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清留学或流亡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日本国民的尚武精神无疑令其深受刺激。梁启超与秋瑾虽则政治取向不同，却均曾详细描述过亲眼所见日本军人送行的场景，引发的感慨也与国运相关。
一八九九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大率每一兵多者十余标，少者亦四五标。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与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日本对军人的尊崇以及军人强烈的自豪感已让梁氏动容，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梁“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因将其感怀记入正在《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此则标题即取名《祈战死》。
无独有偶，一九○四年秋冬间，留日学生秋瑾去横滨访友，路遇为征俄士兵送行的人群。她笔下的场面更为热烈：
只见那送军人的人越聚越多，万岁、万岁、帝国万岁、陆海军万岁，闹个不清爽。……那军人因为送他的人太多，却高站在长凳上，辞谢众人。送的人团团绕住，一层层的围了一个大圈子，一片人声、炮竹声夹杂，也辨别不清。只见许多人执小国旗，手舞足蹈，几多的高兴。直等到火车开了，众人才散。每到一个停车场，都有男女老幼，奏军乐的、举国旗的迎送。
很显然，送行者已不限于亲友，而带有自发的性质。特别是“那班小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都站在路旁，举手的举手，喊万岁的喊万岁”，不禁使秋瑾生发“真正令人羡慕死了”的感想。把这“一大段感情”写下来，便有了《白话》杂志上登载的《警告我同胞》一文。
梁启超由“祈战死”的祝愿，想到的是“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祈战死》)。并进而申论，日本以“武士道”为“日本魂”，其“所以能立国维新”全恃此。梁氏以为，“尚武之风”除“由激励而成”，“朝廷以此为荣途，民间以此为习惯”，亦“由人民之爱国心与自爱心，两者和合而成也”。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便在铸炼成“兵魂”尚有先决条件：“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与“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中国魂安在乎》)。层层剥笋，归结点仍在政治革新，这正是维新派医治衰病中国开出的药方。
秋瑾的感情则颇为复杂。一方面，她很赞赏“日本的人，这样齐心，把军人看得如此贵重”，于是军人“都怀了一个不怕死的心，以为我们如果不能得胜，回国就无脸去见众人”，其结果，“今日俄国这么大的国，被小小三岛的日本，打败到这个样子”，秋瑾也禁不住由此寻求救国强国之道；另一方面，所谓“征露”(“露西亚”为“俄罗斯”的日译名)，实为日本“同俄国争我们的东三省地方”，使秋瑾痛心的是，“我中国的商人，不知羞耻，也随着他们放爆竹，喊万岁”，因此，在“羡慕”之外，秋瑾“又是气愤，又是羞恼，又是惭愧，心中实在难过”。晚清居日的中国人，便常常处在这样尴尬的情境中。
实在说来，令晚清国人钦佩的近代日本尚武精神的形成，与明治以后日本扩张势力的迅速崛起密不可分。梁启超感慨系之的说法：“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其实也有时限。其所谓“日本之诗歌”，在随后的“吾尝见甲午、乙未间，日本报章所载赠人从军诗，皆祝其勿生还者也”(《祈战死》)，已有清楚说明。而“甲午、乙未间”，正是造成中日两国关系逆转的那场战争。当年阅读赠人从军诗的梁启超，必定与秋瑾有着同样的难堪。一个世纪后，我又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这些明治二十七八年(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日本军歌集，翻阅之下，便很能准确体会梁、秋的苦衷。
若论日本军队士气的养成，军歌实有大功效。征清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一八九五年六月发行的《大东军歌》题词，写的正是中国古语“以壮军声”。用汉文作序的鸟尾小弥太，所述更为形象：
整然阵列矣，炮铳忽相交，雷怒霆振，将士争先。敌亦必死激战，胜败未决也。时闻嘹亮之声、铿锵之响起于吾军，怒者益怒，振者益振，如山崩、如潮涌，吾兵突前，敌军辟易矣。乃知有军歌之于战阵。其效过于后援者也。而日本军歌创作的高潮，正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肇端。鸟尾的《大东军歌序》说得明白：“近者王师伐清连战连捷，新作军歌者甚多。”这才有了《日本军歌》、《明治军歌》、《大东军歌》诸集的蜂拥而来。而到一八九四年十一月，附录《讨清军歌》的《征伐支那之歌》，竟已累计印刷至第十版，则其销行量之大不难测知。
