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精神探索的“路标”

　　一九○五年，在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俄罗斯帝国，发生了一场标志着现代性转向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整个民族在精神和物质上准备的不足，革命仿佛只是举行了一次代价昂贵的演习，最后归于失败。此后，政治上出现了高压恐怖，经济发展趋于停滞，俄国社会的发展陷入了自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据有关人士统计，大学生自杀的事例逐年增长，一九○四年二十例，一九○六年七十一例，一九○七年六十例，至一九○八年增加到了二百三十七例。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孤独和空虚。
　　失败的革命充当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一面精神的镜子。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普遍堕落的时代，恰恰是一个最需要忏悔和救赎的时代。在这方面，作为精神探索者的知识分子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的当下时刻，知识分子所需的并非是自我张扬，而是自我批判。我们惟有通过忏悔和自省才能进入新的意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九年三月，七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论文合集，名为《路标》。文集出版以后，所引起的反响是空前的，初版不到一年时间，便再版了四次，有二百二十多篇文章对之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赞者视其为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节日”、俄国社会走出政治困境的“路标”和“预言书”；贬损者则指为“自由主义变节行为的百科全书”。在这些评论文章的作者中，既有思想家，如米留柯夫、梅列日柯夫斯基、罗扎诺夫、特罗别茨科依、列文、罗立叶、彼舍霍诺夫、科瓦列夫斯基等等，又有政治家，如列宁、加米涅夫、斯托雷平等，也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别雷、楚柯夫斯基、莎吉娘等。
　　在与各方意见的辩驳和交锋中，《路标》的撰稿者对各自的主要思想和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使之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在随后的年代继续影响俄罗斯文化，并且越出了国界，对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现代性转向发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英国的批评家尤金·兰珀特在论述俄国的现代主义运动时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路标》包含着俄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片断，是俄国现代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一些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
　　无疑，《路标》一书的时论性和道德宣谕特征十分明显，我们知道，在各类文字中，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政论和道德说教更容易过时了。但是，《路标》却超越了这一囿限，其思想脉络直至二十世纪末也仍然没有中断。那么，支持这些文章超越了时代囿限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除了所涉及的问题之复杂和阐发的深刻以外，洋溢在各篇文章中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精神正是其魅力所在。本着对历史和真理负责的态度，《路标》的撰稿者宣称：“一九○五年十月十七日我们走近了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斗争炽热时未能加以关注，那么现在，充分地评价俄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贡献的同时，我们应该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反面。在以与社会政府齐头并进的公开演讲著称的新俄国历史的转折中，不能不清楚地认识到俄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养成过程给俄国历史发展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这样，《路标》的撰稿者就从哲学、政治、伦理、宗教、心理、教育与法律等多种文化角度，较为全面地对知识分子在俄罗斯社会变革中存在的失误和缺陷进行了清算和批判。
　　《哲学的真和知识分子的真理》是《路标》的开卷之作，在这篇文章中，别尔嘉耶夫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的哲学认识普遍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准上。由于政治专制主义长期的外在压迫和保守的思想传统的内在钳制，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探索带有很强的功利主义目的，一般并不追究真理的绝对价值。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更多地与社会的实践功利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些场合下，甚至等同于正义、善和幸福，等等。