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浓妆淡抹总相宜？

　　“回家的路”，很诗意的名字，令人想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汪丁丁“美感叙事”的笔法，伴随着那一丝淡淡的乡愁，以及策划者的精心装帧，为灯下夜读书时的感怀又添了一道风景。
　　“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这是汪丁丁常说的。而这本书又似乎表明，“你怎样生活，就怎样言说”。飘来飘去的生活世界预示了某种生活的基调，浪漫、审美、自由或者属于汪丁丁的生活策略的实践感、现实感为这种基调由生活向思想向言说的转移做了充分的奠基。潜隐的一脉相承的，是由“审美”而连带出的一个或所有的“艺术的生活”的世界，巴门尼德说，说和思是一回事；其实，信仰、生活与说、思同样是一回事，这似乎是解读“美感叙事”时，还说得过去的一个逻辑线索。
　　当然，作者很可能还有更大的期望，即对抗、消解某一种或某几种既有的话语霸权，解构在场或不在场的知识-权力关系，亲自实践“建构”性的使命，继而为知识界专业分工之上的“知识异化”境遇提供可能的解决出路。这样，“美感叙事”就超越了《回家的路》所蕴含的内容，而负载了更加沉重的像一个“事业”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建构或者创新的艰难与复杂是无法言及的，所以在敬佩汪丁丁胆识的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勇气与负责任是一件事的两面。在地狱入口处跳舞，激励了很多读书人做了很多的事；可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在一个脱魅的现代性社会，偶在的个体如何在面对、承担、处理这个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界之际寻找生命的守护神是一个并不轻的问题。很多不经意的后果无法想像，也许是根本(如果有“根本”的话)无能为力想像的。
　　所以我恐惧“审美”(或审美主义、浪漫主义)，虽然其标识或代表的思想资源与路线是现代的，太现代的；所以我不得不扩张审美与“思”之间的张力，因为审美不仅仅预示着以浓妆淡抹的香艳为“思者”的“思”添上一些“美感”的装饰，有以文人自恋性话语取消“思”的位置的嫌疑，更是因为那种彻彻底底的“逍遥”的姿态，有可能在不经意间抽空“偶在之为偶在”的质地与根基。前一个原因是对汪丁丁“思”的持续性的担忧，而后者，更关键的，是提醒他警醒“适意自足、拈花微笑”的自我麻醉。
　　也许只有在不断的“什么是启蒙”的历史反思与自我追问中，发觉不仅仅属于个人性情的“生活史”的深层过程，才可能避免“真的锁链”，“善(良心)的城堡”，“美的牢笼”；才更是根植于启蒙，回应启蒙，回应现代性的一种态度，一种精神特质，一种生活。
　　如果埃利亚斯所言真确：根据某一种“社会学起源的基本原则”，每个个人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都再一次经历了他所处社会漫长历史的全部过程，那么生活于当下的我们，在反思我们与现在的关系，人的生存的历史模式，以及作为一个自主主体的自我的构成之后，在世纪回眸时是否还能坦然地说：“说吧，回忆”？
　　我们(偶在)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但我们“活着”的实践本身已包容了整个历史，典型的如两次世界大战、古拉格群岛、奥斯维辛事件等等更是构成我们“活着”这个事实的一部分质素。在怕与爱之间徘徊，回应阿多诺反思奥斯维辛事件时的断言——“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哲学”，我无力宣布什么，但直觉告诉我：二十世纪(太多太多的事件)之后，“审美”已然成为一个问题(其实，现代性以来，审美已然成为一个问题)。
　　也许还应辨析一下直观与审美的关系，观照审美的历史类型，进一步提醒汪丁丁自我解魅的彻底。但是，我觉得说得已然太多，太沉。或许臧棣的一首诗能补我想说而未说的，以此感谢汪丁丁“美感叙事”的尝试，并祝福他以及其他一样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朋友：
　　“必须去感受那飞翔的时刻/必须像打开一本异端的书那样/打开自己：正视那里的一切/
　　“我说的是必须，没有什么可含糊的/必须让生命的某些时刻/忍受并且记住/在黑暗中经历的某些事情/
　　“肉体必须有俯视的姿态/必须有足够的业余时间/与生活保持某种距离：就像苍鹰的翅膀/即使在电视画面里也能让人感到/它强劲的上升。它把一种饥饿/带到了接近天堂的高度。而正是由于/天堂的存在成为疑问，所以我说：‘必须’。”(臧棣《自由的另一面》)
　　(《回家的路》，汪丁丁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