翻开这些百年前的陈旧出版物，一股浓重的血腥气仍扑面而来。不妨抄录几则《明治军歌》的曲名以见一斑：以东亚国家至今极为反感的日本代国歌《君之代》开篇，以歌颂太阳旗所代表的日本帝国的《大皇国》殿尾，其间尽为《旭旗》、《大和魂》、《日本刀》、《凯阵》、《膺惩》、《拔刀队》、《连战连胜》、《进击》、《军舰》、《火炮雷鸣》等夸耀日军战无不胜的歌作。《大东军歌》区分更细，不仅有“皇国之歌”、“陆军之歌”、“海军之歌”的分别，且说明其使用场合，如《海行》为“对将军及与之官阶相当者敬礼用歌”，《皇国》为“军队相逢时所用歌”，一般葬礼上唱《舍命》，葬礼途中唱《吹笛》。最耸人耳目的，是紧接在《君之代》后面的《海行》歌词，直译成汉诗，头两句便是：“海行水渍尸，山行草生尸。”而此歌又被分别谱曲，作为陆军与海军的军歌。大约当年的日本军人颇喜以此意象显示勇武与牺牲精神，这类词语在军歌集中于是举目皆是。“海军招魂祭祀之歌”，也干脆采用了《水渍尸》名篇。
在一八九四年七月开始的那场战争中，清朝军队接连受挫，损失惨重，国家内部机制中的严重弊端，至此已暴露无遗。而此战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尤其至关重要。若能一举战胜，其意义不只是征服了亚洲最大的国家，而且，打败千年来被日本尊为文化导师的中国，也有利于摆脱传统心理，迅速“脱亚入欧”，确立争霸世界的自信。因而，除一般性的宣传鼓动外，直接动员对清作战的歌曲，在此期出版的军歌集中也大量存在。《明治军歌》中即有《膺惩》一首，开头便说：“膺惩清国，清为吾国仇。”《连战连胜》也将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征清战略步骤，以歌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后一段所述，“追逐逃跑的敌兵，进入奉天城”，“追击遁逃的敌舰，冲向北京城”，正是希望通过反复的咏唱，使每个士兵对这一征战目标牢记不忘。而《日本刀》中夸赞的“日本男儿的决心”，刀锋所向之处，落地的也应当是中国士兵的人头。在血流成河与尸积如山之上，造就日本军人征服者的满足感，军歌在此过程中为虎作伥的效用，实不容忽视。
军歌创作还有用于军队以外的考虑，在当年，它也曾努力吸引国民普遍参与。为配合军事行动，当时日本的报刊上，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以使扩张意识深入人心。从专门收录《读卖新闻》悬赏作品的《大东军歌》第二部分“月之卷”，可见其一斑，也因此才会有梁启超与秋瑾亲眼目睹的送行场面。而出于迅速传唱的需要，不少歌词纷纷借用西方的现成曲谱，以和词西曲的形式面世。如《明治军歌》中的《日本男儿》一歌，作词者为落合直文，却配以《婚礼进行曲》的曲调。把凶残的战争与快乐的婚礼合为一体，真是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来，此举倒确能体现日本政府以征服战争为盛大庆典的全民动员舆论导向。
对于晚清志士而言，接触这些歌词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知耻为勇”以及“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一九○二年，《新民丛报》连续刊出蔡锷(署名“奋翮生”)的《军国民篇》一文，以实行军国民主义为救国方策。文章推究中国缺乏尚武精神而衰败的原因，分列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等八条。其中既有与梁启超、秋瑾相同的军人入伍以为荣耀的场景描述，也以西方与日本为例，强调文学与音乐对于培植军国民主义的重要意义。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歌词，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返观中国，则“自秦汉以至今日皆郑声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气，弥满国内”，军队“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因而“乌得有刚毅沉雄之国民？”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十一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黄遵宪得梁极为欣赏、“以为妙”的鼓励之词后，又“将二十四篇概以钞呈”，且自述其得意心情：
如上篇之敢战，中篇之死战，下篇之旋张我权，吾亦自谓绝妙也。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一九○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致梁启超书》)
黄氏的自得与梁启超的赞赏出于同一种期待，尤以梁对黄作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更为明显。他不仅在连载于《新民丛报》的《饮冰室诗话》中重新全文发表《军歌》(一九○三年二月《新民丛报》二十六号)，而且在随后创作的《(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班定远平西域》里，将黄作中的《出军歌》与《旋军歌》两部分，分别移花接木于剧本的第二幕《出师》与第六幕《凯旋》的结尾，并配上曲谱，让两千年前的汉朝士兵，高唱起黄遵宪的新撰歌词。不可否认，在歌颂祖先的拓边业绩中，既表达了期望国家迅速强大、摆脱受奴役地位的正当要求，也隐藏着对强权政治的认同与对西方殖民政策的歆羡。
