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超大规模国家的近代化

　　自纪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土地、人口和国家制度所构成的有效管治能力，一直远超于其他国家。除了间歇性分裂的时期，统一帝国所拥有的繁荣和强盛，远不是历史上其他帝国可以比拟的。就算到了国运转衰的清朝季世，在中国的传教士，也感叹这个衰弱帝国的庞大。连同传教士一起到来谋求通商的政客和商人，亦有鉴于中国的庞大而无法实行传统的殖民政策。最迟在道光年间，西来的殖民者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对付中国不可采取传统的拓殖政策，只可用武力逼迫中国开放门户通商和传教。当时最强大的英国，一面武力要挟通商和传教，一面提倡“保全”中国政策。他们吃不了，也不想别人有朝一日把这块肥肉吞下去。中国文明的规模，既让殖民者垂涎，又让殖民者无奈。正是超大规模国家的现实，造成了中国在殖民扩张时代独特的历史景观：“门户开放，一体均沾”。换句话说，西方列强涉洋远来，并不以掠取殖民管治权为重要目的，而这恰是他们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时的首选。中国适逢殖民扩张的浪潮来势汹涌之际，又逢国运衰颓的季世，最终能避过受殖民瓜分的厄运，它本身超大型的文明规模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超庞大的人类组织在遭受外来者挑战的时候长于防卫，但却短于转变，正应了“船大调头难”这句民间俗话。本来，顺利的近代化过程是多个层面可以相互配合的转型，比如殖产兴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现代科技和教育推广带来的知识普及，政制调整带来的法治秩序，民族主义生长带来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相互配合而成为相互兼容的人民日常生活。当然在相互兼容的演进过程中，多少有点儿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现代性自身也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如果它们能够相互兼容配合就不至于冲突到酿成社会灾难的地步。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转变可以接近于同步的配合，创出一个后进国家迎头赶上，参与全球竞争的局面。例如，近代日本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比中国晚十六年，但明治登基之后的一八六七年，即清同治六年，萨摩、长州等四藩的武士旋即策动“王政复古”，演变出一个既可以包容经济增长、现代科技和教育，又可以包容宪政秩序和狂热民族情绪的近代的“天皇制”，由此而开出日本式的“内圣外王”天地。明治时代因此而成为日本近代化的代名词。近代的“天皇制”所以能够创出，当然有其他历史因素，但导演这幕活剧的萨、长武士在当时只是一股弱小的地方力量，而偏处一隅的地方力量首先觉悟，策动推翻幕府的宫廷政变而能成功，在当时的日本应该看做是运气和奇迹，但在超大规模的清帝国，这种奇迹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即使控制宫廷，也不等于控制全国的局面。国家规模巨大使得作为制度创新手法之一的政变风险极高，仁人志士都要望而却步。庚子事变，慈禧带着光绪西逃。如果光绪复位能够解救国家危机，任何一支两千人的军队即可解决光绪复位的问题。而当时所有疆吏手下的军队都不止这个数，但他们都在静观局势演变，没有人肯在国家危亡中奋身一搏。疆吏首鼠两端的表现令当时的日本人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或者是疆吏软弱吧！但软弱背后的风险意识却是理性的。
　　超大规模国家的社会转型有它自己的独特历程，史学界讨论近代史时对这一点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国家的超大型会带来一连串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可以绝对肯定的一点是这个过程特别漫长。如果日本近代化的时间表是用年(year)做单位的话，中国近代化的时间表则是用年代(decade)做单位的。我猜想生活在这两个社会里的人对社会变迁有着不一样的时间感觉。因为人类的自然寿命都是相近的，当社会变迁的时间单位被巨大的文明质量放大了之后，生命则还是那样长。对历史而言，我们就生活在“蛄蟪不知春秋”的状态，仿佛走进一条长长的隧道，生命长久处于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的地方。
　　生活中的时间单位被独特的历史放大了之后，个体在历史中就更加渺小了。历史犹如一片混沌，它的混沌并不在于它比我们的生命更漫长，使得我们不能够站在结果的终点回首过去，而在于它的漫长改变了我们的时间感觉，我们短小的尺度无法丈量它如此庞大的身躯。我们不容易看清历史事件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连贯性，不容易贯穿起一个可以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的关于过去的故事。可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值得去尝试的。
　　我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各个演化层面不能同步相互配合。国家的基本制度里不存在一个在社会步入近代化过程的时候就可以将经济、政治、法制、意识形态等各个演化层面配合起来的架构。如果可以创出这样一个国家的上层架构，那一定是这个超大规模国家近代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源自更早的历史传统。就像上文提及的明治“天皇制”，它显然是日本古代政治传统里“朝幕制”的近代发展。假如不存在“朝幕制”，无论多么期望维新的藩士，都没有用武之地。一个可以统合各方面发展的国家上层架构在近代化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它协调各种目标和利益而不使它们相互决裂，从而避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它平衡各种目标和利益使一个层面的发展为另一个层面的发展创出生机而不是设置障碍；它使各种目标和利益都通向作为普遍认同的国家实在。很明显，近代中国缺乏这样一个国家的上层架构，各种努力不能统合，目标是混乱的。就个别的发展来说，它是有价值的，但由于它和其他目标的冲突，却引发了更深刻的社会危机。那种不能相互兼容和配合的情形，在近代史上随处可见。比如，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戊戌维新，它们留下的遗产却是士大夫统治集团的分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表现在“扶清”的义和团还是表现在“排满”革命党，都是既有政治秩序的消解性力量；民国初年民主的实践招致了割据；民族主义和启蒙思潮甚至也存在相互抵消的一面；自发性的市场经济的初步孕育被看成是道德的破产和人性的罪恶，招致了对资本主义的恐慌性的批判；国民革命的成功同时也摧毁了多年经济自然发展积累的成果；革命变成了没完没了的社会痉挛，等等。
