来相如大得汉武帝赏识，凭借他生花妙笔，获得一官半职。只是不知何因，相如最终还是称疾回乡，辞官不做了。据说困扰他的是一种终日口渴的疾病，后人称之为“相如之渴”，大抵是很雅致的病。心眼瓷实的人考证说是“糖尿病”。
　　相如的爱情经历和奇怪病症一直成为后人的谈资，而相如的形象在后人心目中也飘然得很。他的一生与权力中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而他仿佛也更安心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御用也罢，侍从也罢，他并不打算让皇帝觉得他的政治才能远在文学才华之上，那种威胁只会给他带来麻烦。这也是所有不安其位的文人招致祸败的根本原因。自甘文人角色的相如，自然让武帝颇为放心，他的作品也成为刘彻偏嗜的读物，一篇《大人赋》使汉武“飘飘然有陵云气游天地间意”，《子虚赋》则令刘彻有生不同时之叹；《长门赋》挽救了濒临失败的一桩婚姻。相如或许无意介入政治，但其赋作却对武帝产生颇大作用，即使《长门赋》后人考订为伪作，然而认为相如赋具有极大功效，就未尝全是后人的无稽想像。相如以他的赋作打进政治中心，并让自己往返于这个中心，不管后人怎么看，相如的遭遇应该是极好的。可悲的或许只是这时代的文人与政治的联系仅限于这个层面。不过，什么样的位置才不可悲？在后人看去，相如不过是政权中心一个用来装饰的瓷瓶。一些雄心勃勃的文人们，或许认为不管朝政好坏，皆应与政治为敌。他们一心一意想进入政治中心，一旦进入后，又不甘被政治所同化，而又无力改良政治。他们在两难处境下不知所措，必然一再抱怨生不逢时，于是许多千载传颂的诗文产生了，一代代后继者再重复前人的经历和情绪，创作同样情怀激烈的文本，直至形成更大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司马相如相比之下，不免显得肤浅知足，他的作品雍容华贵而缺乏块垒激情，他的地位似是而非未被边缘化，而他的实际待遇则无异倡优。然而，谁若从司马相如的一生获得更深一点的启示，或许并非毫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