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特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俄国以后，其中的哲学之真被社会情绪化和功利目标所歪曲，变成了“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守旧派和民粹派”。在功利性原则的引导下，俄国知识分子往往把一些具体的和局部的存在转化成了抽象的和普遍的存在，把一般的工农问题拔高到世界拯救问题。事实上，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只是以空洞的理想和口号抹煞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意识中，现实高于理性，利益高于真理。某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引发他们的兴趣，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民族的利益，能否承担起引导人民从事现实斗争的任务；至于哲学创造的存在和形而上的真，则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因此，他们更乐意接受那些关注分配和平等问题的思想体系，不论其是否具有生产和创造的价值。新康德主义也好，实证主义也好，经济批判主义也好，黑格尔主义也好，尼采哲学也好，只要依据那套体系能够使自己的斗争理想合法化，知识分子就可以全盘接受，甚至为此不惜颠覆最深刻的和最本真的哲学。
　　对哲学的独立意义进行否定，使得俄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受制于肤浅的功利目标，不可能真正深入地洞察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到一条符合俄国社会发展的出路。为此，别尔嘉耶夫呼吁：“我们在精神上需要对真之本身价值的体认，需要有面对真的谦卑和以它的名义做出放弃的准备。”这就是说应该把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与哲学的真进行有机的结合。如此，知识分子才能摆脱外在的奴役，转向新的意识，获得精神的自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塑造新的个性和新的灵魂。
　　司徒卢威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剖析了知识分子在俄国历次革命中的作用和局限。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充满幻想与激情，落实到行动上则是草率而不够踏实，其具体表现便是，迷信多过信仰，斗争大于创造，狂热压倒了理性，偏执高过宽容。他们的言行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的特征。根据他的分析，一般民众卷入革命的原因不外乎：自身沉重的社会苦难，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他们长期受压抑的本能和欲望，以及由此激发的愤怒，等等。这是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于是，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政治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甫经接触，就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激发了模糊的本能，并且让这种本能与时代的喧嚣混杂在一起，用自己简单的公式与这些喧嚣和本能联结起来。
　　在革命的准备阶段，知识分子没有借助系统的教育工作，来进一步帮助民众锻造自觉而清晰的个性。他们没有能够以自己原本应该具备的理性来提升民众的本能，没有用有关个人的责任来要求民众，只是一味地以狂热的宣传来鼓动他们，力图使自己拥有众多的信徒。其结果是，造就了一股盲目的无政府主义力量。在最需要集中精力从事政治教育和政治自我教育的时候，激进的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发动了革命，号召民众起来行动，去发泄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争取他们的权利。在整个革命的进程中，权力意识压倒了责任意识，愤怒的情绪代替了理性的判断。但是，愤怒的情绪发挥了作用以后，便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情绪沉寂以后，革命的真正时机却错失了。与此同时，反动的势力又得以复辟。知识分子的一切努力只能付诸东流。
　　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著称，他们的英雄主义事迹也一直作为承担十字架的光荣而为世人所崇敬。对此，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就“英雄主义”的渊源和内涵进行了梳理，发表了精辟而独到的看法。他发现，由于俄国社会的悲剧性质，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孤立地位，他们与土地的隔绝，物质和精神双重的贫困，严肃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逆反心理。这就是说，在苦难和迫害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先天地秉有英雄主义狂欢的秉性。他们仿佛自打出了娘胎便幻想着成为民众的救世主，甚至是全人类的救世主。这样，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徘徊于两极之间，一方面，他们面对民众有一种深重的负疚感和犯罪感，崇拜民众的道德水准，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平民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将民众视作拯救的对象，认为后者是需要精神“保姆”加以看护的智力上的未成年人。这种态度所造成的隔膜是深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知识分子仿佛脱离了车厢的火车头，在虚假的自我感觉中，独自朝着一个朦胧、暧昧的远方奔驰而去。