　　当然，各个层面的社会演化不能相互配合并不等于一团混乱，并不等于近代史毫无成就可言。无论各种目标和利益怎样冲突，和近代化相适应的思想和生活事实，还是一点一滴地渗透入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中。毁灭过后又有新生，只是它们需要逐步积累，生长的过程非常漫长而已。各个目标不能同步达到，但却可以先后达到。每一个阶段的变化积累了下一个阶段变化的有利条件，当然同时也衍生了一些留待解决的难题，社会的转型就是这样先后相续。如果我们回顾一百六十年的过去并在此基础上猜测未来，中国近代化的故事很可能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挣扎与崩溃；第二章是主权重建；第三章是城市经济；第四章是自由民主的法治程序。每一章的名字代表了某个时期的努力和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不排除这个时期其他的努力和目标被掩盖了。实在是因为过程的复杂性，而故事只能挑最重要的部分来讲述。比方说第一章，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地方当然是士大夫阶级的挣扎和清帝国的崩溃，但并不是说崩溃过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那样理解历史就是太狭隘了。不要忘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经济组织就是那时候扎根于通商口岸的。
　　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后的衰落和崩溃其实不仅意味着一姓王朝的最后消失，在王朝不时更迭的古代史里其意义或许仅仅就是如此，但是在近代史里它还意味着一个曾经实行有效管治的国家制度的破产。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制度的破产，历史学家可以有多种解释，它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这个破产过程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作为社会中坚阶级的士大夫阶级不能自我蜕变，不能从“中古”的统治者变成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的新时代的统治者，因而也就不能承担重整国家带领人民的使命。他们在晚清时期的所有努力，只能是挣扎，而没有建设国家制度的意义。他们不能像明治维新时的武士那样演变成藩阀官僚，在武士们缔造的“天皇制国家”里继续承担原来的责任。在急变的时代只有挣扎本领的社会中坚阶级，它的命运当然只能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武昌起义，清室退位是士大夫阶级命运决定性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还有所表现，但已经不是舞台的主角了。士大夫阶级从社会的支配阶级变成被谴责和清算的对象，最后经由土地革命而彻底消失。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老练的统治技巧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走完了从显赫到消失的路程，这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想起来多少有点令人可惜，如果他们能够自我蜕变，能够洞识世界潮流，并且担当起重整国家的使命，至少近代中国社会不必经历如此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社会震荡。可是，平心而论，历史是给了士大夫阶级机会和时间的，是士大夫阶级自身胆怯无能而最终错过了挽救国家的机会。国家制度在他们手里不能有新生，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所以，归根结底，唱挽歌是没有意义的。士大夫阶级的命运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士大夫阶级的挣扎构成了一部晚清史的主要内容。在反抗命运的挣扎过程中，不排除士大夫有些微的制度创新的贡献，但这些极其有限的制度改变并没有丝毫涉及国家基本制度。因此，要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观察晚清政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清末新政，它们依然是士大夫阶级对世界潮流被动而无力的回应。我尤其不赞成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性质运动的说法。戊戌维新志士的出身教养、个人经验和行事方式都离所谓的资产阶级太过遥远，而他们身上的士大夫本色是一看就清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属于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就一定没有可能将国家带进近代的门坎，明治的武士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而是说中国的士大夫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如果他们有能力，戊戌维新就不是这个模式，也不是这个收场。本质上属于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在急变的时期完全有可能做出制度的调整，我们不一定要贴上一个新阶级的标签才能理解这些制度调整的含义。根本的问题在于殖民扩张时代的中国士大夫，他们本来迫切需要重整国家，造就一个能够协调各方面发展的国家上层基本架构，保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完不成他们应当完成的使命，而让国家崩溃了，留下了主权重建的难题给后人。面对事实，历史只能把士大夫的努力看成是对命运的挣扎，而不是走向新生的开始。
　　清室退位留下的权力真空很快就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填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和独立得到了保障，恰恰相反，它被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地削弱了。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世界体系，它是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进国家要得到承认，首先就要建立边界之内的有效管治。清帝国曾经是一个对境内实施有效管治的国家，哪怕它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但在殖民势力的侵蚀下失去了领土、关税自主和局部的司法自主。因此，清帝国崩溃之后中国的燃眉之急是重建主权，因为只有获得主权和独立才能进行国家和民生的建设。所谓重建主权就是重建有效的管治。一个有效管治的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府，都比没有政府强。这句话无疑最贴切那时中国的情形。在重建国家主权的国民运动中，最有意思的制度创新无疑是准现代的政党及其政党国家的出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昙花一现的民主实践，虽然是迈向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第一步，但毕竟不是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因为民初的民主实践注定是一个无法成活的早产儿。然而，政党统率下的国民运动却能够适应这个超大规模国家反抗殖民主义重建主权的实践。如果说短时期的“王政复古”造就了日本“天皇制国家”的话，漫长的国民革命运动造就了中国的政党国家。“天皇制国家”与政党国家无论其架构还是意识形态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日本通过“天皇制国家”抵抗了殖民主义的侵蚀，改正了不平等条约，重建了国家主权；同样，中国通过政党国家完成了相类似的进程。当然，所谓相类似是单指重建国家主权而言的，并不涉及经济发展、法治秩序等内容。
