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通”：“西学中注”还是“中学西注”？

　　自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之争就源源不断，在学界造成不少困惑。原因是，中学西学之争不仅关系到不同文化背景、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问题，而且还牵扯到民族感情。不过，这种情景毕竟改变了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格局，引进了一个新的纬度，从传统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维框架中又出一途，即我在这里称之为“中学西注”和“西学中注”的思路，由此使中国学术步上了无分中西、中西融通的阶段。
　　说起“中学西学之争”，必定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传统的学统开始面对一次深刻的危机，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梁启超“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绝对“单纯”的“国学”确实已经很难做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提出了“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的观念。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也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基础。而其中“学无中西”一途，可以说是王国维自己学术实践的一大特色。例如，在其《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就采取了“中学西注”的方法，用西方叔本华的思想来探索《红楼梦》的人生涵义和艺术价值。王国维之所以这样做，除了个人的学术感悟之外，还在于他已经清楚意识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文艺出版社，第180页)
　　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学术界，中西学研究互相推助，中西方文献互相参照的做法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使用，并且造就了许多领域的开拓和创新。从广义上讲，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渗透着一种“中西互注”的精神。从提倡“尝试”，到“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始终贯串着西方学术观念的参照甚至导引。至于在语言研究方面，基本奠定了用西方研究方法来分析、归纳中国材料的格局。显然，这并非意味着一种世界性、人类性学术胸怀已经建立。“五四”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西互注”是以打破传统、走向世界为主的，所以，中国传统的资源往往处于被“注”、或者被甄别的地位，往往不能体现出其世界性、人类性的价值。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提倡的“中西互注”的方法受到了挑战。不但王国维由此感到了传统中学的绝境，就连胡适也觉得有了重新“整理国故”必要，因而学界出现了提倡“国粹”的呼声。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在“国粹”不再的情况下寻找和提倡“国粹”，是一件有意义、但是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伯夷叔齐的方式已经不再受人们尊敬了。这也造成了“学衡”一流在学术上的尴尬处境。其实，回顾“五四”之后一段时间学术研究思路的嬗变，是非常有意味的。虽然“中西贯通”早已经为学界接受，但是人们对于“中学西注”和“西学中注”有着种种不同的着眼点。特别是由于进化论意识的影响，中国的“现实需要”远远强过于对于学术价值的估量，因此中西之取舍也逐渐趋向了单一化和功利化，结果用一个“主义”来解释一切的教条盛行，最后导致了新与旧的“断裂”，中西学术的空前隔绝。就这一点来说，就连胡适早期的学术研究，也多以“现实”为指归的，明显地体现出了西学的“理论指导”意义。
　　所以，在“中学西注”和“西学中注”之间，一直明显存在着“被指导”与“指导”的明争暗斗。当经历了从传统“崇经”到现代“迷信”的迷茫和萧条，重新进入了中外交流的时期之时，中国学界依然面临着深层次的中与西、现代与传统等问题。记得很多年之前，有学者在研究《文心雕龙》之中，提出要用西方的理论之光照亮中国传统之宝，曾经受到很多人的赞同，并且推动了对于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本人当时也深受影响和启发，开始尝试借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论，并且以为这是打通当代意识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一条好的途径。但是，这种“中学西注”的方法，依然存在着“文化偏至”倾向，其在发现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的同时，也导引了对于“本土”理解的忽视。其实，这并没有超出胡适“整理国故”的思路，最终很难摆脱既定的理论观念模式的限制。
　　也许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文化偏至”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无“偏至”，就无所谓中西文化。但是，这里关键还有一个“注”字。无论是“中学西注”还是“西学中注”，除去既定的理论意图之外，关键在于“注”得是否有根有据，能够在中西之间找到、发现沟通的真正的契合点，获得“相互推助”、中西融通的境界。
　　这种境界当然是很难达到的。除了能够“注”需要扎实学术功力之外，就中国学界的状态，长期以来，还滋养和助长了一种“理论迷信”，认为只要“懂”了某种高深的理论，就能一通百通，创造最“先进”的学术成果；所以，尽管达不到“注”，但是却能够“论”，洋洋洒洒写出大文章，建立新体系。这样，只能获得急功近利的效应，却不可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真正的学术建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亦经过几千年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况且中西文化的大交流，没有扎实的“中学西注”和“西学中注”，是不可能达到人类学术思想高峰的。
　　钱钟书的学术贡献，也许最能体现“中学西注”与“西学中注”之精粹。就以《诗可以怨》为例，就充分显示了“中学西注”的魅力。就刘勰《文心雕龙》中“蚌病成珠”之说，他就如数家珍列出西人生动的比喻作注，说明中西文学在感悟上有很多相通：“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的(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l'huitre)，作者的文笔(l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l'écc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痛苦的病料(wie die perle，die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像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像牡蛎的珠子(like the pearl in the oyster)。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也有人认为，钱钟书先生的学问缺乏理论性，这似乎与实际有所不逮。钱钟书一向非常注重做学问的理论方法，只不过从不轻易自以为是推出自己的“新见”；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对于西方的“体系”、“理论”的迷信，深深感到流行的理论模式对于学术的误导，所以宁愿在从细微之处做起，在中西文化的“管锥”之间进行开拓。而这种开拓，也正好反映了钱钟书的理论胸怀。例如，在《诗可以怨》的结尾处，钱钟书就提出了“中西互注”的重要意义：“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
　　显然，无论是“中学西注”，还是“西学中注”，都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和融合贯通的研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