　　由于精神的篡位，知识分子给自己设定的英雄目标远远超出了日常可能的范畴，有时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在他们看来，“考虑自己的个性是利己主义，是一种无耻的行径；只有那些考虑社会，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并且为普遍利益工作的人，才堪称真正的人”，受到这一观念的鼓励，无原则性、个人责任意识的淡漠、专制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语言大于行动，等等，都从这只潘多拉的魔盒中飞了出来。他们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卑微的劳动者，不屑于关注日常琐事，为了标举最高原则的旗帜，断然舍弃了情感、意志、个性和自由，常常选择一些超乎自己能力之上的虚无缥缈的重负。因此，他们无法面对现实，不能适应生活，不堪日常生活的繁琐与沉重，其极端的例子，竟至于发展到对生活本身的逃避，英雄主义的豪迈具有讽刺意味地沦落成近乎自戕的行为。
　　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崇尚集体主义；然而，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崇拜、惟我独尊和个人主义，却是一种强烈的离散元素，潜在地具有反集体的特性；而对于讲求合作和团结的革命而言，这种反集体的特点是无益而有害的，它是严重危害革命的腐蚀剂。此外，俄国知识分子盲目地崇拜自我，热衷于宏大的目标，也使他们的意识中滋长了一种“超人式”的非道德主义，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我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这一目的，我必须从道德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如果这一切是我实现理想所需要的，我便赋予自己生杀予夺的特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在英雄主义的面具下应运而生。最终，由于手段的不堪，美好的目的也不得不流于虚幻或走向自己的反面。
　　与布尔加科夫的上述看法相类似，弗兰克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中，揭示了知识分子在为民众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口号背后潜在的虚无主义本质。俄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信仰是，民众的幸福是终极的价值。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满足大多数人(亦即穷人)的需求，帮助他们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一切价值、一切理想都必须服从这一目标。倘若其他的斗争目标与之发生了冲突，为了保持信仰的完整性和纯粹性，知识分子便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择取前者而摈弃后者。可是，由于财富的获得经常与暴力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俄国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对财富一直怀有某种恐惧感，他们不仅把财富看成生活的奢侈品，认为它们会扭曲穷人纯朴、公正和善良的本性，而且把财富看做世界的堕落和恶发生的根源。这样，他们原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给穷人带来财富，结果却在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对财富的敌意。
　　俄国知识分子一向关心精神和肉体上的弱者，努力给予怜悯和爱护。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上述错误的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凭借自己已经达到的文明程度来提升他们，帮助后者变得坚强起来和富裕起来，反而只是把着眼点放在分配和均等的问题上，致力于使财富消费化和零散化，而并不考虑财富的生产和创造问题。他们中的部分走极端者，甚至将底层人们的言行作为人类的智性和道德的楷模，把底层的生活作为人类的生活准则，把贫穷作为纯朴、善良和优秀的同义词来看待。这样，禁欲主义的道德得到了虚无主义的信念的支持，知识分子由最初对贫民的爱蜕变成了对贫穷的爱。
　　这种畸形的爱又催生了对世界莫名的仇恨。我们知道，仇恨作为一种负面情绪，它更多地诱惑人类去从事破坏活动。于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破坏的力量战胜了创造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爱和创造是一种向心力，破坏和仇恨是一种离心力。正如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依存关系一样，没有以创造来证实破坏，没有以爱为归宿的仇恨，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活动。俄国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掉进了虚无主义的陷阱，所谓的追求民众的幸福便在这个陷阱中化做了泡影。
　　与上述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进行反省的做法相呼应，《路标》还从教育与法律层面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伊斯柯耶夫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指出，俄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家，他们不知道家庭教育的影响，不会从牢固的家庭传统中汲取强大的力量，“父母无力影响自己的子女。……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坦诚的关系，更有甚者，他们之间还经常会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一些隐秘的敌意。孩子的心灵避开父母心灵，在‘对峙’中成长”，至于学校教育，其情况更糟糕，孩子们在学校里仿佛置身敌对的阵营中，似乎到处布满了欲置其于死地的阴谋，教师和学生相互为敌。面对学校和老师，孩子们期望取得最优秀的成绩，只愿意付出最少的劳动，把自己的灵魂在学校和教师面前隐藏起来。于是，欺骗、狡诈和虚伪的蔑视，成了孩子惯常使用的武器。如此，学校的地下文化畸形地发展了起来，中学生更多地在同学友谊中获取非法的知识，接受各式各样文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中学生的成熟，往往伴随着他对老师、父母及周围人等的轻蔑，并且，他越是能够对上述人等表现出傲慢和自尊，便越能博得同学们的拥戴，成为群众领袖。