　　信奉主义、组织严密的政党的出现是中国重建国家主权过程的创举，探索和推动这项创举的人无疑是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人，或者简称之曰党人(Parties－man)。如果我们站在人事升沉更替的立场看清帝国崩溃到重建国家主权的这段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士大夫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党人一跃成为舞台的主角。党人没有士大夫的历史包袱，不必在一个列强争雄的世界里畏首畏尾。他们的目光比士大夫远大，对世界潮流的认识远比士大夫清楚。而关键是他们摸索到了挽救国家的具体途径：组织由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及其军队，通过武装斗争扫清国家统一的障碍，建立能够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政党国家。的确很难想像除了党人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得来的方法，还有什么途径能够挽救处于列强瓜分危局中的这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谈到这段历史，无法回避国共两党为争取不同前途而斗争的问题。两党的不同，主要是所信奉的主义的不同，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它们的民族主义立场显然是一致的。本来它们是有可能因相连和分歧而在共同推动的国民革命中发展出相互兼容的政治架构的，虽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把国共两党看成是绝对不相容，那也不符合事实。不过，两党共同创建未来国家的政治架构的可能性后来毕竟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格局影响下的，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那时的世界形势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交互激荡的局面。国共两党由意识形态不同而竟至于决裂，这或许可以从当时的国际局势得到一些解释。从长期的观点看问题，胜负不是重要的。无论是哪一个党，都是要重建国家主权的，都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我们越是站在后设历史的位置，就对这个事实看得越清楚。
　　国民党退守台湾而共产党开国建政，标志着重建国家主权的斗争大体上是结束了。中国成为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治的主权独立的政党国家。政府管治能力的恢复本来是为经济的正常成长创造前提，摆脱过去主权重建和经济发展相脱节的状况，使中国能够迅速进入城市经济建设的阶段。但事与愿违，建政后的经济不但走了弯路，政治亦有严重的挫折。这段历史距离不远，目前多有分歧，不容易得到较为客观的解释。我相信，这段历史脱离了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的世界格局是说不清楚的；同时，脱离了现代中国以国民革命方式重建主权的斗争也是说不清楚的。托克维尔论到法国大革命的“革命专政”和后来的社会震荡时，指认为它们是革命的后遗症。革命扫荡了社会自然演化生长的横向组织，它就只能依靠垂直的纵向组织来形成秩序。因为人事矛盾、意识形态差异和其他原因不能被纳入这个严密的纵向组织建构的人，就有可能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他们不是遭遇在敌对者的手里，而是遭不测于革命形成的新的“游戏规则”，而这是投身于革命的人绝对想不到的。五十年代以来的许多个人经验可以证明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幸而革命后的震荡终于在七十年代末期由于邓小平的主政而告结束。和世界史上其他经历过革命的大国相比，将近三十年的阵痛并不算长。
　　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然在于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富足，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和近百年来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政治目标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只有自由民主的法治秩序才能与充分的市场经济兼容，才能容纳高度的经济成就；反过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需要法治秩序去配合和保障。道理是不复杂的，但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如何掌握市场经济的成熟度推行允许的法制和民主，似乎并不简单。中国现时只是一个城市经济正在发展中的时期，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还需要在政党国家的架构内再发展数十年，才可能具备宪政的基础。因此，城市经济的建设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超大规模国家近代化的“瓶颈问题”，例如，巨量人口的城市化、中央权力系统与地方权力在不影响效率基础上的分离、政党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化等等，都要通过城市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获得解决或创造解决问题的基础。法治和民主的机制以及公民的素质，只能够在经济发育良好的都市里演化出来，这在超大规模的国家里尤其如此。这当然不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如果在城市经济建设这样关键的转型阶段，钟摆摆错了方向，那几代人的积累就会付诸东流，历史的钟摆要摆回来，又得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大国就是这样，当它强盛繁荣的时候，它的人民能够体验到小国人民体验不到的自豪和荣耀；但当它陷入内乱而衰落的时候，它的人民也要承受比小国人民更多的灾难和不幸。这是它的文明规模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