而黄遵宪之创作《军歌》与梁启超之赞赏《军歌》，其用心与梁的学生蔡锷相同，在《饮冰室诗话》中有明白表述。追溯中国衰弱的根源，梁氏以为音乐也难辞其咎：“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间最重要的是：
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之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欠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
因而，“往见黄公度《出军歌》四章，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近来又见全文，更令其叹服，于是亟亟公布，与读者同享。梁启超显然认为，黄作在振起国民的尚武意识、使国运转弱为强方面，可发挥巨大功效。即从“诗界革命”的理想而言，黄遵宪的《军歌》也当得起典范：“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被梁启超“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的《军歌》，其每章最后一字连缀起来，正构成一句激励士气的口号：“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歌词分为《出军歌》、《军中歌》与《旋军歌》三部分，前段以宣扬爱国精神为主调，诉说中华古国的光荣历史以及近代遭受列强欺凌的耻辱，中间表现军队奋勇杀敌、征战得胜的英雄气概，末段畅想取消不平等条约后，中国在兴亚抗欧中的主导作用。录各篇首章以见其概：
出军歌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军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旋军歌
金瓯既缺完复完，全收掌管权。胭脂失色还复还，一扫势力圈。海又东环天右旋。旋旋旋！
黄作又曾收入一九○四年出版的《小学新唱歌》，说明其确曾作为歌曲传唱一时。
而生性好奇趋新的梁启超也不以从旁鼓吹为满足。一九○五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技痒难熬，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为便于流传，《从军乐》采用了《梳妆台》(又名《十杯酒》)的流行曲调。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为避文繁，节抄首、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梁启超对此作显然相当满意，在《新小说》发表《班定远平西域》的次年，即一九○六年，又特地在《饮冰室诗话》中为《从军乐》撰写了一条，自称：“虽属游戏，亦殊自熹。”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黄诗《军中歌》第二首作：
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根据黄氏前引信，可知其为诗人极为满意的片段。梁作亦于第二章表述：
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爷娘慷慨申严命： 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黄、梁军歌里的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言壮语相激励。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最明显的莫过于一九○一年《杭州白话报》刊出的一首题为《国无魂》(哀军人之不振也)的新乐府。全诗可谓隐括梁启超的《祈战死》与《中国魂安在哉》二文而成：
欧云美雨从西降，洞户重门尽开放。堂堂中国好男儿，谁能含笑沙场上？军士原为国之魂，乐莫乐兮是从军。胡为从军泪如雨，牵衣哭上城东门？壮哉东洋好男子，仗剑从征出乡里。爷娘妻子走相送，万口同声祈战死。生老病死人之常，谁能千秋万载长？与其局促死牖下，何如为国死疆场？吁嗟乎！东有狼兮西有虎，南有矢兮北有弩。我国魂兮其归来，国无魂兮将无主。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以日本军人为楷模，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只是，晚清的军歌创作始终限于“诗界革命”的范围，即以军歌振兴尚武精神仅为文人的浪漫理想，其未能有效提高军队战斗力亦可想而知。何况，军队乃是国家机器，倘不改变腐败已极的清朝政体，倡导谱写军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不见效于当时，并不意味着无意义。夸大军歌效力的思路，倒真切地反映出晚清先进知识者救国心情之急迫，及其为寻求强国之路，曾经如何百计千方，呕心沥血，令百年之后的我辈仍钦敬不已。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于东京弥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