　　俄国的大学生又是如何地度过这段宝贵的时光呢？他们仍然不是受教于教育者，仍然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同学圈中，在中学生时期已经培养起来的傲慢情绪在此刻更是膨胀得无以复加。他们将自己幽闭在狭小的天地里，除了实习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劳动，甚至连听课必须的课堂笔记也不做，“只有在考试或排演前，他们才会疯狂地死背那些配合教学大纲的简要教参及大量复写的摘要”，他们骨子里蔑视科学与文化，认为仅仅因为需要领取毕业证书才去学习它们，相当一部分顺利毕业的人，甚至除了教科书以外，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
　　这些大学生一旦离开他们的那个圈子，便无法融入到其他的文化之中，只能置身于空寂的旷野上。对民众而言，他们始终是“先生”，而对他们自身来说，在大学毕业以后继续大学生的生活当然也不可能。他们不懂物理的初步知识，不认识祖国的地图，弄不清历史的脉络，至于生活本身所呈现的种种难题，更是令他们束手无策，因此，等待他们的命运便只能是堕落。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那种现象，“昨天的激进派分子，社会幸福的热烈崇拜者，今天开始否认一切思想和一切社会工作”。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可怕的，“在个人生活中，他们无聊、邋遢和混乱不堪；在工作中，他们敷衍了事；在社会事务中，他们崇尚专制制度；并且他们完全缺乏对他人个性的尊重”，在这一点上，他们哪怕在道德含义上都无法取得民众的信任；“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是一群孤独无援的患者，无论是自己内在的素质，还是他们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他们都不可能战胜专制制度，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们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获得胜利”。
　　作为一名法学家，基斯嘉柯夫斯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保卫法律》一文中考察了俄国知识分子法制意识的薄弱现象。他们只看到法律的暴力含义，看到它的强制性，对自由的束缚，对义务的强调，对权利的剥夺。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东西一直远离他们所向往的崇高目标，因此，他们经常予以蔑视，“俄国知识分子不尊敬法律，也从来看不出法律的珍贵”，“我国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还处在与警察国家形式对应的发展阶段”。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纪律只能由法律来构建。一个有约束的社会和一个法制完善的社会——是能达到共识的”。根据这种观点，法律的内容可以得到另外的解释，亦即法律最主要的和最本质的内容是自由，尽管它是外在的，受社会环境制约的；但是，这种外在的自由是实现人的内在自由和更为绝对的精神自由的保障。遗憾的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哲学、宗教、文学，更不是法律；他们关注人的自由，却忽略了对自由的保证。
　　在俄国，律师从来都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它并不以其公正、无私，仅向法律提供最高服务等特征受人重视；至于刑事审判，在很多场合甚至变成了某种复仇的武器。知识分子法律意识淡漠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黑暗的反动势力猖獗一时，知识分子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缺乏法律基础和保障的情况下，甚至无力确认俄国人民没有法制的境地。希望找个理论公式来明确这种法制的存在都不可能”。在革命的年代里，他们甚至不知道，在取消旧的法律之后，需要设置新的法律。没有新法律的设置，仅仅是简单地取消旧法律，只会导致旧法律一时不起作用，随后又会精神抖擞地恢复原样。
　　尽管《路标》撰稿者的身份各不相同，立场和观点也不尽一致，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就是，一九○五年的革命之所以失败，除了纲领和策略上的失误以外，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残缺和道德上的堕落，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俄国的变革，如果不以知识分子的精神变革为前提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在二十世纪初为俄国知识分子树起了精神变革的“路标”：“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考验，俄国知识分子应该走向自觉，进入绝对价值的行列——个人的自我完善”，“应该修正自身，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
　　(ВеxH.Сσорнυк сΤаΤеǚ о русскоǚ υнΤеллигенции.Москва，1909.《路标》，别尔嘉耶夫等著，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月版)